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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者的理性立场而言，陈寅恪对于王通事涉神异的生平不无怀疑之处，但作为自我的生命体验，又着意效法先贤，以中国文化的续命人自居，而他对于《中说》一书的熟稔，自不待言。陈寅恪对于王肃的推重，是否在潜意识中有受《中说》影响的一面，不免留有让人悬想的余地。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成于抗战军兴期间，虽篇幅精炼，但奠定此后中文世界学者理解中古史的基本框架，为治史者所必读。其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云“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开宗明义地指出隋唐制度的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接下来分别从礼制（附都城建筑）、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六方面证成其说。根据陈寅恪的看法，承北周而来的隋虽然最终完成一统，但西魏、北周在隋唐制度三源中反倒是影响最小的，更具影响的是北魏、北齐及梁、陈两源，而北魏、北齐一源的渊源有二：河西一隅保存的汉魏旧制，二是北奔南人带来东晋南朝之礼乐制度，其中尤重视王肃的影响。 陈寅恪抉出王肃北奔对于北魏制度建设的作用，无疑是其孤明先发，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常被后学引及。但陈寅恪提出此说的背景，似不见有人查考，实有值得发覆之处。王肃，传见于《魏书》及《北史》，但王肃对北魏制度建设的影响并不见于《魏书》本传，而系李延寿编纂《北史》时所增益，“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闲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这一段《北史》新增的文字成为陈寅恪立说最重要的凭依。无疑这一关于王肃功业总括性的评述并不见于北魏国史，李延寿增补所依据的史源虽不明确，但大体可以推知出自南朝的史籍。最早提及此事的是《南齐书·魏虏传》：“是年，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凡九品，品各有二。”此说后来在南北交聘，使者互争短长的场合中亦被引为谈资：“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徐）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事见《陈书·徐陵传》）而李大师、延寿父子撰南北史，大体据南北朝各史删润，增益之处不多，以《王肃传》为例，仅增加此一节，甚至连史臣曰亦全搬《魏书》。李大师编纂南北史的起因便是“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其史于本国详，佗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或因此有意平衡照应南北双方的记载，故将此说补入《北史·王肃传》。南北方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岛夷》《魏虏》各传保留的记载，较之于南北朝的国史虽有直书不讳的一面，但亦有得自传闻或夸耀本朝、贬低对方的一面，学者对其可信度往往去取不一。既然关于王肃为魏制礼作乐的记载来自南朝史乘，其可靠性似须做进一步的辨析。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南齐书·魏虏传》所云王肃为魏制定官品“是年”的时间，《魏虏传》将此事系于孝文帝去世之后，所对应的当是后职令的制定，“二十三年，高祖复次职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为永制”。孝文帝去世前，遗诏以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共同辅政，“行途丧纪，委肃参量，忧勤经综，有过旧戚”，这是王肃在北魏政治中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王肃太和十七年（493）十月至邺，在此之前不久的六月，孝文帝刚刚颁布了前职令，“自八元树位，躬加省览，远依往籍，近采时宜，作《职员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虽不足纲范万度，永垂不朽，且可释滞目前，厘整时务。须待军回，更论所阙，权可付外施行”。在短短六年之后，便再颁新令，或许确实与王肃带去的南朝新知有关。在唐人的论述中，亦将王肃置于此脉络中，表彰其贡献，如《通典》云：“至孝文太和中，王肃来奔，为制官品，百司位号，皆准南朝，改次职令，以为永制 ”，只 是 系 于 “太 和 中 ”，时间上有微误。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援据《北史》《通鉴》，将王肃置于《礼仪》一章中讨论，更重视其在北魏制礼作乐中的作用，但揆诸史籍，尽管有王肃与刘芳讨论《三礼》的记载（见《魏书·刘芳传》），但未有其明确参与国家礼典制定的记载，《魏书·王肃传》更直言：“肃自谓《礼》、《易》为长，亦未能通其大义也。”而陈寅恪为论证王肃精于礼仪，云其学承自王俭，“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着所熏习”，事实上王肃与王俭族属甚疏，陈氏的推论不免迂曲。 另值得注意的是，王肃北奔，恰逢孝文帝力排众议、决意迁都洛阳，因此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但王肃和孝文帝谈论的，主要是陈说治乱之道，“萧氏危灭之兆，可乘之机”，其在太和后期主要的活动是在淮北前线作战，对于朝政的影响似不宜估计过高。直到孝文帝去世后，受遗诏辅政，一度在孝文帝身后的丧礼安排上颇具发言权，“高祖崩，尚书令王肃多用新仪，（邢）虬往往折以五经正礼”，但很快便被排挤外放，景明二年（501），卒于寿春。总体而言，王肃无疑对孝文帝后期典章制度的制作增润有所影响，但考虑到他入魏时间较晚，长期居于前线，仅在宣武帝继位之初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位居要津，将其目为对于北魏制度影响最大的北奔人物，恐须再加酌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