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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互动的历史影响 就社会层面来说，意大利人文主义与犹太思想的互动并没有给当时的两个群体带来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宽容。随着接触的日益加深，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反而越发紧张起来。首先，人文主义者研究与运用犹太思想的行为，引起了基督教社会内部的恐慌。保守的基督教学者不仅质疑这些研究，斥责这些人文主义者存在犹太化的倾向，还运用行政的力量进行干预。犹太书籍检查制度的出台、焚烧塔木德活动的出现以及威尼斯隔都的建立和推广便是最好的例证。其次，人文主义者研究犹太思想的真正目的并非要了解犹太文化，而是想借此证明基督教的权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延续着中世纪的护教传统，想以此皈化犹太人。如马内蒂在《反犹太人和异教徒》（Contra Judaeos et Gentes）中就强调基督徒要想成功地皈化犹太人，熟知希伯来语和拉比文献是非常必要的。正是意识到人文主义者的这种目的，一些保守的拉比学派才质疑和指责人文学科蕴含破坏和颠覆犹太信仰的因素，反对将人文学科纳入犹太价值体系。为了彻底阻止两教学者之间的交流，防止犹太人被基督教社会所同化，一些拉比如卢里亚（Solomon Luria）、萨尔范（Elia Chalfan）等几度重申犹太人不得向基督教学者传授希伯来语、《托拉》和喀巴拉的禁令。一些更为激进的犹太人甚至拾起了“设藩篱，以屏《托拉》”的古老传统，自愿封闭于隔都之中，实行自我隔离。文艺复兴时期两个社会的文化互动虽然在不断加强，却没有实现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宽容。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人文主义者对犹太思想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又突破了中世纪的护教传统，开始转向学术研究。人文主义者在“古代神学”的名义下，逐渐将希伯来文化视为构建理想宗教模式和“人的尊严”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承认犹太思想和学术的价值，将其提升为人类社会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学术需求，才使得许多犹太学者进入了人文主义者的学术圈，接触到人文主义的最新成果，并借此成功地解决了犹太社会面临的问题。得益于这种文化实用主义，两个群体中的精英学者间的对话不仅没有随着两个社会关系的紧张而中断，反而不断增强。这不仅为主流社会的新观念进入犹太社会，推动犹太思想向近代的转型提供了机遇，而且也使得基督教学者得以吸纳犹太思想，为欧洲近代文明的创建提供思想动力。 首先，人文主义与犹太思想的互动在两个方面推动着犹太思想向近代的转型。第一，互动为犹太学者了解人文主义向科学的转向提供了机遇，使得科学研究活动和追求科学的精神逐步深入犹太思想界。在15世纪后半叶人文主义的转向中，自然哲学也成为人文主义者关注的焦点。经过特勒肖、伽利略等学者的“祛魅”，自然哲学逐渐发展成为近代科学。互动至少在三个方面促成了科学研究活动和精神向犹太学术界的渗透：其一，人文主义与犹太思想借助各种载体进行的互动，增进了两个社会中精英学者间的理解和尊重，双方互动的范围和主题不断拓展，并逐渐超越了宗教论争的层面，为自然哲学成为双方对话的主题减少了障碍。其二，随着互动的不断深入，犹太主流学术界逐步认可了犹太人文学者将拉比传统与世俗学科相结合以培养“犹太绅士学者”的理想，认可了他们利用“古代神学”思想将其他哲学和异教传统纳入犹太信仰体系的努力，这就为近代科学进入犹太学术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其三，人文主义者对犹太学术的需求以及互动造就的良好氛围，让摩德纳、约瑟夫·德尔梅迪哥、波塔莱昂为代表的犹太学者或医生得以进入基督徒开办的印刷社、帕多瓦大学的医学院和意大利诸侯的宫廷，接触到最新的有关科学的书籍和课程以及伽利略等科学家，从而获得了将科学研究活动和科学精神切实引入犹太学术界的机会。从此，主流社会中的人体解剖学、化学医学、原子理论、天体运行学说等科学研究活动在犹太学界也有了诸多的延伸与回应。追求科学的精神也随之成为犹太人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的一部分。第二，互动还促使犹太思想界出现了近代启蒙的先声。面对基督教社会因犹太思想的传播而引发的对犹太人的恐慌和隔离，犹太学者意识到，基督教社会的这些反应皆源于他们对犹太传统的偏见或误解，仅仅依靠限制犹太人与基督徒交往的方式，已不能完全解决犹太社会面临的危机。犹太学者如莱昂·摩德纳、西蒙·卢扎拓等拿起手中的笔，开始客观地呈现犹太教信仰和风俗的真实面目，以获得基督教社会的理解；呼吁犹太人做出适时的改变，适应基督教社会，推动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的融合。这些论说无疑成为18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犹太启蒙运动的先声，为犹太思想向近代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其次，人文主义与犹太思想的互动，还使得基督教学者在近代文明的创建中得以吸纳犹太思想，为宗教改革、近代科学思想和宗教宽容精神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互动的发展，人文主义者对希伯来文化的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人文主义学术界出现了一门新的学术——基督教希伯来学。