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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首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诞生120周年，不幸罹难60周年。人类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事业的成功，少不了生命与鲜血的代价。许多不测事件，往往就是人类的悲剧，历史的挫折，文明的灾难，业绩的损毁。许多家国精英，民族脊梁，历史人物，就是梦幻般地折损在不测之中，其损失之重，无可估量。郑振铎先生的不幸遇难，举国含悲，文物工作者更是无可接受的悲痛。作为早闻大名“半路出家”的老文物工作者，笔者对这位新中国首任文物局长，只知道他是中国文学史学者和左翼作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与鲁迅、茅盾齐名等部分经历，而对其在考古、文物研究与收藏方面的巨大成就却不曾知晓。我到文化部机关时他已遇难两年多，工作也很少涉及他的情况，仍然知之甚少。1972年调到国家文物局后，工作上也只偶有涉及，直至1998年他遇难40周年《郑振铎文博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出版才有机会了解他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重大贡献。而今，他生死两甲子，生也六十岁，死也六十年，人世沧桑，不亦悲哉！为此，通读了他的“文博文集”，因而生发许多感受与浮想，更受到许多为时已晚的教益！还留下些许悔之莫及的遗憾。唯其如此，特将所感所思所憾，示之于人，算是过来者“多余的话”，将对郑振铎先生的钦佩、崇敬付之于文，或许可供后来者参悟。 郑振铎先生，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首任文物局长，其才德之高，品学之优，在新中国文物局十朝“元首”之中，当然的“首屈一指第一人”。而最凸显深沉、炽热的却是他心中激情奔放，笔底波澜汹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家气概，令人惊艳！他的文博文集，所涉文物博物馆的层层面面。由于他的博学多才起始于文物考古，又钟情于文物考古，所以他的文博之论，都是实践真知，经验升华；都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专业之深，笔锋之利，文采之盛，实在是高大上，令人感佩至极！文集并非学术文集，主要内容集中于文物博物馆管理工作理论、思想和方针政策方面的论述，没有考古学专业的古奥，特别是由于他激情奔放的文字，喜怒哀乐跃然纸上，往往激发着读者久久不能平息。其感染力、感召力、震撼力、穿透力着实不同凡响，无不为之赞叹！ 爱国是其第一天赋天职 郑振铎先生作为一代大家，其“家”分类而称或超越“半打”之多。但是，首当其先，首扬其名的却是“爱国学者”“爱国志士”。在他的一生中，爱国是其第一禀赋，第一天职，第一性格，第一行规，第一实践。他29岁那年，为避“四·一二”大屠杀之劫难，慨然出国留学。他出国时所写的著名散文《别了，我爱的中国》，就是一篇爱、恨交集燃烧的诗样散文。他说： “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着的中国！ 我不忍离了中国而去，更不忍在这大时代中放弃自己应做的工作而去。许多亲爱的勇士正在用他们的血和汗建造着新的中国，正在以满腔热情工作着，战斗着。我这样不负责任地离开中国，真是一个罪人。 然而我终将在这大时代中工作的，我终将为中国而努力，而呈献我的身、我的心的。我离开中国，为的是求得更好的经验，求得更好的战斗的武器……我不久将以更勇猛的力量加入到你们当中来……这是我的誓言！” 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动，践诺了他的誓言。1928年，他带着《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书回到祖国，依旧在风雨泥泞路上奋争进取。他的创作、研究、著述活动，涉及学科之多，成果之富，少有同人可比。其中对考古、文物、文献、古器物的研究、收藏，更是独树一帜，成绩卓著！他说“热爱祖国的伟大的艺术传统，也就是热爱祖国……”他在对待祖国文物的保护、研究事业上，是一腔热血燃烧着爱憎的烈火！他视古文物、古文书为“民族文化的眼珠子”。“凡对此有一点爱护之心的，便都会爱护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巴金在回忆他时说：“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我听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爱文物，爱护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遗物，就是爱国爱乡，就是尊祖爱国。而爱国尊祖的人，一定会爱护祖国文物，这两者互为因果、源流，不可分割。作为中国人，不爱护祖国文物，甚至盗窃祖国文物，或者勾结外国人盗窃、出卖、走私祖国文物，那“简直是卖国的行为，而应该处以叛逆的罪名的”。“我们应该以全力来对这种文化上的卖国人物！堵住了大门，阻止他们的无穷尽的盗卖、偷运行为”。爱之愈深，恨之愈切。郑振铎对祖国文物的爱、憎之火就是爱国激情燃烧起来的熊熊之火。他这种爱憎之火点亮了一座真理之塔，照亮了文物工作者前进之路。