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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讨论珍珠港事件前中美关系的学术著作中，特别是英文著作很少有人深入地去分析影响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因素。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胡适和陈光甫不但是中国政府对美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策划人。二人在美国的工作表现也促使中国政府在1940年之后改变了它的对美政策。本文论述了在中美关系上胡适认为重庆政府应采取的对策和策略。本文出自《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有所删节。齐锡生，芝加哥大学博士，代表作有《中国的军阀政治》《剑拔弩张的盟友》。 无论吾人对胡适个人的脾胃或是知识的倾向究竟持何种看法，他作为一个外交官，其工作成绩最后必须接受鉴定。 就胡适而言，有两个因素影响了他的外交行为。一个是他对外交工作本质的认知影响了他如何去界定一个外交官的工作范围和权限；另外一个是他向中国政府建言的质量和他认为哪些是可以经由中美互动去达成的结果。这两个因素都对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后果。 胡适对重庆的忠告——“苦撑待变” 为了历史的公道，在此也必须指出，胡适虽然和重庆政府领袖们不断地争论政府政策的正确性，但是对于抗战却从来不曾是悲观主义者或是失败主义者。相反地，他坚决相信美国最终将为了保护它自身的利益，选择适当时机和日本一战。 然则在美日开战成为事实之前，中国的自处之道究竟应该是什么？胡适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苦撑待变”。 这个观念早在1937年就已经在胡适心中逐渐形成。他在1937年12月26日致陈布雷的电报中首次写道：“适等深知国力之艰，待援之迫，然此时舍苦撑待变一途，实无快捷方式。” 胡适之所以提出这个观念或许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不久前日本攻击了在长江航行的美国兵舰（1937年12月12日），在美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这使得胡适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美国原先的“厌战贪和”心理并非言语笔墨所能改变，然而一旦日本对美国施加暴行，则人民情绪将急速改变。 这从美国人民的排日心理和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因此设若类似事件再发生几次的话，则战争必将难以避免。而胡适能够接触到的美国“政府要人”（亨贝克？）也向胡适传话：“只要中国能支持，必有意想不到的转变。”换言之，胡适的“苦撑待变”并非凭空设想，而是得到美方官员的信息而衍生的理念。 自此之后，胡适在与朋友的来往书信中经常提及这个观念。到了1938年10月20日，胡适在致蒋介石的信件中更进一步地正式使用了这个观念。 胡适对当前局势做了一番分析，他向蒋介石说明，美国运用它的国力去为中国争取和平的时机尚未来到。但是胡适也指出，苏联和美国都不愿意中国去和日本进行和谈，因此苏联才会向中国提供武器，而美国也向中国提供借款。有鉴于此，中国的最上策就是“苦撑待变”。 不久，胡适在一次演讲（纽约，1938年12月4日）中首度公开推出这个观念。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支持对于中国抗战至为重要，因此中国必须坚持作战，等待改变的到来。 随着时间转移，胡适对于这个观念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对于它的内涵也逐渐说得更清晰。“苦撑”的意思是中国必须竭尽一切自身的力量去作战，并尽量延长作战时间。而“待变”的意思是中国必须耐心等待世界大局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这个观念作为一个口号，颇能精确地表达胡适心中对于抗战中的中国所能做的选择，也表达了他的对美政策目标和他心中的外交到底可以为中国取得何种成果。 诚然，胡适从来未曾宣称他可以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未卜先知，但是他的思想发展确实是前后一致的。早在1935年，胡适就已经形成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一旦做出抗日的决定就必须准备去承受“绝大牺牲”，独立苦战三四年，领土大量沦陷，国家受到严重破坏，然后太平洋战争才可能爆发。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必须做好孤军抗日的心理准备。胡适1937年10月1日在旧金山的一场演讲中表达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美国迟早会被卷入战争。他说：在我们的世界里，战争与和平都是不可分割的。 假如一场战争进行得够久的话，它就会把其他的国家也拉进战争。不管人们是倡导中立法或是和平主义论调，都无法使他们置身战争之外。同样的那些侵略国家中愚蠢的好战者，他们既然能够强迫人们参与上一次战争，他们也同样能够把人们拉进当前的这场战争。