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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经》的荒山野水之中，除了时时闪现怪异鸟兽的魅影之外，还有山灵水怪偶尔出没，这些形象怪异、出没无常的神怪，也让《山经》其书笼罩了一种神秘氛围，让人怀疑其真实性，并进而否认其地理博物志的价值。尤其是每篇之末的结语，除总计该篇所记总山数和总里程外，还记载该篇所记群山的山神，如《南次一经》云： 凡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壁，稻米、白菅为席。 综观《山经》全书，尽管各篇山神形象各异，或鸟身龙首，或人面蛇身，或马身人面，或彘身蛇尾……祭品、祭器和仪式的品类和数量不同，但其记述体例却如出一辙。《山经》每一篇所记，少则数山，多则数十山，少则绵延数百里，多则数千里甚至上万里，却均由一神统领。如此地域辽阔、纲纪严明的山神祭祀制度，显然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自发性的地方性崇拜，而只能是出自制度性的安排，或者正是主持《山经》的知识团体所筹划的国家性山神祭典，在《山经》时代，这一祭典要真正落到实处并不容易，大概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划。至于这一山神祀典的用意，与其说在于拜神，而毋宁说更在于通过设立山神祭祀，达到对山川资源的经略和占有的目的，其经济和地理方面的战略意义更重于宗教和民俗的意义。《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山川物产资源为百姓生活之所仰、国家财用所出，所以需要对之进行管理和看守。《周礼·地官》说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若祭山林，则为主而修除，且跸”。山虞就是守护山林资源并负责山神祭祀的山长。山虞之外，《周礼》中还有负责管理森林资源的林衡(林务官)、管理川泽资源的川衡(河长)和泽虞(湖长)，以及专门负责管理某类山川物产的官司，如负责看守“金玉锡石之地”的卝人(矿长)、向山泽之农征收“齿角骨物”的角人、征收鸟类羽毛的羽人等。《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批评齐景公不顾百姓疾苦，垄断山川资源，“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可见《周礼》制度虽属儒者的制度安排，但绝非空无凭借，而是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制度为依托的。齐国尤其重视山川自然资源的开发，《管子》书中屡屡论及山林薮泽的开发利用，并主张国家借山神祭祀对山林资源进行垄断，《地数》篇云：“苟山之见其荣(矿脉)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国准》篇云：“立祈祥以固山泽。”设祭于山，借以宣示国家对山川资源的占有权，同时，封山为神，将山林宣布为神圣之地、禁忌之域，增加其神秘感，令百姓敬而远之。可见，上古时期，山神祭祀制度与山林资源开发相伴而生。明乎此，不仅可知《山经》诸山次之神祀的渊源，于《山经》其书的性质和来历亦知过半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见《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且“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遂断定其为“古之巫书”。以鲁迅先生之崇高地位，此说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学者对《山海经》其书的认知，它在使《山海经》被神话学、宗教学和民俗学倍加推崇之同时，却大大贬低了其地理学价值。实则，祭祀虽为巫师者流之能事，但如《山经》般大规模、系统化的山神祭祀制度，却非巫师方士所能为，而只能出自国家权力的宏观筹划和统一经略，其目的不在祀神祷鬼，而在封殖山川、经营国土，祭祀制度的背后是国家的权力。可见，《山经》的山神祭祀制度，与其说证明其为“古之巫书”，不如说恰恰证明了其为先秦国家经略山川的地理博物之书。 总之，《山经》中虽充斥着大量的恢诡、神异的记载，怪鸟异兽游荡，山神水灵出没，但这一切都不妨碍它成其为一部地地道道的山川地理博物志，这些怪异记载，非但不足以贬低其作为地理博物志的价值。世人眼里的《山经》怪物，并非怪物，它们既不是已经灭绝的洪荒怪兽，也不是作者无中生有的恣意捏造，它们原本是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或许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平凡之物。它们之所以变成怪物，只是因为在我们和古人之间横亘着漫长的岁月，让我们无法理解古人原本朴素的博物学话语，无法再用像他们一样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 （本文刊载于《读书》201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