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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契丹学研究肇始于清朝前中期,学者对《辽史》的疏漏错讹多所诟病。历经百余年发展,学界从未停止对契丹学研究的反思与总结,不断推进契丹学走向更高的研究阶段。20世纪前期的契丹学研究,继承乾嘉学派的传统,以批判史学为主要特点。20世纪后半叶,在传承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以新理论、新方法为指导思想,通过阶段性综述、批判性述评等研究手段,不断丰富发展契丹史学的内涵,呈现出新时期契丹史学的学术特点。 关键词:契丹学;回顾;反思;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0-0001-04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名栏建设课题“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名栏建设”(NJMZ03) 作者简介:孙国军,1963年生,赤峰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赤峰学院学报》主编,主要从事专门史和北方民族史研究;杨福瑞,1960年生,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契丹辽史、红山文化 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不断地回顾与反思,通过学术史梳理,归纳以往的学术得失,可以发现问题,进而总结理论与方法,并指导未来的研究方向。契丹学的研究即历经了这一过程。此过程始于清乾嘉学派。进入20世纪后,契丹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进入正轨,大体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整理研究论著目录或索引;二是校勘、整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包括辑补史料,出版资料汇编等;三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与评价。此三项中,前两项属于基础性研究工作,要求研究者具备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史源学等方面的知识;后一项则是对契丹学研究的反思。 一、20世纪前期的契丹学学术史 对契丹学的反思,始于清代学者厉鹗,其著《辽史拾遗》,对若干历史事实进行了相关补正。及至乾嘉时期,主要针对元修《辽史》的疏漏、错讹展开,影响最大的是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其中,《辽史》、《辽史二》和《辽史立表最善》三篇专论对元修《辽史》进行评述。《辽史》一文中对元修《辽史》编纂过程进行溯源,阐释《辽史》简略原因。在《辽史二》一文中检讨体例得失问题,认为“辽、金二代之兴,皆经祖宗数世开创,始成帝业。《金史》于太祖本纪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最为明析。《辽史》则开卷既作太祖本纪,而其祖宗递传之处,反附见于本纪赞内,故所叙太简。肃祖、懿祖、元(玄)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传于后妃内,其夫反无专纪,而附于赞内,岂不详略两失乎。”在《辽史立表最善》一文中,对人物传记过少而立表最善进行评述:“《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但对辽宋交聘史事未予立表乃“修史诸人之失也”大加批评。在《辽史疏漏处》一文中对太宗至道宗改国号等重大事件元修《辽史》没有记载予以贬责。 赵翼关于《辽史》体例得失、记载疏漏的评述,对清代学术有重要影响,乾嘉学者乃至后学有关表志的补立、史事的辑考,与赵翼的批判有一定关联。此后,又有清末陈汉章著《辽史索隐》,专门考证《辽史》中出现的地名。 进入20世纪,对《辽史》研究的笔伐并没有停止。30年代,冯家昇在《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中指出契丹学学术不振的现象:传统的中国断代史,国人研究者颇多,独《辽史》的整理和研究则颇乏其人。并指出其原因有二:①《辽史》为前人所不读,向来是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废书,里边的问题太多,又太复杂,读的时候,牵衣挂肘,很不方便;②《辽史》虽然分量不大,但生涩的部族名词,却比前史多得多。 鉴于此种情况,20世纪前期的许多契丹学研究者矢志于清代学者的未竟事业,补辑《辽史》以外的契丹史文献资料,在校理《辽史》上有着出色的表现。可以说20世纪前期古籍记载的汉文契丹史料的辑录工作基本完成,同时开始运用新史学方法研究契丹辽史诸问题。 40年代末,顾颉刚作《当代中国史学》,对契丹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给予评价,赞扬了傅乐焕、陈述、冯家昇、谭其骧、张亮采、姚从吾等学者。认为“陈述、傅乐焕两先生的成就最多”,傅氏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为研究辽史者开辟了新方向,陈述的《契丹史论证稿》揭开了契丹辽史的诸多问题。评价冯家昇“对于辽史研究的贡献亦大”,认为冯家昇的《中国辽代社会史》足以媲美傅氏、陈氏之研究。 二、20世纪后期的契丹学学术史 70年代初,台湾学者王民信整理《辽史研究论文(附专著)目录》,收录30年代至60年代末近300篇(部)论著(民国前者仅有零星几篇),并依据《目录》作《从辽史论文目录看契丹史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学术成就和不足进行梳理。王氏在契丹史料研究方面,综述了清代以来学界对《辽史》记载舛误、疏漏等问题,进行的搜辑、补正等各项工作。在契丹社会历史研究上,指出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族关系、契丹族源、契丹部族制、契丹国家形成、契丹世选制度、四季捺钵制度、科举制度等方面。