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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为戴海斌《晚清人物丛考》一书的自序，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中国史学一向强调以“人”为主，传统史书首重纪传一体，旨在“以人系事”“因事见人”。近世新史学的提倡者虽然对“二十四史”有强烈的批判，但仍重视精英人物的历史（史学）位置，如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此处“伟大”，如取其“宏大”义项而不涉褒贬意，则亦可理解梁氏提示有所谓“历史的人格者”以“关系的伟大”而结合各“史迹集团”“时代集团”，有此提纲挈领，方可“将当时及前后的潮流趋向分别说明”。他本人所写的传记，也无一例外均以关系到一代时局者为主人公，如《李鸿章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之作，即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李鸿章传·序例》）。近代学术风尚与方法屡经迁易，“人物研究”毕竟不完全同于“传记（传叙）文学”，而钱穆等人强调国史研究中“不当重事而轻人”“尤不当于人无褒贬”（《中国史学发微》）等观念，更多是对时流的一种防御性反拨。 进入新时期以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一跃成为理解“历史的创造”之必然性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说明”），也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学界“论辩”的焦点之一（参看《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余风所及，直至80年代，“历史研究极为活跃，但研究得最多、最旺的还是历史人物”，不过像陈旭麓先生这样的思想敏锐者已在反思既存的问题，指出“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掌握这个变的时代”，“要懂得此人的时代性，要有形象思维，没有这个，一定写得干巴巴；要有理论思想，否则写不深”（《陈旭麓文集第三卷·谈近代人物研究》）。迄于今日，日益倚重社会科学方法、凸出“问题本位”的史学研究，已渐不以人物为当然主角，更有甚者竟全然不见“人”的踪影，遂有学者感叹历史书写中“人的消失”，同时检讨由此形成的“一个矛盾现象”：一般民众渴盼读到有“人”的历史，专业史学界则反其道而行，认为愈没有“人”的历史，层次愈高，人名太多的历史是“软”的历史，反之才是“硬”的历史，只好把“人”的历史交给通俗传记作家或文史工作者（王汎森《人的消失？！——兼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 不过，政治史或是较少的一个例外，据我所见，此一领域的研究者尚对“人物”抱有持续的关心，并在研究中不吝笔墨加以“深描”。在我更熟悉的晚清史研究领域，似乎有一种牢固的但确乎行之有效的以“人物”刻画“时代”的传统或风气，从民国到当代，从内地到港台，均受其沾溉，一般公认高段位的学人（有些人未必乐以“学者”自限），几乎很少例外地都在人物研究上下过功夫，且能拿出相当水准的代表之作。对于这种学术现象背后的脉络，我有一些朦胧的感觉，尚无法详晰表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对我的研究取向实际产生了影响。很早以来我就比较喜欢读人物自传、日记、书信、诗文集一类文字（不单纯出于研究目的），现在学校开课时也讲过“人物研究”的专题，多多少少写了一些人物（总体仍以“精英”为取向），对为何研究、如何研究也自然有一些思考，甚至还自主发明了诸如“中等人物”之类的概念（从较宽泛的角度，姑取其地位介于达官显贵与草根平民之间、知识阅历上往往具备传统与新学双重训练之意，我较注意这一类人物作用于历史关节点的机缘与影响）。此次相关论文有机会汇编成集，我一度妄想是否要专门作一篇文字，对迄今所思做一番发挥，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史学研究首重实证，见诸行事，方法、道理即默寓其中。“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有类空言制胜、华辩伤理；况且，吾辈所思是否真能“知意”，或有多少“创见”，自信尚不足，又何敢灌输于人。一本小书，值不得这样精巧的不老实，故终究还是决定守拙。 本书涉及的人物不在少数，而材料杂出，头绪纷乱，每一主题的论证处理，都绕不开史料考辨与史事考订的基础工作。“丛考”一名，古已有之，用之今日似略显老派，我却以为妥帖。近年来有两本案头书，常翻常新，深觉有味。一是陈垣的《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陈先生以“实习”方式讲授考寻史源之法，等于授人以渔，而“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二句金言读之难忘，令人心折。二是罗尔纲的《困学集》。这是罗先生晚年的学术自选集，由于成文年代的关系，收在集中各篇在今人读来，或不免一些政治说教的气味，但所展示的“假设”“本证”“辨伪”“笔迹鉴定”“调查”诸种考据手法以及史、论细部的精密结合，却有十足的“干货”。