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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0月23日，历史学系团学联学术部采访了2018级新生的书院导师戴海斌老师。通过戴老师对于个人经历的讲述，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戴老师的研究态度与方法。同时戴老师个人的经验之谈也为我们读书以及学习历史提供了方法。我们还询问了老师的学术见解，对“热点”，李中堂等的评价让我们受益匪浅。相信同学们也会从中学习到方法，让自己的历史学习更加顺利。 个人经历 Q：您本科阶段的学习是在兰州大学完成的，硕士和博士是在北京大学攻读的，如今在复旦大学任教，您认为在这几所不同的大学，史学研究的环境有什么不同？ A：我是浙江绍兴人，在上大学之前，只有在家乡生活的经验，最远到的地方，可能只是上海吧。一下跑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大西北，的确有开拓胸襟的感觉。了解中国之大、知道以前经验的局限。到了大学，相较于之前相对沉闷的中学生活，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很自由。现在回想起来，四年中真的读了不少书，当然多数是乱读，但对于现在的我，很有意义。 北大硕博连读，一共是七年。我想这段时间主要意义，在于完成了基本的学术训练。对于什么是“学术”或者“学问”有了一点初步的感觉。我读书的2002—2009年，北大历史系可以说集中了当代最优秀的近代史研究学者，可能那段时期是北大近代史研究最鼎盛的一段了。所以我也很幸运，有机会得到很多好的老师的指导。 北大毕业后，我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那是一所很有传统的学术研究机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过很多贡献。在那里也有不少出身于复旦的前辈和同事，我感受到很深的复旦学风和学术传承的影响。2016年，我进入复旦历史系。复旦历史系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系，专业门类齐全，有很多好的老师，在这里学习、工作是幸福的事情，你可以多方取益，把研究做深、做细的同时，保持一个开阔的、开放的视野。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一些特别的风格。不过我想，一个学者倒不必刻意强调出身的特别。其实有些对于不同地域、不同学校的学风的区分，是不能当真的，比如南、北之分，比如京派、海派的说法，比较刻板，有时候可能与事实还相反。我想学术之道，「存乎于人」。不管什么出身，或者在哪里学习、工作，最好能够兼收并蓄，把各方面好的东西汲取，而成就自己的心得。 Q：您曾师从茅海建先生，茅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师，请问茅先生对您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影响？ A：的确，茅老师是近代史研究的大家，对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想，最直接的影响，当然在于对待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和方法，简言之，就是实事求是。史学研究应该是平易的事情，材料的、史实的、说明的，循序做去，而不要把它玄学化、神秘化。 不过，茅老师的学术取向并不狭隘。就像茅老师的老师，陈旭麓先生一样，陈先生培养了很多今日看来非常有成就的学生，他们的研究领域、学术风格却很多样化，而究其学术底色，则受到陈先生治学精神的深刻影响。清人章学诚讲「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我想现在的学者，也不必要以门户自限。陈先生、茅老师、包括我受教过的很多老师，教给我对待学术要有鉴别和判断，同时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茅老师经常与我讲的一句话，「走在大道中间」。研究生时期，每周和茅老师见面，有一个同门之间读中国古典的读书课，记得读《诗经·小雅》，有一句话「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印象很深。我想老师对我影响，也是这样。 Q：茅先生以治学严谨、坚持真理著称，相信您一定也受到了这方面的熏陶，您认为这一品质对于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有什么意义？ A：茅老师是一个学院知识分子，给人的一般印象，一年365天，课堂以外，他不是在书斋、就是在档案馆伏案工作，他的著述也是以史料充沛、考据严谨著称。我想从我接触他的感受来讲，茅老师也是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情怀的学者，这一点或许也可以从陈旭麓史学找到原点。我亲耳听他自己承认，「我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他的《天朝的崩溃》，包括之后的一系列著作，能赢得那么多的读者，我想也是与他的关怀、他的思考，能够「通古今之变」、能够触动人心，分不开的。这也是历史学的最大魅力所在吧。不过茅老师对待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又有很自觉的、明晰的界限意识，他尽的只是一个「学人」的本分，已经完全脱去「策士」或「帝王师」的腐儒气息。从这一点上，他倒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学者。 经验分享 Q：查阅您发表的学术论著，发现您在晚清史方面的研究成就非常丰硕，请问是什么原因使您将晚清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您对于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什么建议？ A：其实研究方向的确定，有很多机缘、不确定的因素。我想基本还是遵循「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原则吧。至少，这样的研究会比较愉快。不过我建议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至少大学时期，不必要过早确定方向，过早进入一个过于窄的、专门的课题，而能放眼看书，在知识和阅历上有一个尽量宽的铺垫。这对以后进入专深领域的研究有必然的好处。当然，这些可能要回过头来，才能有更深体悟。 就我个人来讲，在主观上，一个比较确定因素是，我对这段历史的关心和好奇。晚清时期发生了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进入了所谓「近代」，古今中西之变，于此为烈，而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走出这段历史，我们还处在持续的「近代化」或「近代不化」的过程中。为了理解今天，我想有必要追索渊源、回溯前史。 Q：有人说：「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但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可见，史学研究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和了解学术史。