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对约勒斯的批评 《简单的形式》出版以后，曾引起欧洲学术界褒贬不一的热烈讨论。例如，汉约斯特·利克斯费尔德(Hannjost Lixfeld)认为，约勒斯对前文学的与文学的、简单的形式与艺术的形式的划分与雅各布·格林将自然诗与艺术诗剥离的浪漫派观念相近。其实，约勒斯本人在讨论阿尔尼姆与雅各布·格林的论争时明确指出，“我重复一遍：这场论争与我们自己的概念区分是一致的；一百多年前阿尔尼姆与雅各布·格林这两个浪漫派讨论的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时代也极为重要，这是关于诗歌与文学创作的问题。我用这些形式规定想做的是，试图对这两个对立找到一种新的理解，通过一种形态学去规定这些概念并由此阐明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概念在当时叫做自然诗与艺术诗，我们称为简单形式与艺术形式”(第250页)。卡尔·舒尔策—雅德认为，约勒斯的尝试的意义在于，他追寻了部分地处于文学科学视野之外的文学形式。约勒斯的形式概念正如风格概念一样不清晰而且难以运用。约勒斯对圣乔治的讨论有诸多失误和不准确之处，圣乔治与模仿无关。约勒斯对格言、案例、回忆录和笑话表现出许多敏锐的促进，但也有许多失误，尤其是对传说和童话。卡尔·舒尔策-雅德(Karl Schultze-Jahde)尤其不相信对简单形式与当前化的简单形式的吹毛求疵式的区分能够成立，他认为，约勒斯本人使这种区分变得十分困难。瓦尔特·贝伦德松(Walter Berendsohn)从民俗学的角度指出，约勒斯的“形式”不是现成的简单体裁，他的立足点显然是文学科学而非民俗学。与另一些复合的艺术形式如艺术童话、传奇故事和长篇小说相比，约勒斯描述的形式当然是简单的，他没有说出的意思是，这些简单的形式是沉落的文化财富。由于不涉及心理动机，所以恰恰从民俗学立场来看，这些简单的形式过于抽象。但在约勒斯之前，前文学(字)的形式世界还没有像在《简单的形式》中那样被全面、深入和富有成效地把握过。民俗学家对这项深入的研究当然极有兴趣。我们不能把传说当做神话的后续体裁(aftergattung)。贝伦德松认为，恰恰从民俗学的立场看来很遗憾的是，约勒斯试图把握前文字的形式却没有从民众的口中收集大量资料，而是常常使用文字资料。约勒斯创造的两个新概念“案例”和“回忆录”，前者涉及法律规范，后者涉及历史学，都与民俗学关系不大。贝伦德松理解的民间叙事艺术的基本形式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活在民众口头的真正传统的体裁，它们与所有文学有本质不同。 塞巴斯蒂亚诺·洛尼格罗(Sebastiano Lo Nigro)指出，约勒斯的一个缺点是，他想撇开具体历史发展的某些典型特征而得到某个民间文学作品原初的理想形式，没有逐个研究相关传统的文本。但我认为，这些批评有吹毛求疵之嫌，因为这根本不是约勒斯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也不是研究简单的形式必须考虑的问题。约勒斯明确指出，他研究的是简单形式的“内核”或本质，而非简单形式的当前化或当前化的简单形式，因为“简单的形式在变成当前的时，已经丧失了它的某些本质。从方法论上说，确定文学形式就意味着，要尽可能在它还没有获得某个固定的方向而完全是它自身即简单的形式时来把握它”(第60页)。另一方面，简单的形式也与个人的心理因素无关，因为它们是一些不变的核心。正如约勒斯所指出，“这条辨认和区分单个形式的道路超越了当前化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在当前化中向我们呈现出来；我们从中才得知了简单的形式本身；在简单的形式中，我们又重新把握了这种精神活动”(第296页)。这实际上是一条现象学的还原之路。 当然，约勒斯似乎没能摆脱这种体裁理解的循环。因为“所有体裁历史学的一个困境在于，如果不是已经知道具有体裁特性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似乎就不能判定什么东西属于某种体裁，而如果不知道这个或那个东西属于某种体裁，我们也就无从知道具有体裁特性的东西是什么”。