在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两位先生固曾就“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差别发生过辩论（见陈垣《〈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然若征名责实，既谓之“考据”，仍必有其不易标准在。以上两书均未特别标榜有何研究门径与取法，实际仍以问题为导向，所谓过河搭桥、逢山开路，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用到很多“方法”，自家武库的备用兵器本来就多，兼能上下取法，从而左右逢源。近代史料向称繁富，不惧其寡，但苦其多，或因如此，在利用方面往往不甚“精细”。然如果留心体察，“近代史研究”在史料考辨与史事考订方面实有其传统，凡有成就的学者，固非以考据自限，但在考据上必见其功力。清人焦循论“学”，以为“无所谓考据也”，“惟求有据，不能用思以求通者”必流入“考据学之末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焦里堂》）。此语针对的是乾嘉时代的经学家“知据不知通之弊”，对后世学界也有其适用性，所以蒙思明在民国针对时风，直指“考据不能独当史学重任”，并呼吁中国的史学界“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诚然，考据或“不得别称一家”，考据非学问目的，本书之“考”，正如庄子笔下庖丁所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之“技”而已。吾于“道”，但有仰之弥高的憧憬，尚无钻之弥坚的执念。 本书各篇之作，各具触因，亦或多或少有欲抒发者，套用现代学术语言，带一些“问题意识”“价值关怀”，然文章俱在，不必再赘，此处也不宜做何总括和阐发，我情愿承认一个朴素的想法：编这个集子不过为自验所学之深浅，止于“技”耳。按“技”，古训“巧也”。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康德也说过：“提供的一切规范不论多么详细，它的典范不论多么优秀，我们也不能学会灵气十足地进行创作。”（《判断力批判》第47节）孟子所说的“工匠精神”与康德此语指向的“诗艺”创作，未必在同一层次，但均提示了“规矩”或“规范”以内尚有不易把握、须实践体会者。我想自己不过是一个尚待检验能否出师的学徒，现在锻炼的是“技艺”，追求的只是那股子“巧”劲罢了。此处的“技艺”，非敢依傍或攀比西人所谓“历史学家的技艺”（The Historian's Craft），当然没有任何“新史学”包蕴的深意，只取其字面的原初意。窃以为这或许已成了我们习焉不察、久假不归的一类东西，只能在实践中摸索、锤炼，渐至打磨成型。本书也便是一个习史者经历初阶的记录。 近世精读清人文集大概最多（之一）的张舜徽，晚年做一总结，谓：“平生涉览清人文集，至于千家，而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具二者之长可以无憾者，特寥寥十数家耳，下者乃至词不达意，甚或文理不通，奚由能自抒所得？”（《爱晚庐随笔·文与学之分合》）以张先生之法眼，清人能为考证之文者，尚不过“寥寥十数家”，反观文史传统乖离日久、语文教育积重难返的今世，恐怕更是绝无仅有了。考证之作，或谓质胜于文，易失之偏枯、干燥，此似势所必至，却非理所当然。胡适讲人物研究，除了“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也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傅斯年尝以文学史写作为例，谈考证与著述之间的关系，其基调迥异于我们一般熟知的史料学观点：“写文学史当无异于写音乐史或绘画史，所要写的题目是艺术，艺术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东西，而写一部的史，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设施的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谈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然后可得真知识。把感情寄托在真知识上，然后是有着落的感情……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始，以波涛动荡止。”（《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本人既是当代学院培养机制的产物，本书各篇概不免今日学术表述的诸种通病，我所努力的只是尽量“达意”，至少避免“不通”。不过，前述各家之言仍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我愿以之自勉，“发乎考证，止乎欣感”固是一种化境，却值得著史者去追求、逼近。 收入本书的一部分论文，在学术对话时设定了明确的对手方，表现于观点上且不无针锋相对处，用较早前史学界的专用术语来说，即带有所谓的“争鸣”性质。此或予以读者“好辩”的印象。我也只能承认修养不足，尚乏“逢古必敬、临文必恕”的一颗“虚心”。学术进展，譬如积薪，本书但凡有所见，无不得自先行研究的启迪和滋养，即使有所商讨辩驳，也绝不稍减我对他们的尊敬。我亦深知“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的道理。此前驳正他人的文章，今已见与本人再“商榷”者，此诚学者之幸，我要表达十二分的欢迎，同时提醒自己“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正名》），时怀懔惧，下笔当更加矜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