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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编辑：自张骞“凿空”之后，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线路提供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新的条件。“商胡贩客”纷纷入塞，参与了汉地都市经济生活，促进了市场在国际因素影响下的繁荣。都城洛阳作为东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世界性都市的地位，也成为“西域贾胡”们活跃表演的商贸据点。而洛阳居民对域外商品的高等级消费需求，也通过市场得到满足。东汉洛阳市场的国际化倾向，应当受到经济史、丝绸之路史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交流史研究者的关注。 关键词：丝绸之路/东汉;洛阳;市场;胡客;贾胡 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10XNL001)阶段性成果。 汉武帝时代张骞“凿空”，开通西域道路之后，多有来自西北的“商胡贩客”到中原从事商业活动，成为改变东方经济生活面貌的重要历史现象。洛阳作为东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世界性都市的地位，为数量可观的“胡客”提供了进行活跃表演的舞台。而洛阳居民对“外国之物”多方面的高等级消费需求，也通过市场得到满足。关注洛阳市场的国际化特点，有助于深化对丝绸之路史的认识，推进都市史、商业交通史、历史商业地理等学术方向的研究，对于东汉历史文化的理解，也可以通过世界史视角的考察而有所深入。 一、“外国之物内流” 汉武帝任用霍去病清除匈奴控制河西的军事力量，置四郡，进而经营西域。张骞对西北方向的交通探索，史称“张骞凿空”。“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裴骃《集解》：“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司马贞《索隐》：“案：谓西域险阨，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①都强调“凿空”即“开通”或者“通之”的意思。明代学者杨慎《丹铅总录》卷一四《订讹类》“空有四音”认为，“《张骞传》‘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大宛传》曰‘张骞凿空’”，“空”的读音都应当是“孔”[1]。地湾汉简可见“□当空道便处廪食如律……”(86EDT8：14A)简文[2]19，此“当空道”即《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当空道”作为汉代习用语的文物实证。 “西北国始通于汉”，“西北国”商人随即进入中原寻找商机。正如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3]。东汉时，则出现“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情形②。 《盐铁论·力耕》载录“大夫”赞美“中国”与“外国”开发贸易之意义的言辞：“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  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4]28《太平御览》卷九○一引《盐铁论》曰：“齐、陶之缣，南汉之布，中国以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骡驴馲驼，可使衔尾入塞。”[5]4000不言“汝、汉之金”，而说“齐、陶之缣”，强调“中国”输出的物资主要是丝绸。所谓“外国之物内流”，“异物内流”体现贸易入超情形的发生。而“内流”的外国商品，即“骡驴馲驼”“驒 马”等可以充作生产动力和运输动力的西方“奇畜”③，“鼲貂狐貉，采旃文罽”等毛皮及其制品以及毛织品等，还有“璧玉珊瑚琉璃”等作为上层社会消费对象的珍宝。二、中国市场“通货羌胡”“人货殷繁”情形 据《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汉成帝时，罽宾“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发表反对意见，特别强调罽宾使团中杂有商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6]3886所谓“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指出其商贾身份。所谓“欲通货市买”，指出西域商人基于经济谋求努力促进市场繁荣的积极性。 丝路沿途同样“当空道”者如河西地方的市场形势首先发生变化。《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肯定光武初年“守姑臧长”者孔奋能够“身处脂膏”而“力行清絜”：“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关内侯。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李贤解释所谓“市日四合”： 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7]1098 姑臧“市日四合”，“人货殷繁”的发达的市场，自然得益于“通货羌胡”的经济地理优势。来自“羌胡”的“商贾”和“贩夫贩妇”们的活跃，繁荣了当地的“市”。姑臧市场的繁荣，可以因“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看作特例，然而就“通货羌胡”的普遍情形来说，又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三次出现“市列”字样：“罽宾……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④“乌弋……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疏勒国……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6]3889，3898西域许多部族善于商业经营，形成了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如“自宛以西至安息，其人……善贾市，争分铢”[6]3896，3174，安息“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8]3162，大夏“善贾市”，都城“有市贩贾诸物”[8]3164等。精于“贩贾”“行旁国或数千里”的“商胡贩客”，活动空间绝不止限于“塞下”，即使遭遇“天下扰乱”，他们也会继续向东发展，介入中原重心地方的社会经济生活。史籍明确言“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虽然是“称为富邑”的“姑臧”，然而“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迅即登场”的“西域贾胡”们必然会向东扩展其经营空间。洛阳作为“为天下之大凑”[9]529，“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8]3279的“天下冲阸”“天下咽喉”⑤“天下之中”⑥，即所谓“即土之中洛阳之都”[6]4134的经济地位，不可能不受到“善贾市”的“商胡贩客”们的重视。