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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变”事件折射“奢靡陷阱” 荒诞怪异的“鸽变”事件，不仅反映了潮州地方民俗的拜金倾向，更是当时社会经济陷入“奢靡陷阱”的明显表征。 有明一代，潮州经济发展经历了由衰而兴再由兴转衰的历史曲线。明初，潮州经济衰蔽，史载“洪武十八年（1385）……潮州多绝户，荒田税粮令民赔纳，至鬻子女不能给”。后经百余年发展，潮州经济至明代中期渐至鼎盛。然而，这种“新气象”仅仅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却是田地多荒芜，市井萧条。究其原因，“奢靡陷阱”是重要原因之一，而“炒买炒卖”则是“奢靡陷阱”环境下的主要经济方式。 改变明初潮州经济凋敝景象的是海运贸易。潮州不仅拥有庵埠、柘林、樟林、汕头、南澳等天然良港，而且韩江穿境而过，将港口与内陆航道连接在一起。潮州民众利用优越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海运贸易。“富家大贾往往以势利相高，公然修造大船，遍历诸部，扬帆而去，满载而归，金宝溢于衢路，彼小民者见之目夺心骇”。（隆庆《潮阳县志》）然而，海运带来的巨额财富，仅被用作奢侈性消费，并没有转变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也非用于革新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这造成潮州经济发展后继无力。更严重的是，生活的日渐豪奢，促使攀比、拜金和浮华之风盛行，悄然腐蚀着原本质朴、恬淡的社会风气。如潮州士人林熙春称：“吾乡曩时好稼穑而乐樵采，有古先民遗风。迨市廛逐末，四方辐辏，日以雕琢……驯至于今，则耕樵化而为纷华毕露矣。水陆争奇，第宅错绣，鲜衣丽裳相望于道。”万历《广东通志》亦载：潮州“子弟之坏，务奢侈，比顽童，橒蒲歌舞，傅粉嬉游，于今渐甚。” 民众沉溺于“奢靡陷阱”，痴迷于“炒买炒卖”等商业投机活动与巧取豪夺等敛财方式，“鸽变”等类似事件自然滋生。经济陷于“奢靡陷阱”的恶性循环，不仅直接导致社会经济由盛转衰，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风气的腐败，进而导致社会整体失范。 “奢靡陷阱”加剧社会危机 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政府腐败严重，国家对地方社会特别是韩江流域等偏远地区的控制力日益削弱。随着韩江流域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市场对农产品需求量增大，并引发盲目垦荒。潮州府于嘉靖三十一年有田29038.78顷，万历二十年（1592）则增加到36002.69顷。由于大量边际土地及生态环境脆弱区变为耕地，而晚明又处于“明清小冰期”，气候寒冷，天灾频发，从而导致严重饥荒。林熙春在《救荒议》中称，潮州“惟是民间已竭，十有九饥。”（《潮州耆旧集》）小农及平民贫困化加快，贫富分化加剧。 上述背景下，类似“鸽变”的投机事件不仅极易产生，其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会加剧社会危机。晚明潮州籍士大夫林大钦对当时逐利拜金风气造成的道德沦丧及社会混乱有过形象描述，“自迩年以来……为民者尚刁风以倾轧，全丧其良心。财产不明，则献入势豪；忿争不息，则倚资权门。富贵之家，侍门第夺人之土；强梁子弟，事游侠欺孤寒之心。婚姻惟论财，而择配以德之义疏；朋友尚面交，而责善丽泽之益少。丧祭重酒礼之费，有忍毁其亲之尸”。社会正义的制度性崩坏，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的兼并事态，使得“豪强未抑，弱者常被其吞并”。贫困小民成为韩江流域豪强大族“收编”与“扩充”势力的主要对象。 随着兼并愈演愈烈，以宗族为主体的基层社会势力“并起”，攘夺国家及地方政府控制的社会权力资源，从而使地方社会支离破碎，政府对潮州地区的控制力被极大削弱，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省级重大项目“明代以来韩江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2016WZOXM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