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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至7月，受“北大-耶鲁研究生交流项目”资助，我在耶鲁大学访学半年。其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许多个第一次，或许也创造了耶鲁历史上的若干第一。转瞬间，这段经历已是八年前的往事。八年间，我自己，甚至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随着史景迁先生和金安平女士先后荣休，这项令数十位北大学生受惠良多的交流项目，也不得不终止了。回首往事，在耶鲁的这半年，弥足珍贵，令人难忘。无论是收获，还是遗憾，我都要对史先生和金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与史景迁先生、金安平老师结缘 作为历史学系的学生，我在本科期间即受益于史景迁先生的作品。保研面试前一天，我恰好在读先生的《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后来读到英文版，我才发现当年读的是删节版。到耶鲁后，春节时受邀在史先生和金老师家作客，我注意到先生书房里有该书各种语言的译本（占了书柜的整整两排），却唯独缺大陆版。一询问，才得知原来大陆版的删节未经授权，先生当然也不愿将其收入书柜。那一刻，我多少有些尴尬，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 第一次见到史先生和金老师，是在去耶鲁之前。2006年“北京论坛”，他们应邀来北京。北大历史学系邀请史先生作了一次学术演讲。印象中，并不算小的二院108会议室竟挤得水泄不通，我只能勉强在门口位置站着聆听。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有机会和蜚声海内外的史景迁先生有更直接的接触，甚至在生活上得到他们夫妇无微不至的关照。 2009年11月下旬，幸运地入选“北大-耶鲁研究生交流项目”后，我们就开始与金安平老师有了比较多的联系。由于耶鲁1月初开学，我们必须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里办好签证等手续。而当时，我连护照都还没有！签证所需的耶鲁校方的邀请函、入选项目证明等文件还尚待从美国寄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金老师的帮助，我们这次跨国旅行会如此顺利。 得知我们的航班将于1月7日夜抵达后，金老师主动邀请我们在她家晚餐并住宿。这真令我受宠若惊。由于航班晚点，等我们从纽约到达他们位于西黑文（West Heaven）的家，已近夜里10点。这时，金老师已备好晚餐和史先生在等我们。待我们匆匆吃完饭睡下，已经快12点了。至今想起凛冽的寒风中，史先生和金老师在门口迎接我们的情景，仍颇为感动。 第二天，史先生还开车，和金老师送我们去公寓入住。到了公寓，我简直惊呆了：居然是一套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的复式公寓！客厅很大，后来我们和在耶鲁的朋友们多次举行过生日或其他主题的聚会。但金老师还是带有歉意地表示，由于预算紧张，没能给我们每人安排独立的卧室，感到遗憾。放下行李后，史先生和金老师又开车带我们在耶鲁各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顺便让我们熟悉校园环境。折腾了大半天，到了下午，各种手续办好，送我们回公寓后，史先生夫妇才回家休息。 史先生当时早已年过古稀，开车陪我们转了大半天，怕是累得够呛。说实话，一回到公寓，我已累得不行，上下眼皮已经不停地在打架了。除了因为累，倒时差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初到美国，对一切都感觉很新鲜，整个人也很兴奋。但一到下午，就困得不行，真是不由自主。后来花了差不多两三周的时间，我才逐渐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整到美国时间。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做研究也有启发。我能够注意到以往研究者所忽视的时差因素，从时差视角研究西安事变史实，很可能跟初到美国倒时差的这段经历有关。（拙作《时差与西安事变时间之谜》，见《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三周后，等我们基本上适应了耶鲁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后，谢琼、保军和我商量，邀请史先生和金老师来我们公寓作客，聊表对他们的谢意。虽说是请客，但由于我们的厨艺有限，只有简单的四五个菜来款待客人。尽管如此，那天史先生和金老师还是很高兴，大家聊得也很开心。大部分时间，金老师和我们都用中文聊天。而史先生，则在旁边静静地耐心听着。偶尔，他也会忍不住用中文插一两句。有时，当史先生没听懂时，金老师就用英语给先生解释一番。然后，我们又继续下一个话题。那真是一个温馨而快乐的冬日午后。 又过了两周，要到春节了。家人还在担心我在国外过年会感到孤单，没想到金老师早就安排好了，她邀请我们去她家包饺子过年。到了家里，金老师已经和好面，做好饺子馅，只等着包饺子下锅了。于是大家一起动手，擀皮包饺子。很快，饺子煮好，我们准备上桌吃饭了。史先生打开酒柜，一一问我们喜欢喝什么酒。然后，我们就品着洋酒，吃着饺子和其他菜肴，又海空天空地聊起来。聊到兴头，金老师还拿出她最喜欢的英文诗集，与我们分享。而史先生照旧话不多，总是默默地在一旁认真听着，时不时点点头。 除了在生活上对我们悉心关照外，金老师和史先生也很关心我们的学业。一到耶鲁，当天晚餐时，史先生和金老师就询问了我们各自的专业和研究兴趣，并推荐了相应的老师和课程。其实，在赴美之前，金老师第一次和我通电话时，就在为我的学业操心了。在耶鲁期间，史先生和金老师还不时询问我在学业上有何困难，并总是善意地鼓励我。 在耶鲁旁听课程及观感 在耶鲁半年，我坚持旁听了两门课程。一门是“大战略研究”，由加迪斯教授和著名战略研究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教授以及外交家兼学者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先生主持。