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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是先秦时期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其卓越政绩虽详载《左传》等文献，但都比较零散。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子产》是一篇专门论述子产道德修养、治国理政思想的文献，并进行了分类总结。 无好恶：中正公平 这里的“好恶”，是指个人私欲、偏好。《子产》篇说：“子产所嗜欲不可知，内君子无变。官政怀师栗，当事乃进，无好，曰‘固身谨信’。谨信有事，所以自胜立中，此谓无好恶。”这是说子产的个人好恶难以知晓，但他始终以君子之心严格要求自己，未尝变化。在选拔任用官吏时，选择、提拔敬业之人，不讲个人好恶和偏爱，克服自己而做到中正公平。子产的确是这样做的，如在他任卿之前，上卿子皮要任用家臣尹何掌管其邑，原因是“吾爱之，不吾叛也”，子产却加以否定，并以“人之爱人，求利之也”立论作了一番说明，劝谏子皮不能以个人偏好行事。子产的劝诫获得了子皮的支持：“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 去除个人好恶，就能做到公平公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也是如此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子所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就是强调为政者好恶的影响。《礼记·缁衣》也记载了孔子类似的话：“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上行下效，为上者的个人私欲确实会影响公正，《管子·桓公问》就记载管子答齐桓公“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可见，古人十分重视统治者的德行，不能以私害公。 子产的时代，“七穆”争权，内乱频发，子产通过攻“盗”、焚载书、复丰卷、诛子皙等系列措施，依礼而行，调和贵族纷争，使得国内形势较为平稳。这与他“无好恶”、坚持公平中正有密切关系。 卑逸乐：节俭戒贪 《子产》篇载“子产不大宅域，不建台寝，不饰美车马衣裘，曰‘勿以賆也’。宅大心张，美外态，乃自失。君子知惧乃忧，忧乃少忧。损难有事，多难近亡。此谓卑逸乐”，强调子产不贪图个人享受，注重节俭。春秋后期，僭越礼制的奢靡之风不断盛行，统治者多专注于纵情享乐，郑国就是如此。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聘郑，与子产一见如故，于是劝谏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子产治理郑国，“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亲近忠诚俭约之人，打击奢靡无度的贵族，从而使子产治郑取得了成功。 子产不计个人得失，还表现在不贪功、不贪赏。公元前547年，郑简公因伐陈取胜，将六座城邑封给子产，子产拒绝，认为“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及赏礼，请辞邑”。邑是当时卿大夫容身、获取资财的重要来源，子产辞邑说明他行事不贪。 当时晋为盟主，向诸侯征收的贡赋十分繁重，各与盟国不堪重负，于是子产向晋国执政范献子写信：“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强调晋国及范氏的贪婪行为会导致失去诸侯，最终使范氏妥协。晋平公以奢靡著称，后疾病占卜，晋臣向前来慰问的子产请教占卜结果，子产认为“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直言是晋平公贪图享受、好色导致的，此点甚至得到了晋平公的认可。清华简《赵简子》篇叙述了两则对话，其中一则是晋大夫成鱄专门以晋国国君的节俭与奢靡对照讨论晋国的称霸与失霸，指出晋献公、晋襄公倡导节俭修身，省并祭祀，最终称霸诸侯，而晋平公的奢靡骄纵导致了晋国国势日衰、霸权旁落。晋平公去世时，子产劝前去吊唁的子皮不要携带重币，以节省国家费用，子皮不听，最后财礼用尽却没达到目的，子皮后悔，感叹“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 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奢靡风气也是积极抵制的，如齐国大臣晏子，多次拒绝齐景公的赏赐，景公趁着晏子出使晋国时为他修建豪宅，晏子回国后“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应该说，子产注重节俭，反对僭越礼制的行为，与春秋晚期的政治和社会风气息息相关。 由善用圣：知人善任 子产任用贤能事迹，多见于《左传》等文献，在他的“团队”中，冯简子能够决断大事，子大叔有文采，公孙挥善于外交辞令，裨谌善于谋划，子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让裨谌设计谋划，让冯简子作出决断，再让子大叔执行。郑国政令的出台，要经“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可知子产执政时处理政治事务往往通过充分的集体讨论才付诸实行，体现了他的民主决策和知人善任。 清华简《子产》篇也有相关记载，简文说古之“狂君”不能倡行前人、善君之俭，“以自余智”，不能负担大任，从而国坏邦危；而善君则能够吸取经验，善用前代法律，任用先王所留重臣。子产就做到了此点，首先是尊“老、先生之俊”，包括桑丘仲文、杜逝、肥仲、王子伯愿等人，又有肱股之臣辅佐执政：子羽、子剌、蔑明、卑登、俖之、王子百。这些人名又见于清华简第三辑《良臣》篇，可见子产举贤事迹流传的广泛。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篇中相当的篇幅都放在了子产任用贤能上，并详细列举了子产之师（先生之俊）、子产之辅，应该是作者关注的重点。 张美弃恶：宽政为民 子产最令人瞩目的事迹之一是“铸刑书”，因此他被称作“法家的先驱”，由于文献不足，子产铸刑书的具体内容难以获知。《子产》篇恰好有相关记载：“乃肄三邦之令，以为郑令、野令，导之以教，乃迹天地、逆顺、强（刚）柔，以咸全御；肄三邦之刑，以为郑刑、野刑，行以尊令裕仪，以释亡教不辜。”这里的“三邦之刑”指《禹刑》《汤刑》和《九刑》，除了“刑”外还有“令”，二者的制定，借鉴了三代的法律规定。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子产“导之以教”“行以尊令裕仪，以释亡教不辜”的做法，“导之以教”是利用引导的方式使民众遵守邦令；“行以尊令裕仪，以释亡教不辜”，强调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宽缓。不难看出，子产所制“刑书”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教化和引导，采取的是“刑德并用”，这是其宽政为民的体现。以往我们只知道晋大夫叔向批评子产铸刑书是不能以“礼”“信”“仁”治民，实行宽政。子产未加反驳，使得后人认为子产主张严刑、实行严政，而所谓宽政出自儒家学者的改造，由上述记载来看并不能成立。 郑之国人在乡校中发表言论评价国政，大夫然明遂向子产提出废除乡校，子产没有同意，他认为对待民众要“忠善”而不是“威严”，对民众意见要加以疏导。子产“不毁乡校”一事被孔子所听闻，孔子感叹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可见，子产宽政的思想已经广为传播。 春秋时期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郑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诸侯争霸的“漩涡”，内部纷争不断，如何处理好贵族之间的关系，在晋、楚等大国面前协调周旋是子产执政面临的严重问题。为政者是表率，也是榜样，子产“无好恶”，严于律己，坚持公正；“卑逸乐”，以俭修身，戒除贪念；知人善任，择善而从；实行“法治”同时注重教化和引导。这些思想与孔子及后世的儒家确有一致之处，不妨说，孔子从子产身上汲取了充分的思想养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华简《系年》与东周国别史研究”（16CZS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