按照这个逻辑，胡适所致力的目标就是鼓励中国咬紧牙根单独作战，一直等到其他国家被迫参战为止。 1938年夏末，胡适告诉陈布雷：“欧战必演成大战，甚难挽回。”这样就会使国际局势为之活跃，而“我必须咬牙苦撑，立定脚跟，始能利用此世界动态”。 在上述1938年12月4日于纽约市的演讲中胡适把这个想法说得更为明晰：中国的最后胜利必须依赖两个因素：一，它必须坚持继续作战，而它也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作战。二，在中国的长期抗战中，国际情势很可能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对日本则不利。 1939年1月，胡适自认为已经从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中看出了几个令人振奋的端倪，其中包括：美国给了中国经济援助，而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它也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备去对抗日本的威胁；等等。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向胡适提供了更多理由去相信中国的耐心等待（苦撑）最后必将得到结果。在1939年4月19日的会谈中，罗斯福告诉胡适，中国应该坚持抗战，因为世界局势可能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爆发，则日本和苏联的关系必将恶化，甚至引发战争，而这对中国一定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不爆发，则日本可能希望寻求和平而相应去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 胡适电报向蒋介石报告其与罗斯福会谈经过，而在胡适眼中，苏联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及欧洲局势的发展，都与他原先所预期的颇为相符。这就使他倍感自信。 1939年8月3日，胡适又向蒋介石发送一份详细报告，阐述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他反复强调，虽然世界大局的发展并非中国所能掌控，但是中国的坚持抗战仍然是强迫日本在国际上冒大风险的最有效方法，而这也是中国唯一能够做到的。 胡适列举了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些措施去证明它们全部都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把美国1917年和1939年的态度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胡适认为世界大局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单方面废止美日商务条约只能迫使日本面对左右为难的选择，那就是要么向美国让步，要么导致美日关系全面破裂。胡适接着以他本人对于日本国民性的了解作为依据，预测美日关系破裂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 毫不奇怪，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认为胡适言之有理。因为胡适终究是中国人中最有资格解释和分析美国政治社会现象的权威，他的言论当然具有分量。再说，蒋介石本人也希望事情的发展果能如他所愿。 因此，一直到1939年初，蒋介石依然习惯性地透过胡适去看中美关系。当蒋介石在1939年4月18日初次听说罗斯福刚刚把大西洋舰队部分兵舰转调到太平洋地区时，立刻感到非常振奋，认为罗斯福终于拿出勇气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但是当美国和日本关系不断恶化而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好处时，蒋介石对于胡适观点的准确性又逐渐丧失了信心。 正如本书第四章将会更详细地说明，蒋介石对于胡适处理中美关系的信心在1939年到1940年春天急速降低。在此之前，胡适之所以能抓住蒋介石的注意力，就是因为他为蒋介石指出在地道的尽头可以看到一缕光明。 然而他却不能告诉蒋介石那个地道究竟有多长。从重庆立场来看，中国能够从美国获得援助的希望，甚至美日之间爆发大冲突，都不过只是影响中国抗战前途的众多因素中的一部分而已。在中国境内，抗战进行得极为艰苦，财政情况则更为拮据。 在国际上，凡是有能力帮助中国的国家（英国、法国、苏联）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出于不同动机而对中国进行伤害。到了1939年底时，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在当前状况下，它实在无法再“苦撑”下去，而“待变”逐渐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中国逐渐警觉到一个更可怕的可能，那就是在“变”给中国带来好处之前，中国就可能会全盘崩溃。 这些情绪最终让蒋介石摒弃了胡适所建议的“待变”外交方针，而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途径——把宋子文派遣到美国去。 事实上，蒋介石和胡适两人在七七事变前，对于中国如果进行对日抗战可能导致的后果，彼此所持的看法其实并无太大差异。