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1至22日，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安徽史学》编辑部和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暨“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研讨会在合肥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河南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50位学者与会。会议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课题架构，从传播视域探讨文献研究的新路径。以下从“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基本理论问题探讨”“各种类型文献的分析、考订与解读”“报刊传媒与历史文献研究”三个方面对此次会议作一述评。 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文献本身价值的界定及确立等属于史学工作者的探索范畴。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内学界早有涉及，但从传播层面解读文献，探讨文献及其社会意义呈现等关联有其新意。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认为，文献研究要关注内容，而从传播的角度将内容和载体结合起来，考察文献与传播网络、文献与博物馆语境中时间、空间以及文献与文献关联的时代性、民族性等关系皆有继续拓展的空间。传播视域中的文献意味着史料本身就有“媒介”的性质，复旦大学黄旦教授认为历史涉及图像和文本的关系。史学对于史料的选用，其立足点在于历史“真实”，也就是该史料对于揭示某一历史事件所具有的重要程度，并由此构成区分史料的等级。就此而言，史料蕴含着当时的人和历史的关系。从媒介的角度来说，“六经”皆媒介，而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其特定的意图视野、体制制度、运作方式和性质功能，互为纠结但又区分。史料作为一种媒介，本身属一种连接，把不同的空间连接起来，也将不同的时间联系起来，形成社会网络，形成了文化的延续性。由此而论，史料是历史的基础，史料媒介学是史料的基础；历史研究需要史料，但更需要史料媒介学。 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涉及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交叉。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认为，文献传播研究属文献学、传播学和历史学三个学科领域的共同关注点；考量文献传播首要关注其基本形态，从古典时代的器物传播到印刷时代的小众传播，再到近代媒体的大众传播，以及当下网络时代的多层面传播，传播形式多样使文献形态及传播方式与媒介技术同步发展。就文献传播的特点而言，李良玉区分信息生产与文献生产之不同，文献是从海量的生活信息中淘出来的，生活中的信息是生活化的，研究中信息却是学术化的。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朱从兵教授对文献传播的历史进程亦作探讨，指出文献传播大概经历铭刻文献、简帛文献、写本文献、刻本文献及网络文献传播的阶段。文献传播本身的历史应当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传播延续了文化的生命力，而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文献传播实现的。 各种类型文献的分析、考订与解读 史学研究聚焦的主题不同，其文献类型亦有别。传播视域下文献研究须关注各种类型文献的历史特性。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常英教授着眼于近代慈善义演文献的研究，通过民间、社会与政府等不同视角对相关文献类型作深入考察，对近代慈善义演文献与传播有关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她认为近代募捐义演珍稀文献的民间传播，主要通过民间收藏与展示，以及社会机构的收藏与展示两个方面来体现。而限于研究领域的专向化与社会关注度的局部化，相当部分文献无法顺利流通于社会。 史料之所以珍贵，在于其稀缺性。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报告了他在不列颠图书馆发掘珍稀文献的过程，并详细介绍了这些文献的类型、特点及意义。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高俊聪运用不列颠图书馆藏晚清重臣鹿传霖四封信函，探讨鹿传霖的治学及为官之道、人际网络，展现了蒋琦龄、刘熙载、钟骏声、庞际云的成就、思想追求、价值观、生活状况等，有助于深层剖析相关历史人物的思想及晚清士人社会网络。档案文献的重要性向来为历史研究者所重视。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介绍了他收集和整理有关“小三线”建设的政府和企业档案近况，以及这些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在推进小学科发展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在尽可能完整收集利用相关档案的基础上，同时辅以其他各类史料，才可能开展对“小三线”建设的严谨的科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祥学教授以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长寿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岭南地区长寿文献的形成、流传及其原因等进行深入分析，刘祥学认为，这些文献的形成与传播反映了地方士绅的乡土观念。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朱晓凯教授以晚清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外交家薛福成的日记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示薛福成与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勾连，进而探析晚清士大夫中趋新势力的媒介素养及其特征。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朋副教授对民国时期新闻界、官方乃至社会调查工作者等有关新闻业调查统计文献进行整体性梳理，认为这些文献不仅反映了当时新闻业时空布局及其演变脉络，其本身也是“政治”的另一种表述，在看似客观的数据或调查报告中折射了不同社会主体对新闻业表达关切的不同立场。 报刊传媒与历史文献研究 文献所承载的内容具有再现历史的作用。文献通过传播从而发挥其社会功能，实现由潜在的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变。但文献传播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报刊等近代传媒作为文献及其传播的载体，对于特定历史事件研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历史语境中报刊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在通内外、通上下、通中西中发挥民众动员和社会启蒙作用。”天津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杨莲霞对《北洋官报》的副产品及其稿件来源、发行情况和舆论引导等层面展开研究，她认为《北洋官报》的五种副产品对于推动文献传播、智识传递、民众启迪、资源整合、信息互动与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安徽大学历史系曹曦对日据前期台湾教育中的“殖民现代性”作了初步的探讨，作者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为主要文献，探讨日据前期台湾民众在文化领域的殖民现代性的表现、日本殖民者是如何通过报纸这种传播工具传播自身的理念以及台湾民众具有怎样的反馈等问题。 文献在过去常作为史料使用，其内容关联人事的变迁，报刊文献本身具有传媒的特征。福建师范大学曹丹以历史事件“徐州突围”为切入点，解析“共时性传播”和“历时性传播”的互动关联，从文献传播与历史记忆的角度发现其文献中的一些隐喻和意义，达到再现历史真相的作用。合肥学院郭静以《中央日报》作为文献载体，就抗战期间关于国民政府和民间举行的一系列“七七”纪念活动进行系统的数据分析，通过《中央日报》对纪念活动的动态报道等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报刊对“七七”纪念活动的聚焦及舆论动员，从而呈现了报刊记载历史文献的价值。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方慧琪分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后，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阵地《新华日报》在“舆论建构、议程设置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呈现中共宣传策略的转变并考察其转变背后复杂的政治纠葛。”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敏、王茜茜以《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为文献，探讨了《新中华报》与《解放日报》有关“七七事变”纪念报道中标题与正文有关蒋介石称谓的使用次数与变迁，从而讨论抗战时期中共党报在“七七事变”周年纪念中的话语转向，皆从报刊文献的角度阐释中国近代报刊与文献传播的关系。报刊文献记载了历史的方方面面，尤其各类大报小报，其刊载内容丰富，量大且面广，在文献传播方面其作用不可忽视。这亦需要专家学者在此后的工作中重视报刊文献的整理与使用。 总之，传播视域下的历史文献研究，不仅关注文献所反映的具体内容，且着力揭示文献的流传过程及其社会网络等。文献是承载历史文化的媒介，文献意义的发掘及其解读关乎研究者与历史真相隔空对话的可能。从文献研究到文献传播的探索，研究者应具历史学、文献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视野，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相关问题做多维度的解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