一个文物工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真诚专一的爱国主义者；一个爱国主义者，必然是一个真诚专一的祖国文化遗产的维护者。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必然会数典忘祖，也必然发现“月亮是外国的圆”。这种人甚至可能把祖国文物偷运、走私出国，成为他欣赏、享受外国圆月的资本。郑振铎先生把这种人视为祖国的叛逆、民族的败类、历史的罪人。我们的文物工作者，应该学习、继承郑振铎真诚专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对老祖宗劳动创造留下的一文一书，一图一画，一物一皿，一技一艺等等，都要视为历史的见证，文明的成果，文化的资源，精神的财富，民族的根魂……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再生的绝无仅有的全民族共有的“无价之宝”。生命诚可贵，文明价更高。民族根魂在，自信久弥牢。作为文物工作者应该像郑振铎一样，树立起“热爱文物就是热爱祖国”的思想理念。树立起“我终将为中国而努力，而呈献我的身我的心”的意志，“以满腔热情工作着、战斗着”的精神，真诚专一地献身祖国文物保护事业！ 坚持唯物史观阐释文博理念 《文集》第二大特点是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文物博物馆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对文物博物馆的性质、价值、功能、作用等等都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述和阐释，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是长期的实践探索成果。郑振铎先生指出“原来人类的进展，只在文化上表现得真切。每一个时代，各有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而每一个民族，同时也有其特征。而这文化是禅递不断的，像抽刀断水似的，水是永远‘更流’着的。每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最好的表现，便在各时代遗留下来的古文物、古文书上。要明白今日的时代和人民生活，也非各时代（近代乃至邃古的）人民生活不可，自然也便非研究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古文物、古图书不可。这并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这是活生生的学问，这是活跃跃的知识，并不是什么死的学问已成了过去的知识，像画龙点睛似的，古文物、古图书便是民族文化的眼珠子。凡对于人类文化、民族文化有一定爱护之心的，便都会爱护这些自己民族所遗留下来的古文物、古图书……明白过去的时代和人民的生活，便是帮助了活知识的发展”。文物是什么？文物价值、作用何在？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哪里？郑振铎的这段论述，不是回答得明明白白吗？关于文物与历史，文物与现代人的生活，文物与历史学科研究的关系问题，他早在前述论断之前20年，就有突破传统之新见。他在《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书中把挖宝与考古区别开来。前者对文物造成破坏之灾，后者则是对历史的见证，对历史学研究的证据、补充、补正，是唯一真实可靠的实物证据。他反复谴责把文物作为宝物把玩。他谴责那些嗜古成癖的人“举天下之声色货利，概不足以易其好古之心，这才是‘肖子’呢！偷卖古物、古书的人视民族文化如敝履，以古人遗宝为‘利’薮，其行为可恶、可恨，其居心更可诛！”郑振铎先生无数次谴责对祖国文物价值、作用的曲解与误导：“到底所谓‘古董’究竟有什么用处？仿佛‘古董’是远远的脱离了现代的生活，远远的超出于实际的工作，只是一小部分人‘好古情深’，在那里搞那玩意儿”。“在旧的时代里，不错‘古董’是被‘孤立’了起来，作为封建地主、官僚、学者和买办资本家们的玩赏、摆设、摩挲之资的。它们被消极的‘保存’着，丝毫不能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把文物当“利”薮、摇钱树，自古有之，而且至今也大有人在；把“古董”当玩意、摆设，古时居多，自身富有，再不懂文物为何物，也要弄些或真或伪的古玩意，附庸风雅，显示高贵；而今此类现象多已被时风吹尽或将被扫除。但是商贾之家，仍可多见。他们在故作风雅之外，更多的是为了增值、保值，使手里资本获取最大利益。凡此种种，都不是文物作为，都与文物保护、研究不相干系。所以郑振铎先生恨之入骨，大声呼唤要破除文物为少数人玩赏的的旧式传统的古董观，还文物于人民，还研究于时代，还文博于劳动大众，还历史以真实。让文物成为人民大众认识历史，认识时代，认识自己的实物教科书。文物工作者，更要人人必读《文集》，从中获知对文物和文物工作的启蒙和滋养。 坚持文博事业为人民大众服务 《文集》内容的第三大特点是文博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必须坚持为人民大众现实文化生活服务。用今天“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来形容，也恰如其分。