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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1日是美国汉学家、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逝世两周年的日子。孔飞力所著《叫魂》（Soulstealers）《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的译者、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陈兼特此撰文，追忆孔飞力先生。 一 几乎只是转眼之间，孔飞力（Philip A. Kuhn）先生辞世已经快两年了。 仍然清晰地记得2016年2月中旬的那一天，一个冷得出奇的冬日。即便在康奈尔大学所在的绮色佳这个冬天从来就冷的地方，据报上说，也创下了冷的记录。 那天清晨醒来，打开手机上的电子邮件链接，先看到一行字，是《澎湃新闻》编辑送来的：孔飞力先生逝世了！顷刻之间，有一种时光停滞的感觉。知道这位前辈学者得帕金森症已有七八年，他住进老年公寓，也有四五年了。最后一次和他通话，还是2014年的事。当时，居然完全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只能拼命扯着嗓子告诉他，《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香港繁体字本出版了，也不知道他是否听清了。说话间，他分明哭了起来。挂了电话后，已感到，他驾鹤西去的时日大概不会太远了。但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却发现心中仍涌起一片无限的伤感。 追忆孔飞力：史华慈和费正清的弟子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香港繁体字本 打开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的网站，尽管孔飞力去世已几天了，还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消息。我不用微信，在中国国内使用的手机也关机。那几天里，还是不断收到了各方一个接一个的电子邮件，来信人有的认识，但大多不认识，都是提出约稿或采访要求的。孔飞力逝世在中国引起的反响，远比在美国为大。 冲下楼去，找出了翻译《叫魂》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孔飞力先生提供的清宫档案复印件和手抄件，其中还留有不少他阅读时留下的批注。一页页翻来，何止是感慨万千！ 我不是孔飞力的学生，同他没有“师生之谊”。 只是，我读过他的书，用过他的书当教材，当过一回他的论文的编辑，最后，又分别同刘昶和陈之宏合作，把他的两本书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思绪的阀门一旦打开，二十多年来与他交往的许多情节，不断地浮现在眼前。 二 初次听到孔飞力的大名，已是三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几年后，抓住一个稍纵即逝的“窗口时间”，到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读博。当时，对美国学界中国史研究的情况，真的是知道得不多。 一次，同现已作古的吴天威先生闲聊，他对我讲起美国中国史学界的种种人事掌故，谈到了在哈佛当讲座教授的孔飞力。吴先生说，这是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人物，1970年代初出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专著。后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退休了， 他的这本书成了“敲门砖”，接任费正清在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讲座教授的位子。费正清多产，孔飞力却不是。他重回哈佛十年，距第一本书出版也将近二十年了，却迟迟拿不出第二本书来。吴先生说，有很多人觉得，哈佛让孔飞力接费正清的班也许是犯了一个大错。 吴先生的说法中，其实也包含着他对于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和无奈。这是他们那一辈人文学科旅美华人学者中很普遍的现象。记得有一次同唐德刚先生吃饭说话，几巡过后，他也有过相似的真情透露：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史占了好位子的，有几个是有真本事的？（但他没有讲到孔飞力，也绝无影射之意。）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黄仁宇先生。他在中国名气和影响那么大，但在美国学界，不但从未为“主流”所眷顾，甚至在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阴影下美国公立大学纷纷裁员的背景下，连个三流大学的教职都没有保住。美国学界的“开放”外表下，其实也有着诸多封闭之处。这些，是题外话了。 吴先生的谈话，引发了我对孔飞力和他的著述的兴趣。之后，从图书馆借出他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还有他的一些论文，粗粗读了一遍。只不过，当时心不在焉。我虽然一直对清史有兴趣，在国内读研任教时还发表过与清史相关的论文，但“本行”是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当时忙于修课，读书的重点和心思又放在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上。孔飞力的著述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对于孔著何以受到重视，也不得要领。 以后，读了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才慢慢体会到孔著何以会引起学界重视。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时，美国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路仍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范式所主导，多从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冲击中去寻找把握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次转变的动因。孔飞力当时未及不惑，但在博士论文以及以此为基础完成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反对力量》一书中，将关注重点放到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他从清后期民兵组织演变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 将政治军事史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对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也对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蜕变等等，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他的意思是：在寻找和界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动因时，着眼点要从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力要从大处转向小处，研究重心要从上层转向下层（但同时，又绝不忽视外部、大处和上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看法无疑具有“超前”性质。