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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际，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内地，在与儒、道等中国本土思想的碰撞中，逐渐开启了本土化进程。隋唐时期，佛道二教昌炽，韩愈、李翱等儒者举起“卫道”大旗，攻击佛教不敬王者、不事君亲，“不忠不孝”。面对挑战，唐代僧人法琳、宗密、神清等强调佛教治世修心、劝善规过的主张和功能，与儒学忠孝观念殊途同归，并初步阐发佛教孝道观念。在此基础上，宋代僧人全面系统地完善了佛教的忠孝观，进一步推动了佛教中国本土化和世俗化进程。 笃孝修戒：孝亲与持戒渗透融合 北宋前期，僧人契嵩仿照《孝经》体例，作《孝论》十二章，“拟儒《孝经》，发明佛意”。契嵩将“孝”与“戒”的关系演绎为“孝为戒先”，提出“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调和了儒家伦理与佛教戒律之间的矛盾。他强调“孝”是戒律的依据，持戒修行是践行孝道的方法，即“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笃孝，笃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圣人之正胜法也”。 契嵩以佛教“五戒十善”比附儒学“五常”，认为儒家以仁义礼乐治人，佛教以心性道德修心，“孝”虽然是儒家伦理观念，佛学亦讲孝亲，持戒修行与伦理道德并不冲突，且修行佛法可以更好地发明广大孝的理念，是为“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就僧人如何践行孝道，契嵩提出“养报—德报—道报”三个进阶层面。“养报”为侍奉父母，诚心尽孝；“德报”为助父母依顺佛教，了解大慈大善之德；“道报”为导父母参透真谛，超脱生死轮回。 在疏解儒释理论矛盾的同时，契嵩也将儒学思想和礼仪规范导入佛教仪式。契嵩比拟儒家丧亲守孝思想，提出佛徒应为父母遵循丧制，“心丧三年”。契嵩还强调为祖师守孝，“居师之丧，必如丧其父母”。尽管在佛教原始教义中，宗教性的法缘宗法关系可被理解为父子关系，印度佛教僧团中便有“和尚看弟子，当如儿意看。弟子看和尚，当如父意看”的说法，但其中并无“孝”的观念。宋代以降，《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嘉泰普灯录》等谱录体著作不断丰富完善，使佛教宗派内部传法世系形成一张紧密错综的关系网，师徒之间成为可与世俗血亲相比拟的法缘关系。契嵩将行孝的范围扩大至对祖师的尊敬与守丧，既暗合了佛教教义中的法缘关系，又巧妙避开了对僧人违背社会伦理的批评。 北宋末年，祖师荼毗葬法进一步走向仪轨化，葬仪过程中比拟儒家传统增加了“孝子”“孝人”等观念，并以清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至南宋，清规中又增加了祖师忌辰等规定。《入众须知》首次提到“祖忌念诵”，即十月初五达摩忌，安排香花供养，念诵讽经或出班烧香。此外，另为开山祖师念诵酬经。《丛林校定清规总要》“当代住持涅槃”条目中，记载了葬仪中吊慰孝子、分俵孝衣、法事次第、衣盂估唱等内容。 至南宋，僧人诗文奖忠说孝，援儒入佛倾向更为明显。有些僧人更是亲力亲为地践行世俗孝道，保持与血亲的直接联系，身体力行地照拂父母。如僧道璨，与世俗血亲往来甚密，在书信中直以父母兄弟相称，并屡次提及“道璨不肖，漫游四方，未能忘母”的愧疚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