名师授课是一大特色，而听课的学生也是从耶鲁各院系精挑细选出来的。每年只有约40名幸运的学生能够入选。40名学生还被分成两组，实行小班授课。因为每堂课除了教师的讲授，学生的积极参与也是课程成功必要的保证。基本上，老师集中的讲授只有约半个小时。其余一个半小时则完全是学生之间，乃至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探讨与交锋。学生不仅是课程内容的接受者，同时也在讨论发言中提供着自己的思想。到了耶鲁的课堂，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外学者总要在著作《前言》中对于课堂上的学生表示特别的谢意。（在今年新出的On Grand Strategy一书《前言》中，加迪斯教授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这门课程的情况，并对历年选过课的学生表达了谢意。）在这种密集而深入的讨论中，学生的确也可以为老师的研究提供灵感。 开始旁听后，我主要是通过认真阅读每节课对应的必读和选读材料，以及倾听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讨论来学习。每节课的必读材料甚至选读材料，我都是认真读过的。这个过程确实很辛苦，有时甚至要在课前熬夜至两三点。但当我偶然发现并非所有耶鲁学生都认真读过必读材料，才来上课并参与讨论后，我自认并非该课最不用功或者表现最差的学生。 除名师授课、“学霸”参与外，“大战略研究”课程另一特色是美国前政要也受邀加入到课堂讨论中。那个学期邀请的美国前政要是小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John Dimitri Negroponte）。前几年的课程中，基辛格博士（Kissinger）也曾受邀参与。前政要的参与，使得课堂的讲授和讨论不再局限于书本。通过他们的回忆和讨论，耶鲁的学生得以近距离感知美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运作的机制，这为他们日后娴熟地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脉和走向提供了非常好的间接经验。难怪近几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竟有五位都出自耶鲁。 另一门课是“国内政治与国际冲突”，授课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的政治学博士Alexandre Debs。他试图用博弈论来分析国内政治与国际冲突的起源与解决。课中用了很多数理统计的知识，用数学的方法分析政治现象，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起初还颇有些新鲜感，以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许更为科学和精确。可是，大半学期上下来，却发现在方法的背后，其实潜藏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观念。比如，一大堆数理统计分析背后，所要证明的无非是“西方民主优越论”：诸如民主国家战争少，民主国家战胜多，等等。乍一看，根据数据，这些结论似乎是正确的，可是仔细推敲后，却发现并非绝对如此。原因在于所依据的数据本身，在统计时其界定就不可能是绝对清晰的，总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这样，数据本身都是可以变动的，又何谈数据所推导出的结论的绝对正确？ 上课之余，待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图书馆了。耶鲁的图书馆，无论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耶鲁，作为一个交换生，我竟有幸得入书库，惊叹其宏大。1月9日，即到达耶鲁的第二天，我就进入收藏有数百万册各语种图书的书库。徜徉其间，才感受到什么叫做“书的海洋”。在耶鲁期间，我累计借过约两百本书。最多的时候，我手头借出尚未归还的图书竟有一百余本。而这还远少于耶鲁图书馆授权给我的借出数量：250本，借期半年。借书时，我无意中竟还创造了耶鲁图书馆历史上的第一，即馆藏金日成著作集英文版的第一位读者。当我去办理借阅手续时，图书馆员也很惊讶，告诉我这套书还没人借过，连条码和标签都还没贴呢。办完手续，图书馆员还和我聊了半天令人震撼的朝鲜团体操表演（Arirang mass game）。后来又有好几本书是在借阅时才贴条码和标签的，但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了当初那种兴奋和激动。 耶鲁图书馆的硬件条件是令人惊叹的，而软件服务方面则是令人感动的。这里的规章制度和各项服务，可以说都是从便利读者和研究的角度出发而设定的。比如，图书馆有很多分馆分布在校园的不同位置。读者可以在网上通过系统预约，要求图书馆员将要借的书直接送至离自己最近的分馆，然后在方便的时候再去办理借阅手续即可。如果耶鲁图书馆没有读者需要的书，则可以通过馆际直接借阅（borrow direct）服务，向与耶鲁有合作的常春藤联盟大学图书馆借阅需要的图书资料。一般一周内，甚至两三天即可送达。如果还是找不到自己需要的图书资料，则可以进一步通过馆际互借服务，在全美甚至世界范围内借阅图书。而读者则无需花一分钱。再如，图书馆一般都有充足的阅读和学习空间，任何时候到图书馆，都可以找一张桌子或一个舒服的座位坐下阅读或写作。而且图书馆的闭馆时间一般都很晚，至少在晚上十点以后，个别图书馆甚至开放至凌晨两点。 此外，在图书馆学习，无论是普通的管理员，还是专业的图书顾问，乃至普通的门卫，都让人感受到人文关怀的温情。从他们细致入微的服务中，你能深切感受到读者才是图书馆真正的上帝。有几个细节特别令我感动：有一次，出馆的时候外面正在下雨，我却没有带伞。这时，门卫主动递上一把雨伞。我还想写个登记的条子，门卫却摆摆手说不用了，明天还回来就好。还有一次，我借的书很多，又没有带书包。等我出馆时，门卫又主动递上一个袋子。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回想起来，至今仍让我感动不已。 听米德教授讲中国抗战史 在耶鲁期间，我有幸聆听了几次重要的学术报告或演讲。