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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两河流域文明在宗教神学、文学、法律、艺术等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就，而在史学编撰方面则乏善可陈。这种认识并不客观，两河流域著名的《苏美尔王表》、年代记、国王的铭文、年名表等都是史学作品。此外，在希腊史学文化的影响下，巴比伦神庙祭司贝罗苏斯（Berossus）用希腊语写了一部史学巨著《巴比伦尼亚志》，是人们了解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文献之一。 《巴比伦尼亚志》的流传 贝罗苏斯出生于亚历山大统治巴比伦之时（公元前331—前323年），是马尔杜克神的祭司，他在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一世的支持下，用希腊语写下了三卷本的《巴比伦尼亚志》。 《巴比伦尼亚志》叙述了从马尔杜克神创造世界万物到安条克一世统治时期几千年的历史，第一卷描写了马尔杜克创世纪的神话，描述了巴比伦尼亚的自然环境，讲述了鱼头人身的欧安涅斯教化愚民，引导两河人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故事。第二卷叙述了自创世以后到洪水之前的十位国王，以及洪水后直到那布那萨尔各王朝的历史。第三卷叙述了那布那萨尔之后的历史，涵盖了亚述统治期，包括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到辛沙尔伊什昆的亚述与巴比伦征战史。随后写到了波斯在巴比伦的统治，以及亚历山大后来的取而代之，直至安条克一世的统治而结束。 《巴比伦尼亚志》已经散佚，唯有从诸多古代作家的著作及引述中得到其蛛丝马迹。阿帕梅亚的波塞冬尼奥、亚历山大·波利希斯塔和毛里塔尼亚的朱巴应是直接阅读过《巴比伦尼亚志》的几个古代作家。后世作家都或多或少地从他们的作品中引述过贝罗苏斯的著作。 史书编撰中的希腊元素 贝罗苏斯是巴比伦城的神庙祭司，方便接触神庙长期以来收藏的各种文献，包括史诗（如《吉尔伽美什史诗》）、编年史（如《巴比伦编年史》）、王表、预言以及天文学日记和占星手稿。虽然两河流域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现代史学家所称的叙述史学。 贝罗苏斯处于希腊化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这明显表现在其史书编撰上。首先，贝罗苏斯在其著作的开头便向读者介绍了自己；其次，在第一卷中用叙事手法记载了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最后，加入了对巴比伦尼亚的地理描述。据现有资料，两河流域的历史文献中还没有发现这种编纂方法，但这与希腊史学的体例不谋而合。在著作起始处介绍自己，不难让人想起希罗多德《历史》的开头。而以神话作为历史的开端亦可从希腊作家赫拉尼库斯的著作中寻得渊源。希腊人同样喜欢在史著中介绍地理信息，希罗多德在介绍埃及时，便提及了此地的地理情况。所不同的是，希罗多德是向同胞介绍外域，而贝罗苏斯则是向外域人介绍本国。但是，希腊史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贝罗苏斯仍是难以确定的，需要从巴比伦本土史学的角度加以考虑才能得到较合理的判断。 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泥板文献，但是可以称之为历史文献的，大概要从亚述人的编年史算起。两河流域的国王习惯为新的建筑物刻下铭文，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后，这些铭文由单纯歌颂帝王业绩逐渐转为历史记述。从存留下来的新巴比伦编年史，尤其是那波尼杜编年史来看，巴比伦历史编纂有过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文献整理。王室战争、内政问题，甚至是反叛之事统统收录其中。那波尼杜编年史让我们很明显地察觉出巴比伦祭司集团对那波尼杜的不满，从而使这种客观的编纂出现了主观的感情因素。这部编年史记述了公元前556—前539年那波尼杜统治巴比伦17年的历史。现代史学家认为，它代表了巴比伦祭司集团的价值取向，包括后来向居鲁士和亚历山大献出巴比伦城都是在这一集团主导下完成。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神庙祭司也得到了众多好处，如亚历山大下令重修马尔杜克和那布（马尔杜克之子）的埃萨格伊拉神庙和埃兹达神庙。 如果贝罗苏斯采纳了此编年史中关于公元前6世纪历史的记述，那么从其身上就折射出一定的主观价值取向。而希腊人的著作更多表现了以客观理性为出发点来描述人类行为的思想。贝罗苏斯的史学成就无疑是重大的。他结合了两河流域和希腊的历史编纂方法，使用了两河流域各地的王表、传奇史诗、神话和新巴比伦编年史，再将之转换成以编年史时序相联的希腊式叙述史学。 贝罗苏斯对多文化的融合 贝罗苏斯的写作意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得到王室还是神庙的支持，他首先传达了巴比伦拥有长久而光辉灿烂的历史信息。根据作者所编定的王承脉络，贝罗苏斯及其所代表的巴比伦承认塞琉古王朝为正统。但我们依旧可以察觉作者在写作此书时还有其他考虑。 贝罗苏斯拒绝了希腊人对巴比伦历史的一些错误记述。希腊人眼中的亚述女王萨米拉米斯的事迹来源于希罗多德和克泰西阿著作中的描述，她被认为不仅是亚述帝国地位最高的女人，还是巴比伦城的建造者。实际上，这个人物是亚述王沙姆西阿达德五世的妻子萨穆拉玛特，她并非巴比伦城的建造者，贝罗苏斯在书中对其建城事迹采取了否定记述。贝罗苏斯所考虑的，可能是要求保持巴比伦文化的独立延续以及拒绝希腊文化的入侵。结合塞琉古一世曾在底格里斯河上建立塞琉西亚城，并将除迦勒底人外的巴比伦城居民全部迁徙于此，以及在巴比伦尼亚各城施行城市自治来看，巴比伦不但在希腊化时期没有得到文化上的复兴，反而经历了丧失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地位后的失落。贝罗苏斯通过类似民族志式的历史著作，精心地表达了引导安条克一世关注巴比伦尼亚历史的诉求，以此抵消塞琉西亚给巴比伦城中心地位带来的威胁。 《巴比伦尼亚志》中包括马尔杜克为巴比伦建造城墙、大洪水之后得以重建以及亵渎巴比伦的毁坏者辛纳赫瑞布惨遭其子谋杀的内容，确实突出了巴比伦城在整个两河流域历史上的神圣性。贝罗苏斯承认了塞琉古王朝在巴比伦历史上的地位，并试图调和这两种文化。 贝罗苏斯及其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巴比伦在希腊化时代展现在具体个人和历史文本上的变化。但在古代世界，贝罗苏斯的《巴布伦尼亚史》没有产生太大反响，克泰西阿的《波斯史》依旧是了解巴比伦尼亚历史的首选读物。因为两河流域作为希腊化世界部分的历史并不长久。并且，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思想发生了轴心时代的变化，对人类世界及过去的思索从偏于史诗般的想象转变成追求对真实事件的描述。贝罗苏斯的神秘主义神学色彩毕竟不能满足希腊人的那种从雄辩术和哲学探究所培育起来的理性批判精神。但是，他在古代作家著作中的痕迹，仍说明了他在西方学界中关于巴比伦尼亚认知的重要地位。而作为一部非希腊人向希腊人介绍本民族历史的希腊语著作，它无疑是迈出了具有探索性的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