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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潜在缺陷与风险倒逼：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创造性地传承、改写和发展传统时期民族事务治理的合理内核和积极因素，实现了扬弃性的超越。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设计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对于民族事务治理绩效的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步入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国家崛起的新世纪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时代急剧的变迁过程中，各种原生型和后致型、内源型和外生型民族事务风险叠加淤积，并借助现代传媒技术螺旋式放大，并倒逼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转型与重构。 2.1 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潜在缺陷 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大体匹配总体性社会时期的民族事务，客观上也取得不俗的治理绩效，但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原生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缺陷逐渐凸显，并且表现出与时代发展相抵牾的诸多征兆。 其一，一元化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弊端。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中，政治系统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是民族事务治理当仁不让的核心，民族事务治理绩效也主要是政治系统单一智慧的体现。然而，当今社会形态迥异于传统社会形态，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风险聚合程度远超过往。正如有学者所说：“现代世界已经演变成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按照可测算风险的语言进行思考和按照可测算的语言采取行动的两者之间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用于技术发展相通的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7]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使得民族事务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迁，各种传统社会不曾经历的新型民族事务纷纷出现，如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中的民族互嵌与民族区隔、社会急剧转型中的民族分层和利益裂变、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等。这些新型民族事务的凸显与固有民族事务的叠加日益严峻地挑战一元化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承受能力，并使得单一的政治智慧在纷繁复杂的民族事务迷局中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 其二，精英主义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缺陷。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强调民族精英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特殊作用。这无疑是对总体性社会民族地区“人心政治”[8]建构的精准把握。不过，在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激荡的浪潮中反思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传统精英主义取向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未免局限于民族精英人物的吸纳而相对忽略对普通民族群体意见的尊重。与传统总体性社会相异的是，现代多民族社会是一个异质性社会。社会彰显出日益复杂的利益多元性、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异质性，族际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不断发展。多民族社会存在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单纯地注重民族精英吸纳而忽略其他利益主体的权益表达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其三，权力本位式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病症。传统社会时期的政治职能主要体现为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体现得并不明显。由于传统社会普通民族群体的利益诉求相对简单和单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陷导致的民族事务治理风险并不凸显。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多民族社会的欲求开始急切而多元。尤其是改革开放激活了整个多民族社会的经济理性和发展期许，各民族群体都兴起了一场“期望值革命”[9]。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各民族群体的需求层次可能更加多元。各民族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0]。各民族群体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期望与传统民族事务治理公共服务职能的软化形成日益拉大的张力，容易诱发民族事务治理成本抬升与绩效递减的反向发展风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