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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在互鉴交往中得以进一步发展，中亚与中国在当代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同样推进了双方彼此间的理解。2014年6月15日至25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一项目涵盖丝绸之路东段，全长5000公里，包括以中国河南洛阳为开端，经新疆天山走廊并延伸至哈萨克斯坦南部沿线的33处遗迹点，其中哈萨克斯坦8处，吉尔吉斯斯坦3处，中国22处。[注]这一联合申遗项目的成功获选，成为中亚与中国在文化遗产领域亲密合作的典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走出去的当代实践中，有若干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独特的文化标签而受到中亚各国的广泛关注。2005年11月，中国申报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流传于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种木卡姆的总称，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这种木卡姆音乐形式除了中国新疆，还广泛分布于中亚等地区。2009年，中国申报的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玛纳斯》与《格萨尔》、《江格尔》共同构成了中国三大史诗，其演唱异文繁多、篇幅宏大，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玛纳斯及其后世共8代英雄的谱系式传奇叙述，共有23.6万行，被称为柯尔克孜人杰出创造和口头传承的“百科全书”；此外，相关社区的传统节庆和民俗活动，构成了《玛纳斯》中亚的文化空间。由于中亚与中国新疆地区生活着一些拥有共同历史语言和宗教文化传统的跨界民族，如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中国国内称为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因此，诸如《玛纳斯》之类的非遗项目，自然在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也形成重要影响。 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开始受到中亚各国民众和研究者的关注。例如，2010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医针灸”，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推进，以及相互间人员交流的增多，其良好的疗效受到中亚各国民众的广泛欢迎，并成为中亚各国开展对华医学交流的主要推动力。据相关报道，在哈萨克斯坦，中医按摩、中药理疗等被视为健康、环保的治疗方法，不少政府官员和家属经常到中国来理疗治病，甚至还邀请中医专家赴哈诊疗。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非常鼓励设立中医诊所，为此专门设立了相应机构，负责管理中医诊所、中草药、中成药等市场。首都比什凯克市拥有数十家个体中医诊所，一些吉国民众甚至专程来华接受中医针灸推拿治疗。此外，一些更侧重艺术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随着国际间交往的进一步推进在中亚大地得以呈现，例如，在2017年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来自中国的多个地方非遗项目在此亮相，其中江苏的非遗项目——南通扎染、苏州核雕和苏绣三大谱系之一的常州乱针绣位列其中，尤其是核雕艺术家带去了以花卉、人物、核舟等为主题的多件作品。小巧的核舟玲珑剔透，还能打开窗户，让现场的哈萨克斯坦游客大为惊叹。 三、区域特质 总体而言，由于中亚地区在古代所呈现的欧亚交流枢纽角色、近现代作为俄国-苏联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以及当代作为独立国家的独特性，因此在文化遗产方面，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特区域化特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亚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在构筑和维护自身国家认同的方面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中亚各国真正独立建国的时间有限，而且在之前缺乏基于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长期认同，因此通过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与实践，就不仅是中亚各国政府层面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维系中亚各国社会与族群内部历史和现实凝聚力的重要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依然在影响着社会民众的曾经存在过的、而如今消失了的苏维埃文化及其遗产问题，如何面对苏维埃文化共同体的存在历史，就成为需要认识和面对的重大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重大社会变革后，文化共同体发生解体甚至灭亡，会导致许多需求的消失。……更多情况是，文化共同体的观念改变，导致了对某种活动的不想、不说、不写，乃至对相关的物不用、不造。而‘不造’最直接和客观地反映了需求的终止。”[注] 其二，中亚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更多地在于凸显这些新生民族国家内部主体民族的地位和重要性，并通过历史名城和重要遗迹来构筑起古代王朝与当代国家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从而为形成各国不同的历史与传统构筑最重要的文化性基础。但值得反思的是，正如1979年通过《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区的宪章》(巴拉宪章)所指出的，“各个时期对该地区所做的贡献均应得到尊重。一个地区如有不同时期的建造物，显示一个时期的建造物而牺牲另一个时期的唯有在被去除的建筑物所含文化意义甚微，而将被展示的所含文化意义重大得多的情况下方可证明是合理的”，[注]因此，如何更好地处理中亚各国文化遗产中所涉及的古代和近代所留下的相关痕迹，如佛教的相关文化遗存，[注]就需要中亚各国政府和学界有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认知。 其三，由于中亚地区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周边国家的独特地缘关系，使跨界因素成为中亚各国文化遗产的重要关键词。这种跨界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中亚各国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邻国形成巨大影响，在中国西北地区产生尤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更容易在中亚地区推广和形成影响力。中亚各国文化遗产的这种“跨界性”因素，超越了我们在文化遗产领域一般意义上的东西方之分，在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与认知挑战。 （本文发表于《文化遗产》2018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