简言之，蒋介石的信念是“攘外”必须首先“安内”，而胡适基本上也同意这个看法，认为中国对于日本不断地侵略必须暂时忍气吞声，以换取更多时间去达成国家统一，并且训练一支强大军队。 如前文所言，胡适1935年就已经认为中国在能够争取到西方国家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之前，必须准备好具有单独作战三四年的能力。同样地，蒋介石在1937年也曾明言，中国千万不可奢望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但是可以希望最终必定会战胜日本，因为他估计日本军队仅仅是在地面上进攻到四川省，就至少需要花费三年时间，而日本由于受到本身资源限制，根本无法把战争支持如此之久，更何况国际上反对日本的势力也必定会在这段时间内形成。这就是蒋介石对于抗战胜算的基本看法。 当胡适和蒋介石二人同时从中国角度去审视国际局势发展时，他们最终会得到相同的结论，这个现象并不奇怪。而他们也确实相信国际大局发展将越来越对中国有利。 在抗战最初的年份里，蒋介石对于美国事务的陌生感，使他自然地高度依赖胡适的信息和判断力。即便是到了稍后的岁月里，当蒋介石对胡适的依赖程度逐渐减低时，他对国际变化对于中国所能产生的影响，依然大致和胡适的看法相同，这也仍然能够让人理解。但是面对这些国际变化时，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和中国到底有多大能力可以独力支持抗战？这几个重要问题终于导致他们分道扬镳。 胡适所主张的“苦撑待变”有其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更何况如果仅仅是把这个主张和美国政府长期的外交政策相对照的话，它的正确性也似乎言之成理。但是胡适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听在蒋介石耳中却毫无吸引力，因为从他的立场看来，胡适政策的致命伤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苦撑”到国际局势“变”到可以让中国受惠之日。 换言之，即便是胡适所指望的美日关系恶化果然正如他所预期，在此之前中国早已不堪战争负荷而败亡了。这就不免引发了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胡适到底是否充分了解中国此时所承受的痛苦？抑或是他去国过久，以致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严重隔阂，对国内的军事溃败和财政危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 我们必须记得，胡适是在淞沪会战进入高潮之际（1937年9月）离开中国的。当时全国上下的民心士气正处于亢奋状态，而此后在他担任大使期间没有回国述职。 尽管胡适在国内的朋友不断地向他传递悲观信息，并且大声疾呼要求美援，但是胡适可能依然无法切身体会中国在他离开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变得多么虚弱。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情况则大不相同，因为这是他每一天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1939年底，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战事调查，称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11月底，仅仅是中国官兵的死亡人数已达1218462人，而日军自称死亡官兵为3万~4万人而已。抗日战争到此已经进行了约17个月，相比之下，中日甲午战争只持续了8个月（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而且战斗稀疏），日俄战争也只持续了16个月（1904年2月至1905年5月，而且双方都不在本土作战）。 如果依照日方的算法，中方在1937年的官兵死亡人数约为80万人，1939年约为40万人。鉴于蒋介石并没有指斥日方数字造假，而抗战结束又遥遥无期，则国民政府如何能“撑”便成为每日每时最大的挑战。 照理说，外交工作的重点是运用说服力去为国家达到其目的。如果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胡适在美国的任务基本上并未达成。 他对任何美国政府原本没有打算去面对处理的问题，都尽量避免去向美国提出讨论。这些因素也让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胡适在美国官员心目中有那么好的人缘，特别是在白宫和国务院，尤其获得喜爱。但是胡适的这种作为，也放弃了他成为中国一位有效率的外交官的机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绝对不可以到一个外国驻地，只是表现得客气和谦让并因此而取悦于当地政府。 不幸的是，胡适的个性却让他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式去执行任务。在他着意向地主国表示温文儒雅和维持中国“国格”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放弃了他的基本职责，而沦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外交官了。 胡适的行事作风不禁让人怀疑，一个弱国的外交官，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去奢谈“尊严”“风度”等问题？