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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下四会”的洛阳市场 桑弘羊曾经推行“均输”制度，以改善运输业的管理。而两汉之际河南郡荥阳仍然存留“均输官”的行政影响，刘盆子“以为列肆”，得“食其税终身”(11)，也可以反映河洛地区经济地位的特殊，以及商业税收数额之可观。《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记载，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而“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6]1180，也说明随着关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愈益重要。东汉时期，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居于领导地位，商业活动尤其繁荣。《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指出“豪人”们的超强经济实力：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 其中“船车贾贩，周于四方”，言其商业活动。所谓“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强调了“都城”。李贤注：“《史记》曰：‘转毂百数，废居蓄邑。’注云：‘有所废，有所蓄，言其乘时射利也。'”[7]1648-1649 《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引《潜夫论·浮侈》批评世俗消费生活的奢靡，明确说到“都邑”“洛阳”：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7]1633 论者以“浮侈”可能导致“国危”警告最高执政集团，提示他们从日常熟见的洛阳城市风情看到潜在的社会危机。 《昌言·理乱》和《潜夫论·浮侈》言社会奢华风习，前者说“都城”，后者说“都邑”“洛阳”，均言及“四方”，后者更一说“四海”，三说“天下”，都强调洛阳市场联系极广阔空间的经济形势。“贾胡”对洛阳经济生活的参与不宜忽视。 东汉晚期京师地方“贾胡”聚居的情形，可以通过《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傅嘏传》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记述得以说明：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12) 前说误杀梁冀“兔”的“西域贾胡”故事，有“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情节，说明他们在洛阳地方的社交规模。这正是所谓“利之所聚”。笔者著文曾经指出，所谓“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体现了当时洛阳作为世界都市的文化气象[13]。其实，以经商业逐利为生业的“胡客”，由洛阳向“天下”“四方”辐射式扩张其经营空间的活跃表现，可能已经形成了经济生活的新风景。其活动方式，或即如所谓“到一处辄止”，“所至之处辄停留”描述的情形。 河南南阳地方出土的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画面多见胡人面貌。在南阳活动的胡商，或许从长安沿武关道而来，但是也不能排除自洛阳南下的可能。 《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写道：“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李贤注：“《袁山松书》曰：‘西域出诸香、石蜜。’罽，织毛为布者。”[7]1683所谓“贾胡数遗”“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应是一种违法的贿赂行为。也许这种行为曲折体现了匈奴占领时期特殊经济形式的历史惯性(13)。所谓“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体现“贾胡”介入政治生活的情形，也体现“贾胡”行为方式的特征。《傅子》所谓“商贾胡貊”居于洛阳即“奸之所生”，应当是有一定道理的。 前引梁冀菟苑故事“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情节固然反映梁冀的横暴，但是或许也可以从一个特殊侧面说明“西域贾胡”的言行方式或许与汉地农耕人有所不同。他们在有的情况下或许有并非“不知禁忌”而有意冲越“禁忌”的可能。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分析富贵追求对有些社会层次的强烈影响，有“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的心理分析与行为分析[8]3271。“西域贾胡”的进取意识和勇敢精神，也许可以看作“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的典型。 五、洛阳市场的海外“珍宝”交易 前引《李恂传》“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透露出中原人喜爱的“西域”物产，包括“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西域”“珍宝”在洛阳市场无疑也受到欢迎。《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7]2920所谓“奇异玉石诸物”，应当包括前引《盐铁论》所言“骡驴馲驼”“驒  马”，“鼲貂狐貉，采旃文罽”以及“璧玉珊瑚琉璃”等。《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载王符《潜夫论·浮侈》：“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绨，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7]1633、1635王符的警告，明确指向“都邑”“洛阳”“京师”。所谓“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的社会风习，或有受到“善贾市，争分铢”、“有市贩贾诸物”外来影响的可能。所谓“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等消费品，应来自域外。 当时洛阳社会外来商品消费需求的实例，有班固《与弟超书》言及“月氏马、苏合香”以及“杂罽”“月支  ”“闟登”的购入：“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疋，市月氏马、苏合香。”“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也。”(14)“月支 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今赍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闟登。”(15)《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到的“海西布”“胡绫”[14]861，也应当是洛阳人熟悉的西来物产。曹植《辩道论》也写道：“(甘始)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16)也说到“西域胡”商品经营的内容。