这样的一本书怎么会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孔飞力还讲述过一段他同费正清关系的往事。现在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孔飞力在哈佛读博时的导师就只是费正清。其实他的主要导师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费正清也是他的老师，但相形之下，他受到史华慈的影响似乎要大得多。他的博士论文，也主要由史华慈指导完成。起初，费氏觉得，孔飞力的论文视角太过“超前”，一时竟未予首肯。那时，费氏指导下完成的清史论文，学生们所用资料多为当时学界常用的《清史稿》《筹办夷务始末》等文献，而孔飞力要做的题目，这些文献却没有太多用处，还需另辟蹊径。费氏担心，孔会遭遇资料上的瓶颈，能做出一篇扎实并站得住脚的博士论文吗？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坚持己见，并获得史华慈的支持。而费正清也不是“小鸡肚肠”之人，显示出了大学问家的开阔视野及胸襟，最后，让步的竟是他这位学界泰斗。 孔飞力的论文做得成功，费正清极为高兴。这之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但仍然合作无间，费正清对于孔飞力的研究也表现出越来越接纳及欣赏的态度，并成为孔飞力坚定的支持者。不然的话，孔飞力恐怕难以回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荣退，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这里，还想就史华慈多讲几句。尽管他在中国学界的名气不如费正清大（现在看来，在学界以外甚至也不如他的高足孔飞力大），但在整整两代人的时间里，他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一直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回哈佛任教，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华慈的大力推荐。（前些年，已故朱政惠兄从哈佛档案里找出了孔飞力回哈佛任教时史华慈写的推荐信，读来令人动容。）史华慈的学术生涯，从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开始，第一部专著是《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出发，希望对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此类案例最终的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在这些方面，孔飞力与史华慈极为相似。 史华慈循着上述路径，后来又写了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起到连接中西及承上启下作用的严复。而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更深入追溯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亦即“三代”），写成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他通过对先秦诸“先圣”（ethical vanguard）“先哲”（learned vanguard ）“先学”（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论述，试图从根子上探究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是对人生乃至人心的探索。史氏的这种方法对孔飞力影响甚大，为孔后来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范本” 。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的中译本远远未达佳境，非但未能体现史氏思想的神韵，甚至还因翻译不当，导致了一些对他和他的思想的误读和误解。例如，上述learned vanguard, ethical vanguard,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 the vanguard of society等，分别被译为不伦不类的“学术先锋队”“伦理先锋队”“知识先锋队”“社会先锋队”等等。此外，还有“统治阶级先锋队”（an ideal ruling vanguard）“先锋队精英”（the vanguard elite）之类译句。已故朱维铮先生读后，经考证“先锋队”一词后断定，史华慈的思想路数受到了列宁主义“先锋队”观念的影响和渗透，不由得令人扼腕！ 实际上，史华慈写下上面这些话时，透露出的恐怕是他自己对知识精英在历史前行中可以起到某种“先驱”作用的看法，而这其实也是孔飞力对自己的“定位”。从最初同孔飞力的交往始，我就有一种感觉，他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他谈话时，常会说出一些极富哲理的话来（读者可以参阅周武：《孔飞力谈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社会》，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2月28日）。后来，翻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读到他一再讲到，“文人中流”（即政治及文化精英）在中国“根本性议程”构建中起了重大作用。心中不由得一惊。这难道不正是孔飞力对于像他自己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的理解？孔飞力在这一点上继承的，正是乃师史华慈的衣钵。他们对于知识精英在人类生活中的“先驱”作用，有着一种强烈的憧憬，也有着一种为改变世界而聊尽绵薄的抱负。这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不相信彻底的“无为而治”，对于社会及人类发展的“自然化”倾向（用我们今天用得多一点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某种“民粹主义倾向”），也有着一种深深的担忧。但是，这种关于自我身份的认识，又同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fallibility）的无视。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 但孔飞力和史华慈不是“关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们深藏于心的“救世”理念，也是他们“入世”行动的动力 。 