对于一个正处于生死交关的国家而言，它在任何时候或许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扯起喉咙大叫大嚷地祈求外力援助。 而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当初把胡适派送赴美的主要动机。如果外交官开不了口去争取援助，这个外交使命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胡适在私人行为上，能够表现出咬紧牙关默默承受苦难而不失身份的美德，但是把它转移到处理国家事务时，就变成不合时宜的低调了。而胡适再三引以为自豪的“无为”政策，却正是出于这些低调，使他在外交战场上打不开局面，从而严重地妨碍了执行大使任务的效率。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公众形象和内心感情之间有着重大差异。他内心明明对中国军事挫败感到极端沮丧，但是在公共场合还是表现得高度乐观。举例说，广州沦陷的消息对于陈光甫和席德懋在心理上都造成了严重打击。但是胡适还能够安慰他们两人不要泄气，其所持的说辞是，虽然他们三个人离战场距离最远，但是他们是中国剩下的最后（外交）军队，因此绝对不可放松自己的职责。 这些话听起来颇有慷慨激昂气概。岂知几天后武汉又告失陷，胡适禁不住在日记中写道，在过去15个月内，多年来所有的噩梦都已经成为事实，而在过去12个月来所有的指望却没有丝毫实现的可能。即便胡适看不到美国有援助中国的迹象，他依然鼓励中国政府一定要勇往直前，继续抗战。 最让重庆政府日益感到灰心的是，胡适的“苦撑待变”口号不过是唱高调，内容空洞。胡适从来没有说明，在国际局势“变”了之后，中国究竟能够指望得到何种好处？在国际局势必然改变的前景下，胡适下一步的建议或许还是激励中国做出更多的苦撑，乃至了无止境。 当胡适在1938年10月第一次向重庆政府提出他的主张时，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在当年11月国会选举后将会给中国的处境带来显著的改善。但是在国会选举以及一年后各种其他的改变都相继发生之后，胡适依然只是提到黑暗地道的尽头有一丝光明，但是提不出更具体的希望。 有关这一点，胡适在重庆最忠诚的支持者的反应最能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之所在。翁文灏是胡适在重庆的好友中，最初全心全意支持“苦撑待变”说法的，而且在其他领袖推动和平浪潮时（1938年），翁氏曾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支持胡适的论点。 但是到了后来，就连翁文灏也写了许多信要求胡适积极争取美国援助。因为作为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翁文灏非常清楚中国到底还有能力“苦撑”多久。 到底要“苦撑”多长时间？胡适自己倒是提供了一些信息。虽然他从未明白说出中国在得到有利的改变之前还需要苦撑多久，但在1938年10月间却提供了一个历史先例作为参考。 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了菲力浦斯·拉塞尔（Phillips Russell）出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一位文明的美国人》（Benjamin Franklin: the First Civilized American），书的内容是富兰克林作为美国使节，如何在法国奋斗了八年时间，最后成功地为美国借到2600万法郎借款。 胡适在日记里对于这段史实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让陈光甫和他自己都受到莫大鼓舞，因为富兰克林和今日两位中国使节的处境大致相同，因此他们必须拿出耐心，去“苦撑”得更长久些。 假如当时重庆政府领袖们得知胡适把富兰克林当作“耐心”的楷模，一定会大感恐慌，因为没有政府领袖能够相信自己能够苦撑那么长久。但是胡适却也实在提不出更好的方案来分担重庆政府的忧虑。 胡适的“苦撑待变”模式最大的缺点，是它既缺乏想象力，又完全使中国陷于被动。假如中国政府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依赖自己的国力去进行抗战，而任由其他国家去推行各自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它大可以停止外交活动。 胡适主张的被动性，最终含义就是放弃外交。即便是期盼的那个“变”终于到来之后，中国依然可能得不到所需要的外援去抵抗敌人，反而是可能被其他国家利用去作为一颗棋子，帮助它们去减少人力物力的损耗，而不是有利于中国本身。事实上，正是这个可能性，不但在此后变成中美两国间的严重摩擦点，也在珍珠港事件后变成中国和西方盟邦之间的冲突所在。而这些发展都完全超出胡适的预料。 回顾胡适的“苦撑待变”四字真言，始用于1937年12月，而前文所引蒋介石在10月底的日记。关于“苦撑待变”思路其实比胡适早一两个月即已形成，也比胡适所言更为缜密和具有逻辑。这恐怕是胡适的支持者始料未及的史实。而且胡适的“苦撑待变”是他不厌其烦向别人开导和推广的观念，即便是向蒋介石也是多番唠叨，语气近于教授对学生的开导。 而胡适所不知道的是蒋介石早已在同样的思路上走了一大段路程，当他听到胡适拿出这般循循善诱的教诲姿态时，或许真是觉得啼笑皆非。难怪他有时会忍不住提醒胡适，他并不是像胡适所想象的那般无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