在民族关系以及关涉两国关系的燕云地区问题研究方面,列举40余篇论文,指出“多从汉人的角度去研究”,已有批评研究片面之意。同时指出“在讲辽宋关系时,就以燕云十六州为重心,尚有很多问题待人研究,辽人据有燕蓟之地后,对于契丹人的国计民生社会发生了何种程度的变化?宋人无法挽回既失的领土,对于河北一地的人民生活困扰、社会浮沉以及北宋国运有何影响?此不是一、两篇文章就可以交代的清楚。显然的,这一广大的空白历史,还需要研究宋史辽史的人多多来填补”。对于契丹族源、部族构成、契丹与其它草原游牧部族的关系等问题,王氏则归之于“站在契丹人的立场来研究”,对冯家昇“契丹在东北是一承上启下的民族”的民族历史观以及运用“搜集整理材料与游历考察”的方法予以肯定。对于契丹官制研究,王氏例举了陈述、姚从吾、杨志玖、张亮采、韩道成等人的多篇论文,并指出“欲探讨辽朝官制的形成,弄明白契丹设职设官的功能,可能要从小处着手,去细加分析才能办得到”。在社会经济研究方面,王氏例举了10余篇契丹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专论,认为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是对20世纪前期契丹社会经济研究的总结。其它如辽代科举制度研究、契丹军政制度研究、辽代佛教研究、契丹礼俗研究、契丹碑文的发现与研究、辽代文学研究等重要问题,王氏都一一做了盘点。 70年代末,罗继祖作《〈辽史〉概述》,从辽朝修撰《国朝实录》、金元编修《辽史》、清代乃至20世纪前期围绕《辽史》的学术研究历程进行评述。对辽、金修史经过的评述承续前人,并无新说,而对元修《辽史》以后的学术批评较前代有所突破。认为元修《辽史》,缺点太多,突出体现在:①纪、志、表、传互相矛盾,这一点是二十五史的通病,而以《辽史》最为突出;②译名太不一致;③大事漏载;④名和字杂见;⑤一人两传;⑥生吞活剥,对采自中原汉文材料不能细加甄别,张冠李戴;⑦记事曲笔失实。对清代补考、校辑《辽史》的学术成果评述颇为精彩。如对以往有着较高赞誉的《辽史拾遗》,罗氏发表独到之见:厉鹗是一位词章家,史学并不是其专长,他所作的《辽史拾遗》虽然在过去相当有名,但他所见到足以补正《辽史》的史料却十分有限。如李焘的《长编》、郑麟趾的《高丽史》,他都没有见过全本,更不用说《宋会要》了。书名叫《拾遗》,实际是采用参证的方法,将《宋史》等书中有关辽宋的记事,一一补于《辽史》某年某月之下,这能不能算是补《辽史》之遗呢?恐怕只能算是一些史料的编年汇录而已,对《辽史》本身的裨补不大。对不太引人关注的《辽史索隐》却予以赞扬:乾嘉以后,最早专门研究《辽史》的是陈汉章的《辽史索隐》。陈书的重点在于考查地理,竟至全书的十分之七八,用力甚勤。但他并没有见到李慎儒的《辽史地理志考》。对20世纪前期的契丹史学,罗氏认为:冯家昇于1933年汇校《辽史》,兼考《辽史》纂修经过与《辽史》的取材,著《辽史源流与辽史初校》,冯书迈出了全面研究《辽史》的第一步。后来陈述著《契丹史论证稿》,从契丹民族的构成到西辽的建立,都有专章叙述。散篇论文,如王国维的《辽金时期蒙古考》《鞑靼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等,考证详密,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但由于都是著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当然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的方法还囿于旧的考证学的圈子里,以无关紧要的繁琐考证见长。特别是这些成果中,对于辽代经济几乎一字未谈。这固然有客观原因,但毕竟说明了对社会经济的不重视。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算是弥补了这一缺陷。 罗氏对20世纪前期契丹史学研究中指导理论缺失和方法陈旧的评述是有见地的,但是认为“辽代经济,几乎一字未谈”却失之偏颇。实际在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之前的三、四十年代中,我国就有几位经济学者探索过辽代社会经济状况等问题,日本学者也有经济史研究成果发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史研究迎来全面快速发展时期。1982年,宋德金发表《近三十年辽金史若干问题研究》, 对1949年以来辽史研究的学术焦点问题进行归纳。包括契丹社会性质、契丹部族组织和汗位继承制度、契丹族婚姻问题、头下军州和斡鲁朵制度、澶渊之盟、辽与宋的民族关系等六个方面。1985年,景爱的《辽史研究综述》 对《辽史》的补正、校勘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价。对于辽史研究概况,从王国维《鞑靼考》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初,不求周全,仅对契丹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论著进行评论,同时亦关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契丹史研究综述中,景氏把西辽史研究作为三个子题目之一,进行详细述评,文字几乎占全篇的三分之一,强调西辽史作为契丹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95年,李天石、陈振编著《宋辽金史研究概述》,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契丹史研究进行概括。在绪论中,归纳辽金史研究特点:辽朝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经历短暂的奴隶社会,很快进入封建社会,因而带有封建社会初期,乃至前封建社会的特征;文献资料的缺乏是辽史研究的突出问题,研究者应全面掌握传世的契丹辽史资料,这一点与宋史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大区别;因为契丹辽史资料过于贫乏,应充分依靠宋朝文献资料,同时也是由于研究者过去运用得不够;文物考古资料的运用对于契丹辽史研究尤为重要;应加强契丹制度与文字的研究。该书对20世纪辽史研究的九个重要专题进行综述,包括契丹建国前后的社会性质、契丹部落组织、头下军州与斡鲁朵、辽代的乣军、西辽史、辽与夏宋关系、契丹族源、契丹语言文字、辽代的二税户等。 该书目的为初学者作学术指南。 1998年,宋德金著《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是世纪末对百年契丹史研究的学术总结。