通过基督教希伯来学者的学术研究，希伯来文化对近代欧洲文明的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在宗教改革运动之中，新教和天主教阵营的很多学者开始借鉴和吸收犹太学术，以服务于自己的宗教目的。如新教学者明斯特、布克斯托夫就分别利用了犹太学者莱维塔和莱昂·摩德纳的希伯来语法书和释经作品来校勘和注释《旧约》，以达到对《旧约》最精确的理解，服务于“唯独圣经”的改革理论。天主教学者纪尧姆·博斯托则借用喀巴拉来反对新教的改革理论，维护教会的权威。他吸收了喀巴拉宣扬的“自由意志”学说，来反对加尔文否定自由意志的神恩救赎论，肯定教会在人类救赎中的作用。即人类由于自由意志的存在，可能会选择堕落，需要教会进行规劝和拯救。其二，犹太思想还为科学革命和宗教宽容精神提供了思想动力和支持。17世纪是启蒙运动和现代社会发端的世纪，理性主义、科学革命和宗教宽容等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思想都发轫于这个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学者们在研究近代早期欧洲思想的转型时，一直忽视炼金术、魔法学或神秘主义因素在近代科学和宗教宽容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过，随着以耶茨为代表的瓦堡学派对赫尔墨斯主义与科学革命的关系、莱布尼茨和牛顿炼金术手稿的研究，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在以前的研究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的因素对近代欧洲思想转型的影响。由此，希伯来传统和喀巴拉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被学者们逐步揭示出来。他们发现受惠于前代学者对犹太思想的研究与传播，这个时代诸多思想家、科学家如莱布尼茨、洛克甚至牛顿都频繁地从犹太思想中为其科学发现或宗教宽容思想寻找理论依据。如莱布尼茨在喀巴拉思想的启示下提出了单子论。牛顿则将摩西等古代圣贤视为科学家，将自己视为他们的继任者，将自己的科学发现视为重新揭示摩西等圣贤已发现的自然秘密的过程，以此来为科学研究张目。莱布尼茨与洛克更是吸收了喀巴拉的“tikkun”（修复世界）和“gilgul”（轮回转生）学说来反对基督教的原罪、预定论及永恒地狱等教义，强调上帝善的特质，认为不论是基督徒、犹太人还是异教徒，都会得到上帝的普遍救赎。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犹太人被宽容仅仅因为其是犹太人，而不是潜在的基督徒的近代宗教宽容思想。当然，近代欧洲思想的转型是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我们并不能过分强调犹太因素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其为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欧洲思想转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结语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中指出：“因为对文化史上任何时期精神层面的概述，会因切入角度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历史图像。”如果从文化互动的视角来观察文艺复兴，我们会看到人文主义者对异教文化的借鉴和运用不仅是多层次、多取向的，而且他们所要复兴的古代文化也不仅仅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还包含着古代世界的其他文化，尤其是希伯来文化。与此同时，面对人文主义者对犹太思想的解释与运用，生活在意大利社会中的犹太人，也并非全然不知，任凭基督教学者在他们那里获取灵感，他们也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因此，在文艺复兴的研究中，我们在关注人文主义在边缘国家传播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在边缘群体中的表现。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学者和犹太学者在互动之中，面对来自彼此和诸多古代文化的冲击时，所采取的回应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不论是基督教学者，还是犹太教学者在面对“他者”文化时，都力图从自身的文化意识出发，立足于时代的需求，或者将古代文化与异教文化创造性地转变成自身传统的一部分，或者在其中获取理解自身文明的新方式，或者吸收其精华，将自身的文化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更好地认识自己。这正体现了文化误读，即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去解读另一种文化所带来的创造力。但文化误读也常常造成许多误解、对峙甚至冲突，正是由于基督教学者对于犹太思想的研究，只是从自己特定的文化意识或宗教意识出发，而无心了解犹太思想的真实面目，才最终造成了两个社会走向了紧张和对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