史华慈在世纪之交时，就写过一篇关于“千禧年”的文章，当中，就处处透露出了这样的理念。他们怀有深刻人文关怀的同时，仍保留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和参与意识，尽管他们都不曾获取学界以外的一官半职。他们的信念，是要以“知识精英”的身份，在导引或抵制社会本身的种种“自然化”趋向的同时，以知识上的洞见为人类社会前行增添些许光亮。史华慈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愿“参政”（他除了当过几个学术委员会主席，连系主任或中心主任之类的职务都从未出任过），孔飞力也从来没有在学校以外当官从政的经历。就是在校内，他当过的“官”，最大的，也就是系主任或中心主任一类。但是，他们思想上同现实政治都走得很近，甚至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曾“参政”，但 “议政”对他们来说是经常在做的事情。 我同孔飞力交谈就感到，他对当今美国政治生活中，自由主义和自由派居然被污名化，而许多自命的“自由派”的思维方式又严重意识形态化的现状，真是达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有过一段与此相关的讨论，特别讲到：“尽管‘公共利益’在当代美国也许被视为是一种怪诞的概念，但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早期历史上，这却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主题。虽然说，人们对于如何在政府实践中实现‘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有着明显的不同意见，但‘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却从未受到过真正的质疑。”看到今日美国的“自由派”每每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或者失语失声，或者只会搬出一套套“教条”来应对，怎能不令孔飞力心寒？尤其是，如果孔飞力先生今日还在，看到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惊人一幕，更不知道会震惊与失望到何种地步！这不是“保守主义”的胜利，首先，还是“自由主义”的失败，也透露出了美国民主——从更大处看，则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困局和严重挑战。 写到这里，又生出诸多联想，不由得一声感叹：在今日美国大学校园，乃至在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在全球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渗透冲击下，当大学越来越被当作“企业”来经营和管理时，当“经济效益”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时，当与思想极端贫乏相伴的“政治正确性”说教（其实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挂帅”）成为飞舞空中的“大棒”并达到压制学术自由的地步时，知识的“生产”也只能变得越来越“程式化”乃至政治化。即便在我多年任教的康奈尔大学这样一所常青藤名校，这些年来在这上面也不能免俗，不受影响。有时不由得感叹：像史华慈、孔飞力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难道真是越来越少了？ 三 孔飞力本人，对别人说他年青时出版不勤，其实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在给我的一个电邮中说：如果我只是追求速度的话，不仅无法深入探究思想及知识领域那些“更令人迷惑也因而更有意思的问题（questions that are more puzzling and, therefore, more interesting），也难免会在史事叙述中留下诸多错误和遗憾”。我回邮说：“世界上的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做历史的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不应该不断去加上只是充数而并不增长知识宽度和厚度的‘出版物’。”他答道：“同意。” 但不管怎么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孔氏出书的“空窗期”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1990年，他的《叫魂》出版了。大家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又一本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大书”。关于他“无所作为”的种种说法，几乎在顷刻之间便烟消云散了。 那时，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到纽约州立大学Geneseo分校任教。《叫魂》出版后，我买了一本，几乎一口气便读完了。我所授课程中，有一门是“1600年后的中国史”,《叫魂》平装本出版后，我就开始将这本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作必读参考书交替使用。两本书相比较，学生们似乎更喜欢《叫魂》。当时就觉得，应该把这《叫魂》介绍给国内读者。 我同孔飞力的直接接触，开始于1992年初，那一年，我接任了《中国历史学家》（Chinese Historians）杂志主编，又恰逢孔飞力在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作用”的主旨发言。我当即找到他，请他把讲话稿交给《中国历史学家》发表。孔飞力马上同意了。之后，我同他就此事几次书信来往。他对文稿的修改极为仔细认真。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他用工工整整的英文正楷以红笔修改的稿件。他是大学者，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扎扎实实的“工匠精神”。大凡“老派”学者中有建树者，几乎都如此。 1996年夏天，我回国做研究时，碰到了在上海三联书店任副总编的华东师大老同学陈达凯。他问我，有没有值得译成中文的英文学术专著。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叫魂》，并简单介绍了书的内容。陈达凯来了劲，马上要我帮助联系版权。我答应试试，但根本没有想到要自己来翻译《叫魂》。不料，陈达凯却得寸进尺。他同当时任上海三联总编辑的另一位华东师大老同学陈保平一道，专门带我到绍兴路出版社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两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搭一档地“忽悠”我，搞得我只好答应自己来翻译此书。 那个时候，翻译出书远不是今天这么“大热”（其实是败象已露）的一桩生意经，也没有那些形形色色满天飞，以营利为目的的版权转授机构。这件事我做得很简单，也很容易。