而洛阳“贵财”“高富”“喜为商贾”的区域文化传统⑦，或许也有益于提供适宜“胡客”“贾胡”们活跃经营的条件。 三、洛阳的“胡客”“贾胡” 西汉长安曾经有“胡客”活动。《汉书》卷一○《成帝纪》记载：“(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6]327《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保留扬雄的“笔墨”，又有更为详尽的记载：“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罔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6]3557扬雄《长杨赋》也有相关记录。《成帝纪》“胡客”此作“胡人”。汉成帝在长杨宫接待的“胡客”“胡人”，当与服务于汉王朝的“胡巫”[10]“胡骑”[11]有别。“胡客”“胡人”可能包括外交人员，很可能也包括胡族商人。 东汉长安仍有数量可观的“西域贾胡”。《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东观汉记》记述京兆功曹杨正的故事，涉及汉光武帝刘秀去世后长安“西域贾胡”的活动：“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胡牵车令拜，尹疑，止车。正在前导，曰：‘礼：天子不食支庶，况夷狄乎。’勅坏祭遂去。”[5]1234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据《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文，断句作：“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胡牵车令拜，尹疑止车。正在前导曰：‘礼，天子不食支庶，况夷狄乎！’勅坏祭遂去。”⑧以为“京兆尹出西域”，分断“西域贾胡”，则故事发生地点在“西域”，不在“京兆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京兆尹出西域”事有可能发生，而“京兆功曹”一同“出西域”益为可疑。即使“贾胡”可能在“西域”为“光武”“共起帷帐设祭”，“京兆尹”及“京兆功曹”“勅坏祭遂去”也是不可能的。杨正据“礼”支持京兆尹“敕坏祭”的故事，反映长安这个地方东汉初年“西域贾胡”数量相当集中，所谓“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形成事实上的群体性活动。甚至在“尹车过帐”时，“牵车令拜”，表现出强霸特征。这种活动的规模和性质，竟然使得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心中生“疑”，一时难以决断。“西域贾胡”竟然敢于蔑视国家行政的代表，“牵车令拜”的强势特征，体现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已经在长安积聚了相当强悍的力量。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记载北匈奴使团“诣阙”贡献，“更乞和亲”时提出的一项特殊请求：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7]2946 北匈奴使团来到洛阳，“诣阙，贡马及裘”，其实是特殊形式的贸易行为。而“并请音乐”，则体现文化交往的内容除物质文化外，是包括“音乐”的。《续汉书·五行志一》：“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7]3272事实上，除了“胡空侯、胡笛、胡舞”等艺术形式自西而东传播外⑨，也有汉地“音乐”自东而西传播的史例。如《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龟兹王绛宾”“入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6]3916-3917 北匈奴“遣使诣阙”“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的情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这一情形，说明拓展至于“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吸引诸多“胡客”前来洛阳从事以“献见”为形式的活动。“帝下三府议酬荅之宜”，时任司徒掾的班彪上奏，主张“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他为皇帝草拟了回复文字，其中就北匈奴使臣的请求，作了如下回答：“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鞬韥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看来大致确是“赏赐略与所献相当”。对于“请音乐”，即所谓“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的要求，予以拒绝。而所谓“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班彪所拟回复文字言：“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似乎理解“西域诸国胡客”是“西域诸国”使节。《资治通鉴》卷四四“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大致采用《后汉书》的处理方式，北匈奴遣使“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俱献见”与班彪草拟刘秀回复“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并见[12]1420-1421。多种文献均据《后汉书》，作“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这些“胡客”可能与前引杜钦言“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情形类似。 东汉名将马援远征“武陵五溪蛮夷”，因进军缓慢，属下中郎将耿舒在私信中有所批评：“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关于所谓“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李贤解释说：“言似商胡，所至之处辄停留。”耿舒对马援的意见，在《与兄好畤侯弇书》中有所表露。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7]844，导致君臣关系恶化。“帝”与耿舒、耿弇对“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的共同认可，体现身居洛阳的最高执政人士对于“西域贾胡”且行且止的生活习性与经营方式，似乎都是大体熟悉的。 “西域贾胡”在洛阳地方的活跃，又见于《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关于梁冀“菟苑”的记载：“……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⑩误杀梁冀“菟苑”中“兔”的“西域贾胡”“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说明他们在洛阳地方是有一定规模的社交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