洛阳居民对“外国之物”多方面的高等级消费需求，通过“西域胡”的市场行为得到满足。《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记载“大秦国”物产：“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7]2919这些所谓出自“大秦国”的物资，其实未必皆来自一国，称之为“外国诸珍异”，可能是适宜的。《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说，岭南地方便于得到“珠玑、犀、玳瑁，果、布”[8]326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也写道：“(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6]1670《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说交阯地方行政任务包括远国“宝玩”的“供办”：“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14]1251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史书有“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之说[7]2474。在东汉时代，因洛阳作为“中国”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密集居住着消费欲望甚高的皇族权贵，又强力吸引着交易能力甚强的富商大贾，作为这些来自海外的种种“奇物”“珍异”“宝玩”，“供办”“致”“入”的首要目的地，是很自然的。 可以推想，“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以及“南海”“远珍”“以益中国”的情形，在洛阳应当有集中的表现。前引仲长统所谓“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正因为“船车贾贩，周于四方”以及所谓“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7]1648所体现的交通与交往的进步。“远珍”也就是来自“远”国的“奇物”“珍异”“宝玩”在“路开”“四通”条件下进入洛阳消费市场，这一过程符合丝绸之路开通的历史主题，也反映了洛阳这一东方都市对于通过丝绸之路实现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上文说到的北匈奴使团“请音乐”，即所谓“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的期望，则可以间接说明汉文化由洛阳借助丝路通道向域外传播的情形。 考察东汉洛阳市场的国际化特色，有助于全面认识丝绸之路史，也有益于深化汉代都市建设史、商业交通史，以及历史商业地理等方向的学术思考。对洛阳地方史及中原历史文化的理解，也可能因世界史视角的拓展而得到新的收获。 注释： ①《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9页。 ②《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31页。 ③《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其奇畜则橐驼、驴骒、  。”第2879页。④颜师古注：“市有列肆，亦如中国也。”《汉书》，第3885页。 ⑤《史记》卷六○《三王世家》和《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说到汉武帝所幸王夫人为其子刘闳请封洛阳，汉武帝以洛阳“天下冲阸”、“天下咽喉”的重要战略位置予以拒绝。第2115页，第3209页。 ⑥娄敬说：“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6页。 ⑦《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在分析各地区域文化特征时指出，“周地”风习，有“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的特点。班固说，这是“周人之失”。第1651页。然而，如果承认商业对于增益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则“周人”对于经济流通的贡献，其实是值得肯定的。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名臣桑弘羊，就是洛阳商人之子。《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第3265页。因商路成为经济中心。当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师史等，其行为风格其实也表现出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第3258页至第3259页，第3279页。而按照《盐铁论·力耕》的说法，周地“商遍天下”，“商贾之富，或累万金”。《盐铁论·通有》又说，“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 ⑧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观汉记》卷一六“况夷狄乎”作“况夷乎”。 ⑨《后汉书》还记载了洛阳接受来自“海西”的艺术家“幻人”们特殊的文化传播的史实。《后汉书》卷五一《陈禅传》：“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第1685页。《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哀牢》也有记述。第2851页。参看王子今：《海西幻人来路考》，《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⑩《后汉书》，第1182页。《艺文类聚》卷九五引张璠《汉记》曰：“梁冀起兔苑于河南，移檄在所，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唐欧阳修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650页。 (11)《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帝怜盆子，赏赐甚厚，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李贤注：“肆，市列也。”第486页。 (12)《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24页。《太平御览》卷二五二引《魏志》曰：“傅嘏，字兰石，为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宗畿，兼主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第1188页。 (13)参看王子今：《“匈奴西边日逐王”事迹考论》，《新疆文物》2009年3-4期；《论匈奴僮仆都尉“领西域”“赋税诸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2年4期；《匈奴“僮仆都尉”考》，《南都学坛》2012年4期。 (14)《太平御览》卷八一六引班固《与弟超书》曰：“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第363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