先是给孔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明要翻译出版《叫魂》的想法，他马上就同意了，并主动表示愿意放弃中译本的所有版税收入。然后，他又为我和哈佛大学出版社负责版权的人员接上关系，并同他们打了招呼。几番电传及通信来往后，哈佛方面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两百美元，就把《叫魂》中文简体本的版权给了上海三联书店。 之后，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居然是上海三联一时没有支付两百美元的“外汇额度”，结果，还是我用私人支票先向哈佛付了这笔钱，上海三联后来再以人民币还给我的。近来在翻看留存下来的孔飞力文档时，发现当年的这些来往书信都还在，尤其是哈佛最后同意只收两百美元就转授版权的合同文本也还在。又想到陈达凯、陈保平走后上海三联个别人一系列极其“不上路”的行为，心中又是一番感慨！ 但当年这么一来，我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那时，正是我在写自己的第二本英文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的时候，其他事情也多不胜数，实在没有多少可以用来做翻译的时间。陈达凯又盯在我背后，只要通信或见面，一定问“《叫魂》翻译得怎么样了？”反而是孔飞力先生，老神在在，从来不问翻译进度的事。 1997年，我到哈佛大学开会，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老友刘昶邀我去家里喝酒吃饭。记得在座的还有朱学勤。不知如何，谈话转到《叫魂》上来。刘昶说，他也喜欢这本书，教中国近代史时，也在用这本书当参考教材。刘昶史学功底深厚，文字又好，做事也认真。再加上，我们两人认识既久，相知亦深。要找人合作翻译《叫魂》，还有谁比他更合适？于是，我当场拉他“入伙”，他答应了。我和刘昶都是历史科班出身，又都在美国大学任教有年，但这件事，我们做起来仍然不敢怠慢，我翻译前五章，他翻译后五章，再相互校读译稿，最后再由我统校，对译稿一改再改，对文字再三推敲，前前后后做了两年多才完成。 译稿已成形时，我专门向孔飞力请教了他的中文名。当时，在各种论著中，他用过的中文名字，除孔飞力外，还有孔菲利、孔斐力、孔复礼等。我写信给他，询问究竟应取哪一个。他说，他不喜欢孔菲利或孔斐力，孔复礼已经不用，还是用孔飞力。《叫魂》出版时就遵照他的意思，用了孔飞力这个名字。但不知为何，后来我们的《叫魂》译本在台湾出版时，又用了孔复礼。我问过孔飞力，他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孔飞力还说，他写这本书，完全不是什么“仔细策划”的结果，而是一件由近乎偶然的经历和“灵光一现”而造成的“副产品”。1984年，他到中国访学，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了一大批乾隆朝“剪辫案”的档案材料，他的写作灵感来了，研究也随之转向，不几年时间，就写出了《叫魂》。听上去，这似乎是一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正是产生于多年积累的真切的“中国意识”，以及将栩栩如生的故事讲述和深刻的宏大思索糅合一起的本事，让孔飞力这本关于“盛世妖术”的书，不仅在美国及西方学界获得如潮好评，更在中国读者中，心有灵犀一点通，产生了巨大反响。 四 我和刘昶翻译《叫魂》，算不得快。但若和我翻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所经过的年头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做完《叫魂》中译本后，我下决心再不沾手“译书这样的活了”。其他事情太多，翻译学术著作这件事，在美国大学又从来不算“成果”的。几年里，我和孔飞力没有什么接触或电邮来往。记得有一次，我和时任《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的孔安（Anthony Kuhn）通电话（因为我写过《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形成之研究》，孔安在冷战史、朝鲜战争史等历史问题上采访过我几次）。孔安突然说起：我父亲讲到过你，向你问好。我一愣，突然明白了，说：你是Philip的儿子？他说；是呀。不由得一声惊呼：天下真小。我们当时就说好，有空时要聚一聚的。十几年过去了，孔安换了几个工作。我只是不断地读到他发表的东西，我们还是没有见过面。 后来，到了2002年，由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贝尔女士（Muriel Bell）的缘故，我又和孔飞力重新联系上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威尔逊中心出版社联合搞了一个“国际冷战史研究”丛书，在斯坦福方面，负责的正是贝尔女士。同时，她也是斯坦福东亚和中国方面书籍出版的主管编辑。那几年，她先后请我审读过几篇书稿，其中两篇，一篇写的是中美关系，另一篇是关于林彪事件的。这一来，我和她有过不少电邮和电话往来。不知怎么，谈到了孔飞力和《叫魂》。我说，我和刘昶将这本书译成了中文出版了，在中国卖得很火。她说，孔飞力的一本新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要在斯坦福出版，她和孔飞力要在美国亚洲学会年碰面。正好，我也要去开那个会。于是，也和孔飞力接上了头，约定在年会上碰个头，说说话。 十几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是在纽约中城希尔顿酒店顶楼的行政酒廊见面的。说话很轻松，想到什么讲什么，就是闲谈。自然讲到了《叫魂》。孔开玩笑说，《叫魂》的英文原版，也就卖了几千本，想不到中文版却卖得那么好，而他只分到了一百美元的报酬，失算了。 他还讲到，这些年来，他开始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要在一种同中国有联系但又超越中国场景的跨文化背景下，从另一角度来探究一些他在研究中国时感到有意思的问题。但谈话的中心，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他说的和贝尔女士一样：这本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马上要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了。讲到书的主题和主要论点，他说，他想讨论的，是涉及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议程”和“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 agenda and constitutional question）。这也是他二十多年来关于 “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听着听着，几乎是突然之间，涌起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的冲动。我对孔说，我来翻译这本书吧。他说，好啊。那天，喝着咖啡时的这番谈话，达成了我翻译《起源》的决定。 这之后，我真的是想尽快做完这件事的，也很快开始动手翻译。（现在，我的文档中，《起源》最早的翻译稿，是2002到2003年的。）那时，《历史研究》杂志有一个国外新书介绍专栏，主编徐思彦是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认识的老朋友。