至今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牛津大学年轻的教授米德（Rana Mitter）来讲中国抗日战争史及其意义。米德教授那时刚过不惑之年，但已出版两三本关于现代中国的著作。他不仅学问做得好，在公共领域也很有影响力，曾长期担任BBC广播“夜波”（Night Waves）栏目的主持人。那次报告的内容，其实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学生来说，并不新鲜，因为很多史实早就在中学或大学学习过。但是当时的西方社会，大概除了南京大屠杀和中国最终在盟国帮助下迎来战争胜利外，对于这场中国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持久的斗争，所知甚少。对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评价一般也不高。而米德教授的报告，主要就是针对这一情况，用史实和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揭示和重新评估中国在二战中的重大贡献。 报告完后，有些听众对米德教授的观点予以肯定，也有人仍持怀疑态度。记得有人就提了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大意是中国在二战中消灭了多少日军？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的援助，中国能否靠自己力量战胜日本？听完问题，我都为米德教授捏把汗，不知该如何作答。没想到米德教授三言两语就巧妙地应对了，而且令对方折服。他说，在美、苏卷入二战前，中国已独力抵抗日本长达四年之久，国土的一大半被日军占领，但重庆始终没有屈服。想想德国闪电战之下的欧洲大陆，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即便是英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能否坚持不向德国屈服？与英国和苏联得到的美国援助相比，中国得到的援助数量和质量都很有限，但依然坚持抗战，牵制并歼灭了大量日军，大大减轻了盟国在东方战场的压力。这本身就是对二战的重要贡献。 听了米德教授的回答，我不禁对他机智的应变能力由衷地赞赏。同时，我想，要讲好中国故事，不能一味地自夸和自说自话，而应怀有同理心，有理有利地去向西方讲述。（米德教授的专著Forgotten Ally: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45已于2013年出版，在西方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和好评，该书已有中译版。） 国际学术会议、政策讨论会、查档案 2010年的冷战史研究生国际会议由乔治·华盛顿大学主办，汇集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20余位研究冷战史的研究生。第一次撰写并在会议上发表英文论文，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为了有更充裕的时间写论文，我放弃了春假休息，并征得加迪斯教授同意，缺席了几次“大战略研究”课程。尽管如此，我最终还是拖延了几天，才把论文提交。从纽黑文去华盛顿，沿途风景不错，可我却无心欣赏，一路上都在担心自己的论文该如何发表，会不会被评论人批得很惨。 会议期间，我的室友是一位犹太人，叫Asher Orkaby。他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研究冷战时期的也门内战。（Asher Orkaby的专著Beyond the Arab Cold War：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Yemen Civil War，1962-68已于201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为人谦和，非常乐于助人。见面后，我说很担心会议上的发表将很糟糕，显得有些焦虑。他主动提出请我先试着讲一遍，他帮我提提意见。我讲完后，他不仅纠正了我几个发音，还提出了听众可能问到的问题，让我预先做准备。可是，不出所料，我在会议上的表现依然很糟。发表完，面对冷战史新锐学者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的提问，我竟不知如何作答。一度有些冷场。这时，Asher Orkaby举手提了个问题，帮我解了围。 评论人Gregg Brazinsky教授很认真，他不是泛泛而评，随便说说。而是认真地写了差不多4页的评阅意见。在对论文的选题和史料方面的新意给予肯定的同时，他指出论文最大的问题是：太依赖中方材料，因而有比较明显的中国中心的色彩和偏见。建议我尽量多参阅利用美国和朝鲜方面的史料，做出比较平衡的历史论述。后来，我在修改发表有关中国志愿军撤军问题的论文时，基本吸收了他的意见。 会议结束回到耶鲁后，我写信给会务Elidor Mëhilli表达谢意，信中提及自己在会上表现很差，感觉很惭愧。Elidor Mëhilli马上回信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并指出很多人认为我的报告很有意思。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经历虽然不成功，我至今依然耿耿于怀。但在这次会上，却结识了许多非常好的学者和朋友。有些只有一面之缘，有些则成为长久联系的朋友，但他们都曾给予我热情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令我感念至今。 后来，我又于6月初再次前往华盛顿，参加了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会。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会的规模很大，有差不多近百名来自全美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参加。