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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臣拜君：理顺神权与王权关系 “以孝至忠”是儒家治国理念的重要概念，宋僧调和了“持戒”与“孝亲”之间的矛盾，对于“忠国”也提出了疏通方法，从而确立了沙门对世俗王权的臣属关系。 宋太祖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问当拜与否，僧赞宁以“见在佛”喻宋太祖，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宋太祖遂以为定制。至此佛、儒二教关于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的持久争论尘埃落定。尽管此后仍不乏统治者崇佛佞佛现象，但神权与王权之争已不再被视为政治问题，对于佛教“不拜王者”的批评也渐渐平息。沙门与王权的臣属关系，在僧人自称以及寺院日常开堂仪式中也有体现。僧人上疏皇帝的劄子中，自称为“臣”；除圣节外，僧人开堂前需为君主祝圣，《禅苑清规》《入众须知》中录有为皇帝祝圣祈福的内容。《丛林校定清规总要》“新主持入院”条目载，敕差住持上任时，需手捧敕书，于佛殿前感谢圣恩，念诵“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僧某，恭奉圣旨，住持某寺。臣僧某，上感圣恩，下情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 既已对君主称臣，佛教僧众便有护国之任，加之宋僧在修学方面具有优厚的环境条件，使得他们可以借助自己掌握的知识，参与策论。契嵩在《论原》中讨论了“教化”“刑法”“问兵”“王霸”“君子小人”等议题。契嵩提出，欲达成“大政”“至政”，首要做到“至诚”“至义”，凡事合乎“中正”。至于如何行“中正”，首先要做到赏罚分明，其次在于推行“教化”。官府应做到修礼仪以正己，方能推行于人民，实现制度与教化的通容。作为僧人，契嵩对“刑法”与“用兵”之事的讨论为前代所未有。契嵩认为，政教为治国之根本，刑法只是末端辅助，君主治国需“重其本而不重其末”。对于军事，契嵩认为兵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固然不可不用，但需“发于仁而主于义”，发兵的目的在于维持仁义，君子仍需“尚德”。王霸之争是北宋君臣不断讨论的议题，契嵩《问霸》一文认为，君王应以诚信立世，以德行统国，不彰显权势，不怀功自傲；在谈论何谓“仁孝”时，契嵩认为，“圣人爱子以义谓之仁，事父以礼谓之孝”，天下应效法舜为子、文王为父之行。契嵩的上述主张，其出发点早已不是超脱六道的佛教，而完全进入儒学的传统语境，就其内容来看，与北宋儒者所主张的“回向三代”“仁义之治”“贵王贱霸”等观点亦完全契合。 随着南宋政权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僧人的忠君爱国思想亦愈加炽烈。释宗杲自比“忠义士大夫”，称自己“虽学佛”，“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释文珦在《事君尽忠行》中留下了“为子当尽孝，事君当尽忠。凡人不知此，斯与犬豕同”的诗句。 儒佛相混催生三教合流 宋僧不断改造与中土文化相龃龉的修行仪轨，“孝子”“孝人”等观念的出现，为君主祝圣祈福活动的日常化，使其逐渐脱离印度佛教的历史语境，逐步完成中国化、世俗化的改造，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人陈澧有言：“自唐以后，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大约自唐以后，儒者自疑其学之粗浅而骛于精微，佛者自知其学之偏驳而依于纯正。譬之西方之人向东行，东方之人向西行，势必相遇于途。”宋代僧人的“援儒入佛”，并不是生硬的理论嫁接或知识拼凑，而是通过一系列理论绾合和概念建构，将儒学之精神内核——世俗伦理，融于佛法的普遍观照之下。如前所述，契嵩所发明的“养报—德报—道报”的孝亲模式，将以世俗之“养”为内涵的儒家之“孝”并入以超越世俗为终极目的的佛教之“孝”，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佛教思想对儒家“孝”概念的重新诠释。与此同时，尽管此“孝”已非彼“孝”，但作为本土概念，“孝”本身的世俗色彩，亦无法被真正彻底荡涤，而成为佛教必须面对和包容的一部分。 对世俗伦理的包容和世俗权威的让渡，使得佛教在宋代以后再没有遭遇大规模“火书庐居”的“灭佛”打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后儒佛二家在“形而上”层面的较量则日益激烈。僧人不断发微儒家的道德观与仁义理论，而儒者借用佛教的斗争武器和理论装置，终在朱熹理学体系大成之后，夺回对形而上世界的解释权。只不过此时的儒学已非汉唐儒学，而成为浸润了佛道思想、三教融摄的新儒学，佛教也成为真正定着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