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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山之麓的“美丽公墓” 我们一行从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回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这里本是我们此次“自驾游前南”的始发站，也是离开前南地区前的最后一站。半个月前我们在萨格勒布下飞机后即驱车去了格拉迪斯卡，计划返回时再游萨市。如今在前南诸国绕了一大圈后，终于“前度刘郎今又来”。 当年刘梦得二十年后回到玄都观，看到的是“桃花开尽菜花开”，今天我们半个月后回到萨格勒布，黄绿相间的中秋已经变成满山黄叶的深秋。我们的第一站便是直奔萨市北郊层林尽染的熊山（梅德维德尼察山），去看米罗戈伊公墓和熊堡。 对外国人来说，米罗戈伊公墓并不是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但它在克罗地亚人心中有特殊的地位。在建筑艺术上，它被认为是“欧洲最美的公墓”和“公墓花园”、“露天艺术画廊”。港台一些旅游书把米罗戈伊（Mirogoj）译成“美乐高”，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而在政治历史上，它又是克罗地亚近代以来众多不同宗教、不同“主义”、不同政治见解、不同党派乃至不同民族的大人物共同的长眠之地，因而具有特殊意义。 可以说，这里的众多著名墓主和纪念碑，维系着这个多事之地不同人群的不同希冀，而他们彼此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一部克罗地亚近代史壮丽而残酷的图卷，既令人浩叹又发人深省。从这一点看，它可以说是个规模宏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这就是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们慕名而来的原因。 熊山上的道路依着山势七折八拐忽上忽下，我们开车转来转去费了不少周折，终于在一处开阔地看到了一座建筑华丽的“城堡”。 “这是公墓吗？”同行的吴思兄问道。 难怪，这座公墓的高大墙垣如同城墙一般延伸，长达1.5公里，深秋里红色的爬墙虎覆盖着一段段墙体，给人以沧桑之感。“城墙”外那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葬仪厅看上去像个典雅的教堂，那也是建筑大师赫尔曼·博莱的杰作。 而宏伟“城墙”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穹顶圆堡，共有20个（现存18个），远远看去完全就像一座古城。 沿着城墙走到一个广场，两座方尖碑对面是城墙中央大穹顶下是一个罗马式柱廊形“城门”，这就是公墓的主教堂——基督王教堂。它也是萨格勒布的名教堂之一。 很多人都知道米罗戈伊有这个名教堂，但包括笔者在内，初来时往往都把“城墙”外那座漂亮的葬仪厅当做教堂，而把真正的基督王教堂看成“城门”，因为它与“城墙”完全连成一体。而如果从公墓里面看去，这座大穹顶教堂又与它前方的图季曼墓在景观上融为一体，不明究里者往往把它们都看成一座“泰姬陵”式的宏大陵墓。 先前我在网上看到图季曼墓时也大吃一惊：克罗地亚对图季曼的“个人崇拜”已经搞到这种程度了？这次来到一看才发现真正的图墓其实貌不惊人，倒是大教堂连同“城墙”令人印象深刻。当然把图墓摆在这个位置，还是表示了一种特别的尊重。至于图季曼在克罗地亚人中的真实地位，我们后边再说吧。 从“城”外广场上看到穹顶下“城门”（教堂门）两边都有大型拱廊，那才是公墓主入口。进去一看才发现这个“城堡”只有临街的一面，公墓的其他边界都是栅栏，而“城墙”的向内一面，其实是一条新文艺复兴风格的漫长拱廊，其中满是壁画和浮雕装饰的嵌壁式墓室，有人称之为“画廊式墓地”，加上拱廊外大片墓园内各色各样的墓碑和满园的花木植被，无怪乎它有“最美公墓”的名声了。 在东欧和南欧地区，这种城堡状的公墓通常都附属于一个大型修道院，像俄罗斯著名的新圣女公墓和顿斯科伊公墓就是如此。但米罗戈伊公墓虽然也附有教堂，公墓本身却一开始就被宣布为一个世俗的设施。 这片土地原是19世纪著名语言学家、泛斯拉夫主义先驱路德维特·盖伊的地产。 1872年盖伊去世后，由于盖伊倡导斯拉夫人联合的主张得到高度赞赏，萨格勒布政府把这块土地买了下来，并把当时葬于另一公墓的盖伊也迁葬于此，专门设为名人的纪念性墓地，同时也对公众开放。 与名人作伴的墓位自然价格可观，吸引不少富人以为归宿，墓地装饰自然也是艺术水平颇高。