会议内容一方面是听专家讲授美国对外政策的各种制度、运作过程以及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的报告，一方面是参观和对外政策研究与决策相关的政府机构或智库，如国会、国务院、商务部、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那年邀请的专家之一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教授（Kenneth Lieberthal）。众所周知，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这次讨论会上，我才得知原来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节目是禁止向美国公众播放的，因为该节目明显是政治宣传性质的，而非自由的媒体节目。参观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时，我又得知这一对美国对外政策有巨大影响的智库，居然不接受而且极力避免政府的资助，以免变成为政府决策背书的附庸，失去其独立性。我想，参加过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会的中国留学生，一定会对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开放性、严密性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难怪美国的对外政策总是能获得预期的成效，因为其决策背后不是靠英明的领袖或者几个聪明的大脑，而是方方面面智慧的汇集与竞争的结果。 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会结束后，我又参加了由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暑期档案研修班。研修班除了介绍美国各主要档案资料收藏机构的情况外，还就如何快速熟悉档案馆、收集和整理档案以及解读档案进行了方法上的指导。研修班期间，我记了一厚本的笔记。这些笔记对我后来在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查档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帮我省了不少时间。 在美国查档的确非常便捷。你不需要提前准备某个级别的介绍信甚至托各种关系，也不需要花心思去讨好档案馆工作人员，更不需要担心兜里的钱够不够支付昂贵的复印费。真正让你犯愁的是如此海量的档案资料，你到底应该选择哪些最有价值的来拍照或者复印。好在档案馆员都很热情友好，会积极帮你根据研究主题缩小检索范围。当然，美国档案馆并非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尚未达到解密年限的档案，一般还是无法查阅的。不过，你可以根据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来申请提前解密。如果申请获得通过，那么该档案就解密了，不仅你自己，其他研究者也可以自由使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有几台电脑装有CREST系统（CIA Records Search Tool），通过该系统可以检索并打印需要的情报评估，打印免费且数量不受限制。我先后打印了差不多一万页，几乎穷尽了1950年代和中国、朝鲜有关的情报评估报告。后来我的博士论文中用了不少这些材料。当时还需要去档案馆检索打印，后来就更加方便了，因为所有情报评估报告的电子版都可以在网上检索和下载了。 两位导师的关怀和教导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查档工作即将完成，回国的日期也一天天临近。回顾半年来的经历，我想起出国前几天导师牛大勇教授的嘱咐和要求：在国外尽量不要做在国内也能做的事，主要应该在三个方面投入精力：一是搜集一批资料，为日后长期的研究打基础；二是结识一群富有潜力的年轻学者，建立自己的学术圈；三是努力提高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和写作。回国前，我自信在这三方面基本达到了牛老师的要求，感觉收获满满。在耶鲁期间，牛老师还曾写信提醒我不要为省钱在饮食上太将就，以免把身体搞垮。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他还及时地将一些奖学金的申请信息转给我，并为我写了推荐信。我暗自庆幸出国前牛老师在学业上给我的忠告以及在生活上对我的亲切关照。否则，我也许不会有此行这么大的收获。 在耶鲁访学期间，我的另一位导师杨奎松教授也对我的学业予以悉心教导。虽然只能通过邮件联系，但是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仍让我获益匪浅。从选题的拟定，到主要结论的论证逻辑，再到具体史实和史料的发掘与解读，杨老师每次的邮件几乎都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尽管自己最初的很多想法和看法都被否定，难免会有挫败感，但是这半年里自己的成长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在我自己也开始指导学生了，就更能体会当年老师对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和殷切期望了。 转眼间，从耶鲁访学归来已有八年之久。八年间，我完成博士学业，毕业后回陕西老家工作，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中国和美国各自也都有很大的变化。中国国力日益强盛，似乎比近代以来任何时期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更重要。而美国则似乎陷入力图防止被中国超越、甚至想重新遏制中国的焦虑之中。中美关系好像越来越走向对抗而不是合作共赢。前途着实令人担忧。不过，我相信两国交好的希望依然存在。 北大-耶鲁研究生交流项目的终止，实在是有些不得已的原因。回首耶鲁再前行，现在是到了我们这些受益者回馈的时候了。希望我们能将史景迁先生、金安平老师以及牛大勇教授共同开创的这一交流项目及其所蕴含的开放、友好、共赢的精神，以各种形式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