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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代民族事务的多元繁复与风险生成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转型的加快使得我国民族事务治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民族事务治理遭遇全球性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复兴、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形成、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我国总体性社会的急剧转型。世情与国情的变迁使得我国民族事务趋于繁复，民族事务治理风险也呈现出一系列的时代特征。 其一，民族事务风险的叠加性。风险叠加是民族事务在时空压缩式发展过程中折射出来的鲜明特性。民族事务风险叠加本质上是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各种原生型风险与后致型风险的聚合。在前现代社会中，民族个体从呱呱坠地就落入“婴儿民族陷阱”[11]，独特民族文化氛围的浸润使其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原生的身份认同、集体记忆和民族情感。在多个民族共生的环境中，族际之间身份的殊异性、集体记忆的差异性和情感指向的分殊化难以避免地使族际之间存在一定的原生型张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发展又可能会催生族际之间的各种后致型张力。现代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是国家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和压缩式社会形态演进。现代性主导的发展范式不可避免地出现族际发展差距拉大和分配非正义等问题，而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兴又频频解构国家主流的历史叙事、官方的政治话语和共享的文化图腾，诱发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风险的生成。 其二，民族事务本身的敏感性。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事务往往具有难以言喻的敏感性。从民族本身而言，民族成员经由原生家庭的文化浸润和后天的民族主义工具性建构，往往对本民族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12]6产生超验的认同。这种超验民族认同甚至发展成为一种“高情感负荷的意识形态”(an emotionally-charged ideology)，使得民族成员对“他者”有意无意地文化冒犯比较敏感。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不管是基于文化多样性的代际传承，还是少数人权利的特殊保障，抑或是国家安全的现实考量，民族事务治理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差异化授权和实施倾斜性政策。弱势群体关怀和民族集体人权保障甚至成为评判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治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我国民族事务治理而言，全球性第三次民族主义的逆势飞扬、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文化寻根的复苏、社会变迁中的民族二元结构，都彰显着民族事务本身的敏感性。 其三，利益分化的客观性。发展是民族事务治理的永恒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激活了整个中国的发展活力，但也无可避免带来了社会转型与分化的阵痛。从区域分化而言，“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北京、上海、广东代表第一世界；沿海发达地区为第二世界；中部城市为第三世界；西部边疆地区为第四世界”[13]。从城乡行业分化而言，“在国际公认的社会稳定线这一城乡差距指标中，全国超过这一警戒线的有11个省区，边疆民族8省区就占了7个”[14]68。从族际利益分化而言，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总人口的8.49％，但却占贫困人口的52％，贫困发生率前五位都在民族地区[15]3。边疆民族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在某种程度上耦合，彰显着边疆民族地区“美好生活需要的愿景”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反差与张力，也昭示着当代民族事务治理难度的提升。 其四，民族问题的跨国性。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边境线漫长、跨境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这些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融、商缘相共，彼此之间频繁交往。这也使得国家边界内外的民族事务相互影响、相互交织，民族事务风险也出现跨国性流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量的增加，国家崛起成为不可阻逆的客观现实，但也不得不承受大国崛起难以摆脱的“烦恼”。面对中国崛起，一些大国和周边国家频频误读中国的和平发展，担忧中国的和平发展挤压其既有的地缘政治利益。在修昔底德陷阱和安全困境的忧惧之下，一些国家不仅试图以所谓的岛链和民主安全菱形①来围困和孤立中国，而且还以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乃至疆域问题作为制衡中国崛起的手段。这些国家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非正义介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升了中国民族问题的跨国性。 其五，民族问题传播效应的放大性。传统社会是相对简单的社会，民族事务风险源相对单一，风险传播渠道相对有限。现代社会却是一个风险高度不确定和高速流动的复杂社会。在现代社会时期，各种民族事务风险的叠加淤积，使得民族事务风险源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得民族事务风险的传播机理发生了颠覆性变革。科技革命的发展孕育了一个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极其丰富的全媒体时代。各种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介的融合互通使得整个世界的信息都以一种“超光速、零壁垒、爆炸式”的方式传播。在信息传导革命性变迁的同时，各种民族事务问题也借助全媒体时代的多元媒介迅猛扩散，使得民族事务治理风险呈现被放大的蝴蝶效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