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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迈向批判性遗产研究：当代中国的语境与问题 在本文的最后，需要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问题：民俗学内部在非遗保护问题上形成了内在的紧张关系，对非遗的价值层面的肯定和对非遗保护的实践层面的批评并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内在的张力？对此，我们不应该回避，而应当去研究这种张力如何在作为文化实践的遗产话语中具体体现出来，并构筑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我看来，这种张力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内在张力的投影，同时，也需要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去理解。 对于非遗保护运动的价值层面的肯定凸显出当代中国后革命时代的特殊语境。其中，学者们的肯定立场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是认为非遗保护对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否定传统的传统”进行了矫正，是对民众主体性与民间传统文化价值的积极肯定。这些说法可能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之间的连续性？如果说革命时代造成了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那么今天的非遗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之间的断裂？二是国家权力在遗产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权力运作逻辑有怎样的变化？如果说革命时代国家权力通过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来确立自身权威，那么，今天国家权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肯定又带来了怎样的政治效应？ 笔者以为，要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就需要对中国的权威化遗产话语进行系谱分析，看到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权威化遗产话语的演变，并从中分析国家权力的实现过程。简单地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权威化遗产话语并不是对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而是从中区分出精华与糟粕，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通过评估遗产对于革命的价值来进行选择性的继承[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革命时期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联。今天，由政府主导、学者参与建构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变化在于遗产评估的标准，遗产对于革命的价值被替换为国家层面的遗产对于民族认同的价值和地方层面的遗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而遗产与地方的关系、遗产与当地人的情感联系可能被弱化。在遗产管理的过程中，记忆与遗忘始终并存，在一部分遗产被赋予永恒价值的同时，另一部分遗产却可能被抛弃和遗忘[注]。有学者使用“历史的积聚之危机”(crisis of accumulation of the past)这一说法指称，在当下对历史中相互矛盾的不同方面进行排列的时候会产生积聚的危机，遗产话语总是同时包含了追忆与忘却，我们不仅要关注受到保护的方面，还要关注那些被认为对当代和未来缺少意义而被舍弃的部分。[注]无论在革命时代，还是在后革命时代，国家权力的主导性作用，专家参与和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建构，有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都是遗产政治的确定性内涵，也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面对和反思的社会现实。 对于非遗保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批评也需要被放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尤其需要考量国家的角色和普通人对于国家的理解。毋庸置疑，国家遗产的形成和建构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尤其是在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促成的[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世界遗产保护运动强化了国家作为遗产所有者的角色，“‘遗产’作为一种国家公共资源的政治表述，是现代遗产最重要的特征”[注]。学者们关注到非遗保护中的主体性问题，通常认为国家和被政府授权的专家处于强势的一方，地方民众则处于弱势的一方，国家与社会的权势不均衡状态导致了非遗保护中的诸多问题。这些研究对于一些案例而言当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国家与社会二分的思维模式可能更多地出于学者的想象，而且也难以解释非遗保护运动得以广泛开展的社会动力问题。对于许多普通民众来说，非遗的名号代表着国家的认可，这种认可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范庄龙牌会的非遗化过程当然有国家权力和专家话语在其中起作用，但是，当地人如何评价和理解这一过程可能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民众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排斥，而是意味着普通人如何在“国家”这一价值认知框架下“想象、理解、评论、批判社会生活”[注]。非遗保护实践不仅仅是政府和专家主导下的实践，同时也是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的具体实践过程。 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及其对社会建设工程的全面吸纳，是非遗保护运动兴起的另一重要语境。在具体的研究当中，除了关注到普通人国家理论的实践，我们还要看到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在其中所发挥的能动性。有学者通过对浙江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遗产制造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和村民对遗产进行了再概念化(reconceptulization)，从而将当地的历史遗迹和特色产业打造为符合美丽乡村建设指标的“生态文化遗产”[注]。这一案例体现了遗产内在的可延展性(inherent malleability)以及遗产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延展路径。 此外，伴随着城市化和发展主义兴起的“乡愁”也成为了当代中国遗产话语中的重要部分。笔者在参与北京运河带的民俗文化调查时，地方政府官员一再强调要在城市公共文化建设中吸收民俗文化遗产并再现乡愁。作为官方话语元素的乡愁和作为城市市民情感表达的乡愁，如何共同催生出新的文化实践，也是今天的民俗学者需要关注的话题。 在我看来，今天的非遗研究和非遗保护终究要回到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的理解上来。如果说西方的遗产话语产生于启蒙运动，并在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扬光大[注]，那么，当代中国的遗产话语则是在改革开放，重新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同时它也背负着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积淀。中国的遗产政治既表现出国际遗产研究当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也充满了特殊性和复杂性，并体现为与国家主义、发展主义和城市化等历史进程的复杂交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可以成为整合性的学术概念——意味着把原先分散的研究对象整合在一个范畴里以及形成一个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的新领域[注]，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领域增强反思性维度，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总体性的社会事实。这就需要我们以非遗话语及其实践为研究对象，开展更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推动非遗保护主体之间的对话，发展出非遗时代中国民俗学研究和实践的新范式。 （本文发表于《文化遗产》2018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