您认同这个观点吗？对于我们本科生来说，在自己的学术早期，应该怎样学习历史？ A：这个我基本是同意的。我想这是很多有成就、有资历的学者们的经验之谈。史学相较于其他学科，它在知识、材料上需要的大量准备、研究工作的繁难苛细，都是比较考验人的。对本科生来讲，我前面讲到，这应该是尽量开拓视野、放眼看书的阶段，不过，另一方面我强调，看每本书都要求每本书的「心得」。 现在时代，资讯空前发达，对史学来讲，获得各种信息、材料的途径也要比以前多得多、快得多。所谓「看书」，很容易流于浮泛。好像这本书、那个资料，这个学者、那个学派，什么都知道，但究其实质，却归于茫然。我想读书是为己之学，看每本书，不管是好书、坏书、经典之作、还是一般著述，都要有所体会，让书面的文字，变成自己的理解。避免只见书不见学，或更等而下之，只见目录不见学。这也是前辈学者讲的，要由「耳学」进为「眼学」，变被动为主动。 学术问题 Q：您在晚清史方面的研究颇丰，能不能介绍一下当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热点」不大好说。其实学术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和规范，「热点」则是不断变化转移的，当下有些「热点」是不是学术性质，也不易言。今人所谓「热点」，可能就是章学诚所说的「时趋」，他说「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所以载笔之士「苟欲有所挽救，必逆于时趋」。（《上钱辛楣宫詹书》，《章氏遗书》卷二九）有时候「热点」、「潮流」是会推着人走的，所以我们对它们需要了解，虽然不必要时时逆反，但应该保持一种反思的意识。 我个人而言，主要研究重心在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目前主要两方面工作，一是研究义和团事变前后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政治与外交转型，兼及朝野力量互动，我觉得庚子这一年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不比后来改变了中国政体的辛亥革命要小；一是对晚清时期旅华日本人书信、日记等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密，来华日本人也涉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通过内外文献的比较互证，可能对近代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对近代历史有新的理解。我不知道，这些工作算不算“热点”范围之内。 最近我在三联书店出了一本书，《晚清人物丛考》初编、二编，主要收录从博士毕业以来发表的有关「人物」的一些论文。这些文章或直接以人物为主题，或借由人物切入讨论某一问题，这大概可以反映我目前阶段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取径之一。中国学术传统中一直有“人物”刻画「时代」的风气。不过后世日益倚重社会科学方法、凸出「问题本位」的史学研究，已渐不以人物为当然主角，更有甚者竟全然不见「人」的踪影，所以有学者感叹历史书写中「人的消失」，我想这本书也是在因应传统，并且体现自己的一些思考。 Q：我读过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梁先生评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在晚清史上是一个地位极高，又极具争议的人物。您会如何评价李中堂? A：我前面提到的《晚清人物丛考》中，也有文章讨论到李鸿章。李鸿章是梁启超所谓的近代历史上不可多得的「造时势之英雄」，当然有他可取、以及他人不可及的地方，但他又是一个末路英雄，结局惨淡。近代史学在以前某些历史时期中，有专门的「历史人物评价」一个研究门类，注重阶级立场出发的定性分析，有些类似古史当中的「褒贬」。我想现在的学术研究，应该超出「评价」的范畴。尽量去了解李鸿章这样的应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人物，他所面临的实际处境，他的思想资源、人际网络、政治境遇，他应对变局的作为和局限。前不久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著名的近代史学者杨国强老师讲演「同光时代的事件与人物」，谈到李鸿章最了不起、最让人佩服的，不是他的洋务事功、或者如何参与国家大计，而是甲午、庚子两次国家战败后不得不出、而能一力主持的议和。这当然是很有启发性的观点。 Q：您在学术史方面也颇有研究，能不能介绍一下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前史和早期发展史？ A：这个牵扯头绪较多，此处不能展开。我的一个简单思路是，我们做任何一门研究、哪怕一个问题，都不是从自己开始的，即前人所说不必「自我作古」。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学科、这个研究专门的本身历史，然后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可以回应或推进那些研究，做出真正有学术增量的工作。 「近代史研究」本身是一门历史比较短的学科，它的发展也与晚清至今中国史的展开互为表里，而相对成熟、比较「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可能要到民国时期，即20世纪30年代才成立。近代史的学者（早期很多相关学人身份其实不能以现在的“学者”标准限定）如何从学科建制、学术规范、史料发掘、出版传播，等等方面推进近代史研究，以及这些人与当时社会政治的互动，有很多值得留意和讨论的话题。我想了解学科的历史，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学科的从业者继续前进的前提，这也即是做研究既要拉车、也要看路的意思。所谓“路”，即指前路，也包括来路。 Q：从晚清到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华大地可谓风雨飘摇，有人说，这是一个苦难与希望并存的时代。您认可这个观点吗？您认为学习这段时期的历史，对我们理解当下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 A：这个问题我想不需要多说。中国古人讲「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我们的国歌也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想这句话不是空言，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是适用的。当下时代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盛世”，但这个时代遭遇的问题也空前复杂， 我们和晚清时人一样，面对迎头而来的「大时代」，也很难有一种「百年心事归平淡」的释然心态。晚清到民国是距离当下最切近的时代，也是塑造今天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政治认同、精神风貌的一段历程，从这百年中不见得能找到解决今天问题的钥匙，但是至少可以理解我们何以会如此、将何以自处、又何以处世？我们都听过西方先哲说过「读书使人明智」。这是一句老话，但我确实觉得包含真理的成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