她找我为这个专栏写稿子，我提到了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她说，另一位学者也提到了这本书，说非常好，要写书介，不过，既然你要翻译这本书，就由你来写吧。我答应了。 人算不如天算。就在那一年，我当时任教的弗吉尼亚大学突然要我出任另一个系的代主任。那个学校一直待我不薄，这次为了让我接这个差使，又给我一堆好处。我脑子一热，居然答应了。想不到，那是一个烦得不得了的系，除正事外，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堆。一年的系主任刚刚当完，我很快被康奈尔大学“挖角”，从弗吉尼亚转往康奈尔任教，好几年里，又卷入更多更烦，更没完没了的行政事务。再加上，还有其他种种似乎做不完的事。我答应给《历史研究》写的书介，刚起了一个头，碰到别的事放在一边，后来再没有写。（现在想来，仍觉得真是对不起徐思彦。）《起源》翻译的事，也一直拖了下来。 结果，这件事一拖就是几年。孔飞力也不来问我。一直到2009年初，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访问教授，偶尔听说，孔飞力得了重病。这才又想起来翻译《起源》这件答应要做却未做的事。恰好，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教课任务不重，手边又没有其他急着要做的事，就和当时也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资深访问研究员的夫人陈之宏商量后，决定马上动手，两个人一起翻译《起源》。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完成了译文初稿。同时，我给在北京三联担任副总编的老同学潘振平去邮，问他们对出版《起源》中译本是否感兴趣。他马上回邮说，感兴趣。我又给孔飞力送电邮，告诉他这件事。本以为，他身体不好，回邮不会很快。想不到，一两天里就收到了他的邮件，果然说他最近得了一场重病，但已渐渐康复，很高兴得知我们已经完成了《起源》译文初稿。还说，如在版权授予上有问题，他愿意帮忙。我立刻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联系。贝尔女士也很快回信说，这本书的版权在法文版出版者巴黎社会科学出版社手里，但她立即为我同他们联系上了。正好，当时我又受邀到巴黎政治学院担任短期访问教授，借到巴黎的机会同那里的编辑见面。这才知道，一个代表国内某出版社的版权代理机构和他们联系此事已有一段时间，“离签约只差一步了”。我立即转告孔飞力，请他出面。两三天里，收到他的邮件：“作为作者，我确信陈兼教授（以及他选择的任何合作者）是翻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本的最合适人选。任何没有他参与和同意的翻译和出版计划，都是违反我的意愿，也是我不会同意的。” 读到这个邮件后，我大为感动。巴黎出版社方面看到后，也马上根据我的建议，转而同北京三联书店洽谈中文版版权事宜。之后，这件事我没有再管，只是知道，北京三联顺利拿到了中文版版权。 这期间，孔飞力已开始给我寄送清宫档案原件的复印件，以及他的手抄件（这些，他都不留底的，说，反正留在我这儿也没有用了）。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生王元崇，也利用在北京做研究的机会，到第一档案馆帮助寻找、核实资料。最麻烦的，是书中大量引用了清末任翰林院编修的陈鼎在《〈校邠庐抗议〉别论》 中对冯桂芬的严厉批评。我们翻译《起源》时，中国第一档案馆已经将这一批档案在《清廷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汇编》中全部影印出版，但其中唯独缺了孔飞力在《起源》中引用过的陈鼎的几段文字。孔飞力说，他所用的，是北京一位著名清史学者在第一档案馆根据原档抄录的手抄件，但他却一时找不到了。这样，译稿中有几段译文无法复原为原文。几个月过去了，正以为只能用意译来处理这几段文字时，一天，收到孔飞力的电邮说：找到了，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找到了。两天后，我就收到了他用快件送来的文件手抄件。 我和陈之宏在伦敦做出《起源》译稿初稿后，回到美国后不久，恰好杨奎松夫妇来美国开会，到康奈尔看我们，住在我们绮色佳的家中。我请杨奎松读《起源》的译稿，提提意见。他读后，以他一贯批评时不讲情面的风格丢下一句话：怎么翻译得那么别扭，和《叫魂》不能比的。还挑选着给我读了几段，听上去，果然不甚通达。这时，我的事情又多了，但还是和陈之宏一道重做译稿，然后，她校读我的部分，我校读她的部分，稿子变顺了，但一两年又过去了。即便如此，译稿后来交到北京三联负责此书的责编曾诚手里，他又对照英文原著仔仔细细校读了一遍，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何止百处。（现在，华夏大地上，还有几个像北京三联这样做译稿的出版社和曾诚这样帮着译者修改译稿的编辑？）只是，译稿又在他那里待了一年多。书出版时，已是2013年了。 五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文完成后，我和陈之宏给孔飞力写信，请他为中文版写一篇序言。起初，他相当犹豫。毕竟，当时他大病后刚刚开始恢复，体力与精力均大不如前。但一两个月后，有一天我打开邮箱，他送来的序言赫然在目。几天后，我们正准备动手翻译这篇序言，又收到他的来邮，要我们先不要动手翻译，他还要对序言做修改。又过了几个星期，孔飞力送来了修改后的序言。其中，除一般文字修订外，最突出的，是他关于“现代”和“现代性”的几段文字增补和修改： 关于何为“现代”，他写道：“对此，最为简单的回答是，我所谓的‘现代’，指的是‘现时的存在’。”行文间，他还加了几段话： 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当我们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就能够把现代化发生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从方法论上统一起来了。 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 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 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 孔飞力加入或修订的这几段文字显然极为重要。他想要澄清的是：“现代”，是一种同时具有普世性和特殊性的概念，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及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现时存在”。惟其如此，关于“现代”和“现代性”的界定，不应该也不可能为西方经验，或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任何一种经验所垄断。 