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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潮州府商品经济活跃，民众竞奢、赌博成风，“怪异”之事多发。如嘉靖初年“鸽变”事件，堪称“怪异”之典型。所谓“鸽变”，系指民众投机买卖鸽鸟，造成当地社会动荡，甚至引发“剽夺”的事件。“鸽变”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当时逐利拜金的民情风气，也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社会经济已深陷“奢靡陷阱”，积重难返。 “鸽变”事件厉禁不止 潮州府地处韩江流域，所辖海阳、潮阳、揭阳、程乡、饶平、惠来、镇平、大埔、平远、普宁、澄海十一个县。嘉靖三年（1524）九月，潮州府“鸽鸟价值百金”，而引发鸽鸟行情看涨的则是一种被称为“四停花”的鸟雀。据史料记载，所谓“四停花”，是一种自中原地区传入的观赏鸟，“菊冠紫衣，首尾纯素”，按羽毛颜色别等折价，“以墨绿为上，红紫为次，其品色名号不一”。“四停花”一入潮州，便“人争尚之”，价格也是一路飙升，“初值仅一二金，稍长至十数金，殊未之觉也。已而转相夸艳，价遂腾踊”。这种阖府“炒鸟”的行为，导致“百姓废业，商贾罢市，人情汹汹，道路剽夺”。黄少詹作《广东通志》，书之曰“鸽变”。（隆庆《潮阳县志》） 为平息“鸽变”事件，潮州知府王袍严禁民众“炒卖”鸽鸟，但是“厉禁之不止”。兵备佥事施孺巡视潮州，“令骁勇搜捕”，甚至动用武力平息炒卖鸽鸟行为。然而，官府虽然厉禁，但“民犹不悟”。直至“飓发海溢，始稍息焉”。（光绪《潮州府志》）突发的自然灾害仅仅延阻了事态发展的势头，此后潮州炒买炒卖鸽鸟之“余风”进一步发展为“赛鸽”“斗鸟”的博彩竞赌活动——“养鸽赌赛者，以认路远近为胜负；或养画眉或养山鸪竞斗，能胜者得高价”。 货利风习滋生“炒鸽”骗局 其实，“鸽变”事件系奸商为牟取暴利而精心设计的一场“炒卖”骗局。明代陈天资纂修的《东里志》就指出，“鸽鸟之变，起于奸商之狡谋”。奸商的行骗操作大致如下：合伙二十余人，挟赀千余两，分为两伙，一伙从南门入，凡遇鸽鸟，则三五金，或十数金，悉尽买之；一伙从北门入，亦云买鸽鸟，倡为四停花、一条线、黑青纯绿、杂花之号，或数金，或十金，尽买之。或转卖与其徒，或得数十金，及增至百金。这种炒作行为，使得“市民炫惑”，以为可得利而趋之若鹜，而奸商则饱欲而去，乃至“一郡哄然如狂，竟坠其计而不之觉也”。实际上，“鸽变”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实乃明代潮州府民众“货利之习”使然。 明代中期，地处韩江流域、山海之间的潮州府，海外贸易频繁，工商业兴起，市镇增多，经济商品化繁荣。史载，弘治（1488—1505）以来，潮州“士习浮夸，商竞刀锥，工趋淫巧”。（嘉靖《潮州府志》）随着商品意识浸润，财富成为民众公认的社会价值标准，民众“货利之习”愈演愈烈，崇拜金钱，追逐钱财不择手段。既然“炒卖”鸽鸟可以获得暴利，民众自然竞相趋之。如晚明潮州籍士大夫林大春所言：“鸽变”事件“非物之能自为变也，人心之变使之也；亦非人心之自为变也，货利之习趋之也”。明中后期，活跃的商品经济与盛行的重商思潮及金钱至上观念等，持续刺激潮州民众的物质欲望，民众道德心理倾向渐为“物质欲望”取代，越发痴迷于金钱与物质享受。这种“物质欲望”主要通过“炒卖”商品等巧取豪夺方式及竞奢炫富等消费活动实现，而非通过生产技术提高与生产方式革新等途径来增加财富。有这种“物质欲望”泛滥的风俗土壤，发生“鸽变”事件也就不足为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