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我第一次到泰国开展田野调查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年头。在这十几年中，我个人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与海外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我清晰地记得，当我于2003年到泰国开展田野调查时，几乎所有的泰国人都会问“你是不是日本人”。对此，我有所不解。后来我才发现，日本的学者、商人、企业、学生和背包客遍布泰国；泰国虽有相当多的华裔国民，但中国人在泰国社会里的可见性并不高。时隔十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泰国，曼谷的出租车司机会用中文说“你好”；房东威诺非常兴奋地说“中国现在繁荣发达，将会超越美国”；而威诺家的亲戚纳姆却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中国商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2017年，在8年之后再次访问清迈的时候，清迈街头的种种中文标识、成群的中国游客和把清迈当作创业摇篮的来自中国的九零后带给我强烈的“文化震撼”：无法再回避中国与泰国之间的现实联系。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今天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是研究他者，还是研究我与他者——或者说我们。
凸显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性 关于海外民族志，如王铭铭所言，“所谓‘海外民族志’，乃是一种以中国为处境，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研究与论述方法，这种民族志所描述的人、事、物，主要存在于中国之外”。从中不难发现，他强调了国内与国外、本民族与异民族、中国与中国之外的区分。其他学者的观点与此也多有契合。从地理空间上来说，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是国外社会，这当然没有错，而且直到今天到海外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仍然是海外民族志研究最核心的要求。但是，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我们不断在海外遭遇来自中国的流动的人群、商品、资本和科技，当中国元素在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海外民族志研究当中所凸显的将是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性。 我用“中国的跨国性一词来概括今天中国与世界的连接方式。毫无疑问，跨国流动现象自古有之，近年来更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深入到每个社会的内部。但是，中国成为跨国流动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场域却是近十几年来的新现象。中国的跨国性指的是中国社会内生的、伴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以中国社会的普通人普遍参与跨国流动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的新现象。这一现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越来越频繁地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流动，既包括民间层面的出国留学、旅游、工作、志愿服务、探亲等现象，也包括由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推动的以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援助项目等为代表的各种现象；二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无论是旅游、寻找商机，还是成为中国的高科技引进人才，他们都在与中国的普通人打交道，连接起中国与世界，并成为中国地方社会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跨国性具有很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方面，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新技术条件的出现为中国的跨国主义提供了重要支持。无论是中国的高铁项目，还是在全球旅游热点地区针对中国游客推行的手机支付方式，都使得今天中国的跨国主义带有明显的现代科技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资本与商品生产的规模使得中国的跨国主义体量巨大，而且对国外的地方社会构成了一定的冲击。 要理解中国的跨国性的复杂过程，海外民族志研究必然有所担当。一方面，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开展深入的民族志调查，在跨国流动现象中发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对于跨国流动现象的调查也需要研究者发挥其在海外民族志研究方面的基础，深入地方社会，看到中国的跨国主义的现实影响，并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来理解这种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跨国性也对传统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提出了挑战。我们比过去更需要看到中国的跨国性网络当中不同空间节点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可能更需要突破单点研究的局限，开启对多点民族志研究的大胆尝试。此外，要理解中国的跨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共性与差异，就更需要开展比较研究和团队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