这几段文字，也进一步证实并加强了我读、译孔飞力论著时的感觉：在他看来，“现代”“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的 “现代国家”特质及功能的形成，确实是一个具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但同时，他从自己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又认定，大凡具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就任一具体现代国家特质的形成而言，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底，外部世界的影响，不管多么巨大，依然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正是基于这一思路，他认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回过头去看，孔飞力从写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做了多年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再到《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和《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他的中国研究都贯穿着一条线索：他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就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内容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如何形成的问题。如此来看，说他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有一种深刻的“中国情结”，当然是不错的。但这首先是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关于“现代性”的普世性界定，若没有“中国经验”的支撑，或同“中国经验”相悖，或必须从外部加之于中国，就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 由此我想到，《叫魂》出版后，国内不少人说孔飞力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真是如此吗？我觉得，他恐怕是不会接受这么一种“名头”的。记得，多年前我曾和他谈到过对“中国中心观”的看法。他说，他不同意“中国中心观”的说法；又说，柯文也不是“中国中心观”论者，而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国中心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主张。在孔飞力看来，在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哪一种文明可以称为“中心”的。 我觉得，若是问他：如果一定要给自己的中国史观加上一个“名号”或“标签”的话，会是什么？他的回答应该是：同外部世界始终交互影响的“中国内部发展史观”。譬如，他写乾隆盛世和十七世纪九十年代的危机，就不仅写内部危机，也把催生危机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及世界性背景联系了起来。说到底，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孔飞力的“中国情结”，以及他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并非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最终归宿之所在。在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他所关注的，是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所包涵的、同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再联系到上述他对“现代”及“现代性”的看法，这一视角又有两层涵义：这不仅蕴含着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也涉及到中国经验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的意义。 所以，从方法论上看，孔飞力之所为，并不如国内一些论者所言，是想要论证 “西学中源”的题目。他想论述的是，任何在西方环境下产生的具有普世性意义的知识，其实都不能简单地冠之以“西学”或“西方知识”之名；若追溯到构成其本源的“根本性问题”或“根本性关怀”，或者说，就促成这些知识产生的初始“问题意识”而言，都是既可以在西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也可以在任何非西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以自己的逻辑和方式滋生并体现出来的。 这样，我们又可以回到本文先前已谈到的：追根溯源，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写到这里，还想再加上一句：孔飞力对于他老师费正清那一代学者研究中国近世史时所取的“冲击-反应”的思路，从来不持全然否定态度，更不认为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更正确或更高明。用他的话来说，他只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更有意思”。在他看来，在中西交往关系中，“冲击-反应”现象无疑是存在的，只是，这不能说明中国何以走向现代这一问题的全部或症结之所在，更不应该被当作指导中国研究的唯一范式。 六 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译者导言”中，我和陈之宏曾对“constitutional”一词的翻译，有过一段专门的论析，说明我们为什么舍“宪政”而取“根本性”来翻译这个词的理由之所在。 孔飞力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具体论述，从现代性及现代国家形成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 questions）入手，并将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设为标杆，展开对中国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讨论。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中，本来就有着“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基因。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已存在于中国原典和历史文化的积累之中，绝不只是一种起源于域外的“舶来品”。 在研究方法上，孔飞力和史华慈一样，都极为重视对产生于特定文明形成的“轴心时代”的经典文本的研究，也极为看重作为文本“生产者”的先圣、先贤、先哲所起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正是在这里，蕴含着文化及历史最初缘起和发展的一系列“基因”，因而也是探索任何一种现代性构建过程中“内在性”因素基本的历史和逻辑上的起始点。同时，任何一种在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现代国家“合法性叙述”，也都应该可以从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本身的“原典”中找到其文化与历史上的根源。