当时市政府聘请了著名德裔建筑大师赫尔曼·博莱精心设计，1926年博莱死后便也葬在了这里。 因为经费短缺和战争的影响，公墓建设断断续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灭亡，“第一南斯拉夫”时期工程仍在进行，直到1929年，这个美伦美奂的公墓才最后建成。 露天历史博物馆 所以，这个看似久经沧桑的历史古迹似的地方，尽管艺术形式很古典也很雅致，其实它的历史并不久远。虽然有人称它为“萨格勒布的拉雪兹”，但它里面并不葬有如巴黎拉雪兹公墓里的爱洛依丝和阿伯拉德那类中世纪名人，拉封丹、莫里哀这类近世初曙期人物，甚至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也没有。它的第一个墓主就是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1872年去世的盖伊。 但对于克罗地亚的近代历史和近代文化而言，这座公墓的成长几与克罗地亚的民族意识成长相同步，有代表性的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著名人物多长眠于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19世纪公墓始建时，统治克罗地亚的奥匈帝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当局明确规定这个公墓属于市政所有，对所有宗教和文化开放。以后的南斯拉夫王国也继续了这一传统。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里的墓主就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犹太教、摩门教徒，穆斯林和无神论者，以及世俗的左派和右派。在前南的社会主义时期，这里专设了高干与烈士的“人民英雄”墓区，但也没有惊动此前各种各样的已逝者。当然，“政治不正确”的新逝者就进不来了。 克罗地亚独立后，这里又恢复了完全的开放。铁托时期被镇压的一些名人纷纷荣耀地迁葬这里，而并不认同新克罗地亚、一心要恢复铁托体制的“遗老”在近20年内去世的，也仍旧能在保留下来的南共“人民英雄”墓区继续找到归宿。甚至在前南解体后的惨烈内战，即如今所说的“克罗地亚独立战争”中与克军对阵的一些塞族“叛军”军官和政治家，只要不是前南国际刑庭认定的战犯，如果本人愿意也可以葬在这里，与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的烈士墓比邻而居。 于是在这个墓园里，我们能看到各个时期彼此对立的人物和政治立场相反的各种纪念碑：这里既葬有南共早期受王国政府迫害的领导人杨科·米西奇（南斯拉夫共青团创建者）等革命先驱，也有战后南共时期被黜的王国政府官员如伊万·舒巴西奇等，还有南共的党内被铁托镇压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情报局分子”（指南苏分裂后亲苏反铁托的“国际主义者”）如安德里亚·希伯朗等。当然，也有南共时期一直权势赫赫的领导人，如南共掌权初期“五巨头”之一的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铁托时代克罗地亚共和国首任总统弗拉基米尔·纳佐尔，南共创始人之一、全南总工会首任主席久洛·萨拉依等。 军事方面，这里安息的有身为奥匈帝国海军统帅的克罗地亚人马克西米连·尼耶戈文、南斯拉夫王国的空军司令埃米尔·乌泽拉茨，也有众多的南共人民军将领，包括最近几年去世后葬入“人民英雄”墓区的前南人民军高级将官，如前人民军海军司令丁克·舒尔卡洛上将（2010年入葬）、斯特凡·奥普森尼查少将（2002年）和弗兰尼奥·科涅布尔少将（2006年），甚至还有前南人民军克罗地亚塞族将军拉迪·布拉特——他最早倡议在克罗地亚境内设立塞族自治区，内战时他虽早已年迈退役并未参战，政治上仍一直支持塞族，与克罗地亚当局对立。当局曾对他进行过“战争罪行调查”，但2013年去世后他也荣耀地葬在了这里。 更有趣的是公墓里的大型纪念碑：二战时期亲德的“克罗地亚独立国”的“祖国卫队”死亡士兵纪念碑和南共游击队的烈士纪念碑也比邻而立。这边，是南共时期立的“119位法西斯统治受害者”纪念碑和纪念乌斯塔沙集中营死难儿童的“克扎拉山儿童之墓”，那边，却是纪念1945年“克罗地亚独立国”向西方盟国投降的军民被遣返回国后受到铁托军队“大屠杀”的“布莱堡被遣返者悲剧”纪念碑。 从这些不同立场的纪念碑前鲜花、油灯和纪念人群数量的对比，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今天克罗地亚的民情世态——以后我们还会进行分析。 