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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系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五十四岁时，作成《明夷待访录》一书，对君主私天下的专制制度进行了大肆批判。在该书中，黄宗羲提出了著名的“无法之法”“非法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思想。 无法之法与非法之法 黄宗羲指出，由于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自私自利，所以对于人民的利益也就没有人愿意去兴起它，对于天下的公害也就没有人愿意去割除它。真正的君主就是能够克制自己自私自利的本性，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以千百万倍的辛劳为天下万民奔走谋利的人。所以，真正的法律，就是以天下万民的安乐为重，为天下万民谋福利的法律。 由于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所以法律并不会规定把天下所有的好处都尽归君王。在尧舜禹之前，法律的条文尽管很少，显得很粗疏，但是天下百姓却不会觉得统治者是在攫取个人私利，不会看到下面官吏胡作非为的令人厌恶可憎的面孔。法律虽然粗疏，但是由于法律的精神和目的是为了天下百姓，因此法律只需将天下的利益善加引导而已，无须面面俱到地规划厘定之。此时，虽然有法律，但是，法律愈显粗疏，法律条文愈少，统治者胡作非为攫取私利的现象愈加不会兴起，法律好像没有似的，所以这样的善法被称为“无法之法”。 在黄宗羲看来，良好的法律就是为天下万民的利益服务的法律。法律并不是君主统治人民、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而是体现人民的利益而存在。但是，后世的君主并不这样认为。尧舜禹以后的封建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他们获得统治权后，将敲剥百姓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视为是当然。他们将法律变为自己荼毒天下、谋取个人利益的专制工具。这些君主，希望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永垂不朽，希望将天下所有的利益都尽归己所支配享有，所以制定出来的法律也就越来越多。法律制定得愈来愈细密，许多祸乱却开始发生，所以这样的法律被称为“非法之法”。 对于制定“非法之法”的那些独夫，比如昏庸暴虐如桀、纣者，黄宗羲认为，汤武起兵革命，将其诛戮，是值得褒扬的正义之举。因为这是将荼毒天下、残害天下的寇雠诛戮，汤武革命的目的是为天下万民谋福利。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荀子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即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好坏，而在于人才之得失。法律不能独立存在，不能自动运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孔子也曾说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实施法律的人的善德，才是法律的根本。如果实施法律的人本身品德很坏，那么即使法律制定得很好，在施行过程中也会出乱子。这些人不懂得法律的精义，根据法律的形式来适用法律，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必然产生混乱和错误。 黄宗羲对荀子的思想并不是完全否定和不认可。只是黄宗羲认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由于时代环境已经大不如前，后世有太多的私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定了荼毒天下、桎梏天下的非法之法。此时，即使有贤人，也会被这些非法之法束缚手脚，难以发挥其治国理政、服务万民的作用。即使想有所作为，有所施展，但是由于非法之法太多太繁太密，他们也只能是在苟且中求其小善，不会发挥平治天下的大用。 相反，如果有好的法律，那么拥有治世之才的贤者能人就可以任法而行，同时能领会到法律语言之外天下为公的法意，并将之贯彻始终；对于那些资质平庸的人，即使不能够精致细密、从容自如地以天下为公的法意弥补法律之不足，亦可以根据现有的良法行事，而不用担心这些人会对百姓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 所以，“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最好的方法是坚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思想。 黄宗羲法治思想对法官公正审判的启示 黄宗羲提出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不灭的时代价值。良法是前提，只要存在良法，即使用法之人不能善尽良法之美意，严格按照法律之形式执法，亦不会束缚人民，残害天下。随着专制时代的结束，在现代民主社会，法律已成为体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重要手段。对于法官来说，严格根据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来行使裁判权，即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公正。如果其遵守的是良法，那么，这个法官即可称之为一个好的法官。 然而，由于立法者理性的有限、社会事实的复杂多样性等原因，法律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缺陷。即使是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目的的法律，也会存在缺陷。此时，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心中应当永远怀有正义的法，深刻领会和探寻法律追求公正、公共利益的精神。社会事实复杂多变，法律不可能精细地规定方方面面。法官唯有真正地理解法律的精神，才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实和纷繁的利益纠缠。 法官在其职业生涯中，应当时时进德修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以一己之蔽损其公，不以一己之愚障其正。”尽管现代社会法官对法律条文的盲从不至反害天下，但是，正如哈耶克所说，“司法判决震惊公共舆论并与一般性预期相背离的大多数情势，都是因为法官认为他不得不墨守成文法的条文且不敢背离（以法律的明确陈述作为前提的）三段论推论的结果所致。从数量有限的明确前提中作逻辑演绎，始终意味着对法律的‘字面形式’而不是对法律的‘精神实质’的遵循。”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切不可抱残守缺，不通情理。当法律文本不足以应事接物时，法官应当通过对法律精神的探寻而作出与公正不相悖的判决。 盖公正之实现，虽赖法律之良善，亦需法官之贤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