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而是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地对于历史合法性叙述“本原”的探究。 这也是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使用“constitutional”一词的本意。如此，又怎能像一些同行所建议，简单地套用中文语境中有着更为特定及狭窄定义的“宪政”一词来妥切地翻译这个词？ 在《起源》中，孔飞力还做了一件他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这两个历史的“分界线”，在历史叙事和相关讨论中，把发生于清代的史事和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事情联系了起来。《起源》的第三章，就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于湖南乡间的一场抗税运动——耒阳暴动——谈起的。但讲着讲着，他笔锋一转，讨论起了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这样，孔飞力实际上涉及了1949年的历史定位问题。如前所述，他和史华慈一样，之所以开始研究中国，都是为了探讨并理解中国革命这一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中的宏大现象的历史根源及意涵。面对中国的革命时代，以及作为革命时代产物的中国现代国家，孔飞力既持一种尖锐却又极富建设性的批判性视野，又保持着一种真切的同情之心。有人可能会觉得，像孔飞力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应对革命持此种态度的。但若是深入想下去，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其实，革命与自由主义从来就是相通的。若没有对于想象中的自由的追求，又怎么会有那么多革命者献身于革命？问题在于，革命是“破”的过程，它本身最终解决不了问题。要真正解决问题，还要抓住革命后“旧制度”遭到扫荡的时机，转而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才能做到。若是让革命转变为无论何种意义上的“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那就一定要出大乱子，甚至给人们带来大的苦难。大凡以“彻底革命”的名义追求“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者，所必定遇到的最大困局，就在究竟从何处觅得何种手段，方能达到“彻底”的目标。结果总是发现，用于“砸烂旧世界”的相应的手段和工具，原来还是要在这个本该砸烂、却还未被砸烂的“旧世界”里才存在。 孔飞力不仅是自由主义者，也是共和主义者。在《起源》中，在论述“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时，还引入了关于中国历史上党争的讨论。他想论证并说明的，是一个很基本但其实很重要的看法：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与现代政治中的党派政治之间，似有天壤之别，但在“现代”的大环境下，其实只有几步的距离。要跨出这几步，确实很不容易，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他在《起源》里关于“党争”论述的真谛之所在。说起来，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可以看到同孔飞力类似的想法和表述的。例如，处于揭竿而起时代的陈独秀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同样的话，毛泽东后来也说过几次。尤其是，毛泽东还几次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天照样不会塌下来，自己却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中国文明与历史，之所以渊源流长，生生不息，说到底，是因为是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轴心时代”，曾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知识和思想资源。今天，是又一个大时代。大时代要有大思想，其产生，仍要从广开言路做起。这是《起源》给人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 我同孔飞力先生交往及翻译他著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点要紧的体会，觉得不可忽略并值得在这里提出。那就是，关于 “学问”和“常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不可想当然地便以为，像孔飞力这样自视为“知识精英”的学者，大概会对做学问中循常识之道阐述问题、或对能够深入浅出地重复常识，嗤之以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孔飞力所想做的，是在中西知识关怀之间，从问题意识的沟通着手，搭建起一座连接的桥梁。他的论述，不乏高深之处。但是，他和我讲话时好多次谈到，做学问不可违反常识，更不可有意违反常识。学问真正的高深之处，并不在于要追索并达到脱离或“超越”常识的境界。恰恰相反，真正有道理的“深奥看法”应当同常识是相通的，不应当是相悖的。这里需要的是，在面对一种似乎并未超越常识的论述时，应该想一想，是否还能深入下去？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看待大问题和“小题目”之间的关系。孔飞力固然是思考“大问题”、做“大问题”、写“大问题”的学者，但这并不等于说，他认为小题目不应该做。孔飞力自己治学，也做小题目。但是，他不给人以“碎片化”的感觉。这是因为，他哪怕做小题目时，也是有大想法的。这也是像他这样的大学者和很多靠“碎片化”小题目“混饭吃”的“学者”的区别。 两年前，孔飞力先生逝世后，《东方早报》曾发表过一篇周武对他的访谈记录。其中，记录了周武和他就这个问题的一段对话。而这些话，其实也是我和孔飞力多年交往中他多次说过的。我觉得，这段对话极其重要，并切中了当今中国乃至国际学界历史研究中一种正不断蔓延开来的大毛病。周武是我三十多年前在华东师大时教书时的学生。这里，抄引这段话于下： 周武：我在看您的著作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您往往是从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切入，但试图解决的问题却是带根本性的大问题。 孔飞力：我常跟我的学生讲，每个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的一部分，没有大问题的话，这个小问题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小问题，那个大问题没有基础。