曾不得不“站队”的民族如何看待历史 与我们中国人不同，由于悠久的历史原因，一直与东正教和穆斯林列强对立的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传统上倾向于中欧天主教邻族，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基本都站在了失败的一方（奥匈帝国与纳粹德国），这在今天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自尊和创痛回忆与国际政治背景下的政治正确及民族反思之间形成了相当大的矛盾，甚至也是当代克罗地亚及有关各国现实政治争议的一大问题。 剧变后20多年来，在政治、思想多元化的背景下，以1945年后苏军的恶劣军纪、扩大化的镇压带来的痛苦和本国极权体制的罪过为借口为乌斯塔沙分子翻案的极右翼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曾有一定影响，这和前南时期为了1945年以后的“政治正确”而回避本民族历史创伤的极左翼史观形成了两个极端。但是，经过了内战和民主政治中几度左右政党轮替的风风雨雨，如今绝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和克国主流舆论，都在这两者之间采取了大体持平的态度。 即一方面拒绝为乌斯塔沙和“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人类屠杀罪行背书和翻案，并在国际政治层面认同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另一方面也认为当时本民族“站错队”事出有因，并且为克罗地亚普通民众和士兵的悲惨遭遇而叹息感伤。 同时，很多人也反对把“站错队”的人们一锅煮，除了强调把一般民众与士兵跟“坏头头”相区别以外，不少人还认为应该把“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正规武装（即“祖国卫队”）和乌斯塔沙极端主义准军事组织相区别，认为后者是一群狂热的暴徒和乌合之众，前者虽然政治上“站错队”应该承担战争责任，但作为正规军军纪相对尚可，而且一般士兵按义务兵役制被那时的“国家”征发入伍，其个人责任也不同于那些自愿狂热的乌斯塔沙民兵。 这就是米罗戈伊公墓没有乌斯塔沙和“祖国卫队”头头的踪影，却有一处醒目的“祖国卫队死亡士兵纪念碑”的原因——当然它与南共的纪念碑一样也是争议的话题。 笔者不能说这种看法就是对的。尽管在最近的前南解体后内战中也能看到正规军军纪相对好于准军事组织的狂热民兵，而且笔者少年时期经历过的1968年广西发生的狂热事件，也确实存在类似场景：正规军即便参加镇压，也很少残杀俘虏和战场外滥杀无辜平民，而“群众组织”干那些坏事就要残忍得多，什么惊天邪恶都做得出来。但是，也有不少例子表明两者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有时“群众组织”的疯狂暴行，就是被正规组织放纵、怂恿甚至指使的。很多坏事不便直接干，就煽动别人去干，这不能成为解脱的理由。 不过，弱小民族因“敌人之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站错队”则是另一个问题。这种现象在二战中也确实不少。北欧小国芬兰因遭受苏联“冬战”的强势侵略在先，而被迫倒向德国寻求保护，亚洲一些殖民地的民族独立领袖如缅甸的昂山将军、印尼的苏加诺和印度国大党的钱德拉·鲍斯因反对宗主国英国、荷兰而一度投靠日本都是例子。 如今人们并不仅仅根据国际政治中的“站队”来评价他们。克罗地亚应该也是如此，苏联时期的历史观以“政治正确”掩盖一切并不可取。如今在克罗地亚这些问题都有争论。 在这些讨论中除了“站队”的对错应该反思外，当时克罗地亚各方自身的所作所为，有无践踏权利滥杀无辜等等暴行，以及各方此类反人道暴行程度的比较，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至于他们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左右”对错，只要不像纳粹恐怖思想那样逾越底线，反倒不那么重要。 由于上述这一切，米罗戈伊公墓既是多元化的象征，也是引起争议的敏感点。2011年2月1日，就有人在“人民英雄”墓区放置爆炸物，部分炸坏了纪念碑。当时克罗地亚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及主要的在野人士都谴责了这种破坏行为，并很快修复了被损坏的部分，此后这里还照例入葬了像布拉特那样有争议的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