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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学术史上最受关注的学人之一，陈寅恪留下来的关于个人生平思想及治学经历的直接记录并不算多，门人卞僧慧纂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主要辑录同时代学人在各种公私文献中提及陈寅恪的文字成稿。因此，我们对于陈寅恪平素读书的情况所知无多，更遑论窥测其论说之凭依，因此对为何陈寅恪将王肃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加以抉出，仅能略作推测。 在陈寅恪之前，特别将王肃作用表出者，首推隋唐之际的王通。《中说·述史篇》：“子曰：‘穆公来、王肃至而元魏达矣。’”众所周知，陈寅恪对于王通其人及学说颇为推重，尽管在正式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对于王通学说的影响持审慎的意见，如在《论韩愈》中云：“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但在其个人流露生命情感的诗文中则多次引及，如其晚年自述其志的《赠蒋秉南序》：“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透露晚年心境的诗云 “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等。他晚年的托孤人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传》中总括其师治学特色有四端，其中之一便是“续命河汾之向往”，并云“此虽仅于赠叶遐庵诗、《赠蒋秉南序》中偶一发之，实往来心目中之要事”。可知作为学者的理性立场而言，陈寅恪对于王通事涉神异的生平不无怀疑之处，但作为自我的生命体验，又着意效法先贤，以中国文化的续命人自居，而他对于《中说》一书的熟稔，自不待言。陈寅恪对于王肃的推重，是否在潜意识中有受《中说》影响的一面，不免留有让人悬想的余地。 但在悬想之外，稍可推究的是王通此说的可靠性如何，特别是其将高祖王虬与王肃并举，用意值得推敲。王通是隋唐之际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仿圣人立言，续撰《六经》，传唐初功臣房玄龄、魏征等皆出自其门下。因此，在传统思想史写作的范式中，王通成为唐初首要被提及的人物。但关于《中说》一书的真伪，历来聚讼不已，学者多以为系门人弟子整理其言论而成，但掺杂有不少夸大王通影响的文字。关于王通的家世，目前主要依据是传杜淹撰《文中子世家》，云王通九代祖寓因永嘉之乱，南渡江南，寓生罕，罕生秀，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江左号“王先生”。至其孙虬因袁粲之乱北奔，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成为王氏定居河东的始祖。 王通虽自云出自太原王氏，但所攀附的宋初名将王玄谟出身北府将门，时人目之为“老伧”，家世本颇可疑，《宋书》云其先世乃“其自叙云尔”，与真正的士族名门高下悬隔，不是假冒牌，便是没落户。而在王通自述的家族谱系中，北奔定居于河东的始祖穆公王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中说》中被频频提及。并将王肃为孝文帝所赏识归功于王虬的推荐：“迁都雒邑，进用王肃，由穆公之潜策也。”另一方面，在整个《中说》的论述体系中非常重视孝文帝改制的地位。 或问魏孝文，子曰：“可与兴化。” 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 子曰：“《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 特别是在《元经》中将南北两朝谁奉为正朔这一关键问题上，王通选择以太和为断限，在此之前“未忘中国”，奉东晋南朝为正统，之后则改尊北朝： 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董常曰：“敢问皇始之授魏而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我闻有命，未敢以告人，则犹伤之者也。伤之者，怀之也。”董常曰：“敢问卒帝之何也？”子曰：“贵其时，大其事，于是乎用义矣。” 所谓“贵其时，大其事”便是指孝文改制，目之为“中国”由南入北的转折点，与之相伴随的便是王通在家族叙事中所塑造的王虬与孝文帝改制关系密切的形象，“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经制不立，从容闲宴，多所奏议，帝虚心纳之”，甚至自诩：“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事实上，王虬其人并不见诸载籍，关于王通家世比较早期的文献如王绩《游北山赋》、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吕才《东皋子后序》等虽皆提及王氏北迁的始祖“穆公”，但未及具体事迹。因此所谓参与孝文改制的各种事迹，恐为王氏家族神话所造作，多系乌有。或为了使这一叙事变得可信，王通将王肃牵扯其中，编造了 “穆公来、王肃至而元魏达矣”的故事。尽管王通关于先世事迹的叙事多有增饰的成分，但其出身北奔南人的家族，这点当无疑问。或可推知王肃对于孝文帝改制贡献颇巨之说，至少在隋唐之际已在北奔家族的群体中流行，故为《中说》所附会。 尽管我们没有直接史料证明陈寅恪对于王肃的重视乃 承 自 《中 说 》，但 《中 说》中真伪掺杂的叙事无疑构成了王肃为魏制礼作乐说的早期源流。若仿陈寅恪之意，将王肃佐孝文帝改制一说分为南北两源，则主要出自南方史籍的记载；此说在北方的传布，若以《中说》考之，则流行于北奔的南人家族之中。 附记：本文完整版将刊李军主编《中国中古史集刊》第5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