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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外交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 蒋廷黻1912年赴美留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Robinson)高足、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1923年归国，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他当日所提携、培养的弟子，有许多后来术业有专攻，成名成家，如费正清、何炳棣、邵循正、郭廷以、夏鼐、姚薇元、吴相湘等。 1935年，蒋廷黻走上政坛。此后，除1938年在汉口短暂赋闲时期撰写了《中国近代史》，直至临终，再没有返回他心爱的学术园地。 黄仁宇尝言，治史须“放宽历史的视界”。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当得此语。开篇“剿夷与抚夷”章言：“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言外之意，呼之欲出：战败者是不可能获得平等待遇的。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倨见英国使臣的朗声言辞已然埋下半个多世纪后大清走向衰亡最初的种子。 蒋氏论林则徐，尤中肯綮。有两个林则徐，一是士大夫眼中之林则徐，一是真实的林则徐。士大夫眼中的林则徐，百战百胜，洋人闻其名而丧胆，惜奸臣琦善收受英人贿赂，致林去职，局面遂不可收拾。其实，真实的林则徐彼时已然觉悟：我方军器、实力皆远逊于西。他竭力买外国炮、外国船，且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他在广东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后来都给了魏默深 （源），魏氏据之撰成 《海国图志》。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并不为过。 林则徐的软肋是过于顾惜“羽毛”，为“士林清誉”而惧受“清议”指摘，无勇气登高一呼而醒世人。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万众景仰，然林氏终受声名所累！ 若言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则可谓琦善为近代中国“努力外交”之第一人。当然，此亦需放宽历史视界而检讨之。琦善之“奸臣误国”，受英人贿赂而撤防、主和以致败，不独鸦片战争初息便为朝野共认，且主导了之后百余年的主流“历史”。至今学校历史课讲述鸦片战争时仍常见师生斥骂琦善之痛恨加鄙夷表情。其实，琦善之种种罪状纯出朝中“清议”的构陷，蒋氏在其书中为琦善辩诬，考之甚详。 琦善系林则徐继任，对中英之战诚然悲观，但此“悲观”是其识见“超人”之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蒋氏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宋以降，主战、主和的朝议之争，由于受制于泛道德主义思维，遂有了忠奸顺逆的道德色彩。主战即为忠臣，主和即为奸逆。其实，战争的发动与否（“打”还是“不打”）不可仅凭意气，无论这意气是否多高尚，而应凭对战争双方形势的审察及对战争的成本与收益的核算。 时论指责琦善“奸臣误国”的背后是不认输、不服输之虚骄，既然如此，当然谈不上知不足而谋自强。因此，晚清的自强运动并非始自鸦片战争受挫于英，而是始自20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受挫于英、法。由此，蒋氏认为，“虚骄自大”使得中华民族白白“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