他在《给“古董”以新的生命》一文中，又一次以燃烧的激情呼唤“到了今天，人民当了家，一切都要重新估价，‘古董’也要翻身了，‘古董’必须恢复它的生命——永久的生存着的生命；也必须发挥其作用，给‘古董’以新的生命，就是使它复活起来，积极的表现其功用，使它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他强调指出：“历代的文物是中国人民的最高的艺术的创作，足以表现民族文化的最可夸耀的成就。它们不单说明了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同时，也活生生的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我们如果给它们以应有的地位，它们便会重新放射出光芒万丈的新的生命和新的光彩出来”。他强调改造旧式博物馆，因为“过去的博物馆，充其量只是‘古物陈列所’，每件文物陈列在那里，都是‘孤立’的东西，和别的东西不发生联系，也看不出来和‘国计民生’有什么关系，和当时社会生活有什么牵连，更不说明任何问题，发生什么教育作用。”他十分重视新式博物馆建设，新建博物馆，必须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服务的机构”“必须担负着特定的任务，那就是：要发挥着新民主主义的，即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作用。它们必须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工、农、兵打开了大门。它们必须把历代的人民大众们的智慧的创作，还之于人民大众……它们不仅保存着、陈列着那些珍贵的文物，而要通过了那些文物，建立起整个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的系统来”。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留下遗物遗产。人民大众是历史文明的主人，享受历史文明成果，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郑振铎先生对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民大众的关系的认知与论述堪称经典，至今以至永远值得文物工作者学习、弘扬。正是基于如此深刻的唯物史观认识，他的研究、著述、事迹、精神是中国文物事业发展史上十分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郑振铎先生作为老一辈文物专家、学者，特别重视文物专业学术研究，重视文物考古学研究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现实生活。新中国成立前后，同样无数次反复批判旧时学者研究文物的旧习气，对政府部门不重视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旧传统也持严厉批判态度。他说：“在过去反动政权的时候，文物工作是不被重视的，无数最可珍视的民族文化遗产——古物、图书——均被无耻的买办、官僚、商贾盗运出口，成为帝国主义的博物院或图书里可骄傲的收藏品”。“在过去反动政权的时候，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甚至形成了一种无聊的‘门阀’……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他们如此作为，“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是应该充分的公开给人民们享用的。自私自利的心理，阻塞了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作风……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的传布于广大的人民之间的。”（《文集》107页）还文物于人民，保护文物为人民，建立博物馆为人民，文物搜集为人民，文物研究为人民，这正是由于文物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所以《文集》所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文物工作理念显而易见，确凿无疑。学习《文集》，弘扬文物工作为人民的传统，教益在于此，精髓在于此，要求在于此，发扬光大的重任更在于此也。 《文集》对文博事业永恒的指导意义 《文集》名曰“文博”，其实，远非一般以文物管理工作为主体内容的“文博文集”，而是集文物专业研究和文物管理论述于一身的新中国第一部文博事业综合性文集。文集篇篇有内容，有思想，有实践依据，有理论阐发，有主题主旨，有意向有要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感染性、可读性很强，不是例行公事，不是官样文章。其学风之实，文风之正，作风之纯，情理之真，学问之专，实在不曾多见。他的工作报告、总结、提纲都是开门见山，直言其事，都是七实三虚，实践的总结，理论的提炼，结论的指引，没有官腔官调，没有架子派头，是非对错，清清白白，读起来，一派学者型的领导作风，真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权威。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文章，都是他富有远见卓识的文物保护思想的宣示，《保存古物刍议》就是他的文物保护思想宣言书，对祖国文物之热爱，对偷盗、走私文物犯罪的痛斥，可谓酣畅淋漓，荡气回肠！