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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把个体放进考古史册去揣摩时,不免萌生类似“浮生一日,蜉蝣一世”的沧桑和惶惑。有一些个体,会对考古传奇产生极为关键的作用力,而他们往往,只是时代布景的一帧匆匆剪影。 发现良渚文化和确认良渚文明,是一条漫长的路途。而最初的那个起点刻度,是固定写就不会改变的。所有文献资料会告诉你,发现良渚遗址第一人生于民国,那个叫施昕更的人1936年在其家乡,浙江杭县良渚镇(今属余杭市)附近,发现许多地点出土黑陶和石器,因而进行发掘。 看似本无奇异之处吧?可我无意多看了一眼施昕更的生卒年——那一生“急促”得令我心头一颤,不由进一步查阅。这个载入考古史册之人,原来并非考古科班选手出身,25岁偶然成为发现良渚遗址第一人,随即投身田野考古、撰写报告,28岁离开人间。 也就是说,民国青年施昕更用生命最后的短短3年,竟一手推开了良渚文明大门。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江南少年按部就班的求学轨迹。 1912年,施昕更出生在杭县良渚镇,他在此地长大,读小学。1924年秋至1927年夏,在杭州直大方伯巷杭州第一中学初中部读初中。 从初中毕业后的秋天,直至1929年春,施昕更在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纹工班就读。根据《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记载,施昕更曾担任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管理员,他主要担负的职责为保管、接触古物,也包括良渚黑陶、石器、玉器。 1930年,施昕更进入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透过现存相片和文字给施昕更“画像”,眼前出现一个安静踏实、擅长绘画,对考古充满热情的清瘦书生。 彼时,这个刚成年的青年毫无考古专业基础。仿佛命中注定一样,老天爷赐予他一份属于考古者的直觉和魄力。 连施昕更自己都说,“实在是一种偶然的机缘”。那个后来震动学界的遗址,他自述文章里写了一个具体精确的时间:1936年11月3日下午两点钟。 触发机缘的原始事件,是当时博物馆正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1936年5月,古荡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消息传出,施昕更立马给予极大关注。 心思细腻、反应机敏的他,发现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杭县北乡良渚一带见过。原本施昕更不太在意那种石斧,“不过我是认为同玉器并行的殉葬物,不承认它是新石器时代遗物”。偏偏这个节点,灵光一现,施昕更感觉得到了一种“暗示”:古荡和杭县北乡的良渚,会不会之间有一种互相的联系呢? 抓住灵感还等什么呢?“行动派”施昕更说走就走,随即跑回故乡良渚,一口气进行了三次调查。他终日在田野阡陌之间奔走,不以为苦。 好运气,在11月3日那一天,蓦然砸到施昕更头上——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运气只配得上真正有才华的大脑。施昕更于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带回了杭州。他在参阅了大量书籍资料后,受到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城子崖》一书的启示,“乃悟及此黑陶既与石器相伴,或者与城子崖相同,详加参证,果然是不分轩轾,证实我以前对于杭县的臆说,引起我绝大的勇气与兴趣,而同时此发现更引起了学术界重大的注意。杭县遗址在江南远古文化上的地位,亦顿形重要”。 西湖博物馆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规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发给采掘执照,发掘时间定为1937年3月20日至6月20日。 “我对于这遗址的研究,更加迫切,乃不揣谫陋,毅然负责作三次小规模的发掘工作,得到意外的收获,在江南考古工作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吧!”得到馆里的同意和支持,“超高效率行动派”施昕更,马不停蹄主持起了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根据记载,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当年12月23日刊发的《东南日报》,出现题为《西湖博物馆在杭县发现黑陶文化遗址》的报道——“西湖博物馆馆员施昕更,最近因调查杭县地质,在该县境内,发现黑陶文化遗址多处,遗址见于距地表约二公尺之池底,包含于黑色淤土层之内……考古家认为远古东方之固有文化,为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重要分子,时代在殷商以前……并据施君在杭县一带屡次之调查,对于地层上蕴藏情形,已渐明了。” 1936年至1937年,在那样一个历史节点,施昕更他们顺利高效地开展考古已然不易。更难得的是,1937年春天,施昕更写就了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一书,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 业界都说,施昕更的《良渚》考古报告,能在战乱年代保留下来并流传至今,堪称奇迹。 如今我们读到成书、出版于80年前的《良渚》影印版,这份“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的考古报告,刚翻开每个人都会很唏嘘,因为卷首语通篇里里外外浸透了山河破碎的血泪,主标题下面还写有一行字——“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的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 “我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第二次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这意义比较起来是更加重大罢!” 在这段文字后,施昕更郑重注明:“二十七年八月重印,昕更志于瑞安”。 在良渚考古报告中,施昕更特别提到了该如何“定名”的问题。“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如城子崖,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因为我依地层上的根据,推测在黑陶时代,该处颇多水患,且沙洲纷纭,尚系沿江初成的砂地,因为环境良善,才有民族移居,所以决定采用这二个字,有名实兼收之妙。而且有了地域的观念,在比较上也很便利,如良渚报告中的遗物,或称良渚石器的,可以分别城子崖石器,或仰韶村石器等,正如生物学上的种属名一样。” 施昕更的《良渚》文稿付排后,抗日战争爆发,印刷被迫中止。于是施昕更携带文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徙兰溪、永康、松阳,在董聿茂的呼吁和坚持下,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1938年《良渚》一书终于问世。 《良渚》在上海付印时,施昕更迫于生计,到瑞安县工作。不久后,便投笔从戎,任县抗日自卫队秘书。1939年5月,积劳成疾,感染猩红热,因无力医治,施昕更病逝于瑞安医院,年仅28岁。葬于瑞安县西山。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刘斌、王宁远等专家在《良渚:神王之国》中指出,施昕更发现良渚文明之时,由于当时盗掘出土的良渚玉器被认为是周汉之物,良渚文化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认知,学术界认为良渚出土的黑陶是北方龙山文化南渐的结果。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而通过持续推进的考古,慢慢确证其实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已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了。 细算下来,施昕更这一生真正属于实地考古的时间,不过一年而已。这位民国青年生命何其短促又何其闪耀,如流星一般,为后人的良渚遗址考古带来第一缕希望的曙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