《简单的形式》中的九种民间文学体裁更多地出于现成的体裁约定和人们的习惯划分，这九种体裁构成了约勒斯所谓“简单形式的封闭系统”，但它们能否涵盖全部文学活动则是可疑的。约勒斯认为，简单形式的形态系统“必须是完备的”，“从实践上说，要是这些简单的形式构成了文学科学的基础、包含着文学科学的那个处于语言及其构成物之间的部分，在这种产物中，某种东西作为艺术形式最后一次并最终实现出来，那么，它们就必须是完备的，它们就必须在整体上穷尽它们所实现的那个世界———正如语法范畴和句法范畴在整体上构成了那个世界，正如这个世界在语言本身中实现出来一样”(第191页)。约勒斯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把简单形式看作生活世界的实践体裁和实践命名，因而把它看作一个封闭的理论形态，而非一个开放的实践命名体系。因此，据说他晚年时仍在考虑是否把寓言纳入“简单的形式”，可见他并没有真正达到自己的要求。在我看来，“简单的形式”作为一个系统只能是一个实践的开放体系，而不可能是封闭的理论体系，因为尽管简单的形式在数量上不是无限的，但在某个体系或系统中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实践体裁的种类。更重要的是，简单形式的“体系”本身并非理论认识意义上的体系，而是民众在生活世界中的实践“体系”。尽管对这种实践“体系”的研究可以是或者必须是严密的，但这种严密是实践的严密而非理论认识或逻辑上的严密。 今天，我们也许会觉得难以理解约勒斯的思路，约勒斯的理念化的语言也给读者造成了不小的阅读障碍。但是，约勒斯的首创之功恰恰在于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一个能够大有可为的新方向。他对自己研究的限度是清醒的。在《简单的形式》的“展望”中，约勒斯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研究中，人们会逐步觉察到缺少的东西；空缺一再会表现出来，当人们看了本书的一部分时，会叹息道：我们还站在起点上；我们止步的地方，才开始了真正的研究”(第295页)。在《简单的形式》结尾，约勒斯也暗示了从“埃及人、中国人和北美印第安人”语言的当前形式中辨识出简单形式的可能性。 的确，《简单的形式》别出心裁的研究进路使后来的学者受益良多。1959年8月19日至8月29日，在德国的基尔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了民间叙事研究者国际会议，主题就是讨论约勒斯提出的“简单形式”问题。经德国著名民俗学者库尔特·兰克(Kurt Ranke)编辑的会议论文集于1961年正式出版。瓦尔特·贝伦德松、冯·西多(Carl Wilhelm von Sydow)、阿尔贝特·韦塞尔斯基(Albert Wesselski)和罗伯特·佩奇(Robert Petsch)等欧洲著名学者在约勒斯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复杂、更精致的文学类型学。后来，库尔特·兰克《简单形式的世界》、赫尔曼·鲍辛格的《“民间诗歌”的形式》都是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出的力作。1999年，汉堡大学苏珊·施密特-克内贝尔(Susanne Schmidt-Knaebel)的新著《简单形式的文本语言学：童话、传说和圣徒传说与传奇故事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的界限》，仍是对约勒斯思考方向的继续和深化。这进一步说明：名著就是名著!名著不仅不会被外在的时间掩住夺目的光彩，反而会在这种时间的流逝中显出永恒的魅力。理念的光辉自在自为、遗世而独立。尘世的时空不仅奈何不了它们，反而以它们为终极依托和最后根据。这是柏拉图以降直至欧洲哲学思想登峰造极的德国古典哲学为人类启示的重要真理。约勒斯就处身并沉潜于这个伟大的传统之中，因而由不得我不向他送上敬意。在译校《简单的形式》的过程中，我不时地被约勒斯的理性直观的穿透力、见微知著的洞察力、披沙拣金的鉴别力和干净利落的表达力所打动，也不禁会发出由衷的钦佩和赞叹。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