《给“古董”以新的生命》《一年来的文物工作》《怎样把图书馆、博物馆服务于劳动大众》《让古人为今人服务》等等，都是要求破除旧传统，扫除旧习气，一切工作，一切学术，一切收藏，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作者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如火一样炽热，如泉水一样奔涌，没有半点官腔官调！在他的讲话、报告中，统统不戴帽，不穿鞋，不说套话、空话、闲话，而是开门见山，直入主题，陈述根据、理由。这大概也是腹内有诗书，眼中有实物，心中有底气的学者型领导干部的本事、特色所在！《文集》另一大内容是出版图书、画册和文书古籍展览等序、跋。这类文章实为专业学术文章，而且中长篇居多，但是非专业读者都能通读可懂。所序、跋对象来龙去脉的历史，所独具的本质、特征、价值、沿革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还不忘批判旧时代“最可夸耀”最可宝贵的艺术品被禁锢于深宫大宅之中，被尘封于学者们的书斋之中，它们只是被特定的一部分人所摩挲、玩赏；更不忘谴责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文物、艺术品的野蛮掠夺、盗窃。读后所得的知识、教益、感化都不言而喻。他的未竟的长篇之作《伟大的艺术传统》，实际是一篇中国传统艺术史话，从殷商到两汉，纵续朝代，横分地域，讲文物、艺术品，兼收历史资料，有叙有议，亦史亦论，是独具特色的大作，唯独因故未竟，殊为可惜。他的文集，篇篇特别是关于文物管理的，都独具历史和现实价值。读之似为历史，更似针对现实，60多年的时空隧道直通眼底。例如《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拆除城墙问题》等等，就是如此。对今天的指导意义，可谓历久弥新！久经思考，更深感其思维之深邃，鞭辟入里；眼光之锐利，洞若观火。读后不禁发出会心之微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实，时间、实践、群众都也自知！文章，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也！ 作为仅凭他一部文集所得而间接相识的新中国第三或第四代文物“退伍老兵”，对首任局长的认知是有限的、浮浅的，特别是对他收藏、保护、研究古物、古籍，如此如醉如痴，其成就、造诣又如此之广、深，更是无限感佩，无比惊叹！有时翻阅《文集》之后，总迷蒙感到眼前有一座林深叶密的高山，深入其内，攀登不上其顶。也好似有一片大海，只见浪涛翻滚，不知其深千尺、百丈？科学家、学问家的脑海心田究竟有多深多广，我辈庸才，只能可望而不可及啊！郑先生不幸遇难60年来，有许多与之同辈大家写过许多回忆文章，他们以自身的事例评价其事迹、精神和人格、风范，当然别有一番情景。例如季羡林先生忆《西谛先生》的文章就特别感人。大师忆大师，就是不同凡响。他们的相识有师生长少之别。但“西谛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以致有时候简直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了”。他的“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整整齐齐的摆着珍贵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间瑰宝，其中，明清小说、戏剧的收藏更在全国首屈一指……”“他什么东西都喜欢大，喜欢多，出书也有独特的气派，与众不同”。“在我们眼中，西谛先生简直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微末不足道了”。“反动派把他看做眼中钉，据说是列入了黑名单。有一次，我同他谈到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面孔一下子红了起来，怒气冲冲，声震屋瓦，流露出极大的义愤与轻蔑。几十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有另一面：疾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西谛先生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时时奔来眼底。我越是觉得前途光明灿烂，就越希望西谛先生能够活下来。像他那样的人，我们是多么需要啊。他一生为了保存祖国的文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如果他能活到现在，那该有多好！”是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我们的文物事业该有多好啊！但是，他的思想实践，他的学问成就，他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是中国文物事业发展的驱动力，永远是中国文物工作者永朽的楷模！他的《文博文集》将永远成为中国文博工作不朽的教科书！ 而今，在郑振铎先生诞生120周年罹难60年之际，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正进入突飞猛进的新时代。郑振铎先生保护文物，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梦想也正在全民圆筑的大路上驰奔。“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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