其实我对小问题有一点兴趣，因为研究一个小问题可以比较完整地做一个相对可靠的历史叙述和历史分析，可以真正了解它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是很小的样本，Small Sample，还要多多研究另外一些样本，才能了解不同的样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这个地方有多宽的范围。 周武：从小问题能够看出大问题，中国成语叫一叶知秋或见微知著，就学问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境界。 孔飞力：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只有你懂得秋天，或对秋天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叶的意义。尽管我不否认研究小问题的意义，我本人对小问题亦有点兴趣，但前提是你首先必需有起码的整体性概念。……中国文化当然不是单一同质的，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但无可否认，它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全国性”或整体性概念的原因。 我还想补充的是，实际上，历史研究越来越“碎片化”的情形，是同学术探讨的科层化和程式化分不开的，其根本的原因，仍在于思想上的懒惰与贫乏。这种现象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冲击，尤为严重。这是因为，相对于具有“硬指标”的科学领域而言，人文社会学科的“标准”是要由领域内的人们集体来制定的。当这个集体的“质量”因思想的极端贫乏而受到严重侵蚀时，那么，为保证学术程序公正及学术成果质量而设置的“专业人士外审制度”，也是可以被庸俗化的。 七 孔飞力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很孤寂的。他从哈佛退休后，人一走，茶就凉，渐渐被遗忘。2012年秋，我到哈佛做一个关于“中国、第三世界及全球冷战”的学术报告。事先给孔飞力去电邮，要去看他。但他知道后，坚决不让我去，而是要自己专门从几十英里外的老人公寓赶来参加。他给我的邮件中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做报告，这次一定要来。当时在场的几十人中，有不少是研究中国史和中国问题的。我看到，除了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柯伟林（William Kirby）等几位“老人”以及欧立德（Mark Elliot）、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和主持会议的Erez Manela等几位中年教授纷纷向他致意并交谈外，在座的还有那么多研究生（包括治中国史的研究生），居然没有一人驱前同孔飞力打招呼。我在一旁看到后，不免有一种悲从心中来的感觉。这倒不一定是他们认为他学问上“过气”了，恐怕还因为他已经退休，没有用了。讲座过程中，孔飞力的身体一直在颤抖，结束时，显出了极度疲劳的神态，不能出席之后的晚宴。我说，第二天要开车到他的住处去看他，他又婉拒了。说来真是奇怪。他一面说，没有什么人去找他；一面又说，不希望别人去看他。这使我不禁想起他在另一场合说过的话：他不会像史华慈那样，身后留下自己全部“档案”，让别人去研究。 写到这里，不能不再写几句：一些以“在中国发现历史”出道的“学术新秀”，同孔飞力等有什么差别？毫无疑问，他们中有出类拔萃之辈。但他们很多人的缺失，是全然没有孔和他那一代学者的深刻的人文关怀。同时，我读他们中一些人的书，不仅常常发现史料上的严重缺失、史实陈述上的种种谬误，以及史实和史论之间的严重脱节，更要紧的是，那种要么沉迷于“碎片化”的个案研究，要么使中国研究全然成为某种“前沿性理论”或貌似“宏大的关怀”的注脚的做法，不能不令我感到深深的忧虑。这里的一个大背景是，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即便在美国大学，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炮制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升迁，实现了对“学术评估”体系及程序的掌控，更使得学术生产变成了一种不断庸俗化的过程，甚至常常达到背离常识的地步。说起来，历史真是吊诡。今天，在国际学界中国史研究领域，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为出发点而出现的很多研究成果，就构成其底蕴的知识关怀而言，实际上却离史华慈、孔飞力、柯文这样真正做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前辈大家越来越远了！ 在我和孔飞力通邮和电话交流的最后阶段，讨论最多的一件事，是为他编一本中文的论文自选集。这件事的起因，是北京三联要再版《叫魂》，也要出版《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担任责编的曾诚提到，可以出一套“孔飞力中国研究系列”。循着这个想法，又提到可以将孔自己认为重要的论文汇集起来，出一本自选集，作为系列之一。我本来担心，孔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不见得会同意做此事。没想到，我对孔飞力提起此事后，他答应得十分爽快：如果由你来编，就做。不久后，他送来了一份包括九篇论文的单子。我看后，发现他未将在我看来很重要的几篇（如他为《剑桥中国史》写的两章）包括在内。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文章已经不重要，也不那么有意思了。我说，但你的学术道路是这样走过来的。《剑桥中国史》中为民国史写的那一章，讲的是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演变发展及地方精英在其中所起作用，颇有新意， 你在别处又再未涉及过，为什么不收进来？他说，好吧，如果你觉得要收，就收吧。但这些年来，事情一直太多。这件事竟然一直搁置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真应该早一点开始做的！ 孔飞力和魏斐德（Frederik Wakeman）、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一道，被称为他们那一代中国史研究学者中的“三杰”。前几年，魏斐德先生走了。两年前，孔飞力先生也走了。中国史研究“三杰”，走了两杰，走入了历史。史景迁先生自耶鲁大学退休后，几乎已不再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和活动，很少出来了。上次同他见面，还是几年前在耶鲁大学的一次会议后的宴会上，我坐在他旁边，他很少说话。之前，我的《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一书书稿曾蒙他阅读并提出过许多批评及意见。但这一次，他未像过去那样，答应读一读我正在写的《周恩来和他的时代》的书稿。未等宴席结束，他就走了。不禁想到，这是否意味着那个曾属于他们的时代的终结？ 但他们的印记却是抹不去的。孔飞力留下的，是像《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在他者世界中的华人》这样的人们会长久读下去的书，以及一些他提了出来，却仍有待后来者继续探究和回答的涉及人类存在与前行的“根本性议程”问题。 在中国乃至人类追索并试图超越“现代性”的努力中，人们会感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