在评述20世纪前期的辽史研究时,介绍了从乾嘉时期至20世纪前期的辽史补辑、校勘等史料整理范畴的学术成果,对王国维、冯家昇、傅乐焕、陈述、金毓黻等人的著述以及学术影响一一进行评介。同时关注学界在个案问题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如姚从吾关于汉城的论述,方壮猷对契丹族源、族属问题的观点,杨志玖对阿保机继位问题的研究,谷霁光、陈述对乣军问题的考证,傅衣凌对辽代奴隶问题的观点,以及张亮采关于汉人枢密院问题的研究等。还对20世纪前期契丹文字的发现与研究进行评介,赞扬了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罗福颐等人的学术成就,这是此前综述未曾注意到的。关于20世纪后期的契丹史研究,作者分为社会性质与经济、政治与制度、社会生活与文化、民族与民族关系(辽宋关系)、人物、历史地理与文物考古、文献整理及其它、西辽史八个方面,涵盖契丹史研究的各个方面,是名副其实的对20世纪契丹学术史的总结。 三、21世纪前十年契丹学学术史 在21世纪初的几年时间内,对契丹学学术史的研究呈现出较为繁盛的态势,几乎每年都有研究综述发表。既有短时段或专题研究的述评,也有长时段研究的综述。吴凤霞的《近六十年来的辽金史学研究》, 就学界关于辽代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从综合研究、辽代修史制度研究、辽代史书与历史文献、辽代的史官和史家、辽代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综述。概括了金毓黻、宋衍申、瞿林东、吴怀祺、杨树森、黄震云、黄凤岐、李锡厚、朱子方、宋德金等学者关于辽代史学的主要观点。 2002年,孙进己发表《二十世纪我国契丹史研究综述》 ,孙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贯主张要把辽史与契丹史的学科概念区分开,此篇综述也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孙氏把20世纪以来百年契丹史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综述,全文分总论,族源与族属,北魏至隋唐的契丹,辽代契丹的经济、政治及民族关系,辽代文化,金元的契丹及契丹族的流向六部分,对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一一举例点评,注释不下400余处。并在结语部分对百年契丹史研究进行总结,指出存在三个主要问题:①没有重视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很多相同题目发表不少内容大致雷同的文章,严重影响研究的发展。②对契丹民族史的内容不明确,未能紧紧围绕契丹民族的形成、发展、消亡来研究。不少文章还沿袭过去朝代史、国家史的研究方法,不能扣紧民族史。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分不清契丹史和辽史的区别。③缺乏对契丹史的宏观研究,多数文章仅从微观论述。 本时期最具批判精神的学者当属刘浦江,在其《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一文中直陈道:“老实说,我对辽金史学界的现状(包括对我自己的研究)一直是不太满意的。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这主要反映了我对辽金史研究现状的忧虑,同时也不妨说代表了我对该领域总体发展水平的一个基本判断。20世纪上半叶堪称辽金史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国内涌现了傅乐焕、陈述、冯家昇等几位杰出学者,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辽史、契丹史领域;国外有以津田左右吉、池内宏、三上次男、外山军治、田村实造、爱宕松男、岛田正郎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辽金元史和满蒙史领域。80年代以后,由于学术环境的改善,国内辽金史研究开始复苏,学术队伍的扩大,科研成果的增加,研究领域的拓展,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但就目前该领域的整体学术水准而言,无论是与其他断代史相比,还是与前辈学者相比,今天的学术进步仍难以令人满意。” 基于辽金史研究的现状,刘氏更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制约辽金史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如何寻求突破的方向?辽金史的出路何在?并针对当代契丹史学研究遇到的瓶颈提出自己的建议:①穷尽史料:从“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细作”;②“旁通”之道:一条可能的出路;③如何“预流”:民族语文资料带来的机遇。 综上所述,通过对百余年来契丹学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发现,百余年来契丹辽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显现了新的研究特点。一方面,从传统的文献辑佚考据,到政治制度、人物事件,再到经济文化研究,已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研究体系。另一方面,研究逐渐深入,学界围绕具体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学术争鸣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应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将契丹辽史研究不断传承下去。 但也应该看到,虽然契丹辽史研究在各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部分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史料的挖掘力度仍需加强。大多数研究只是借助比较常见的史料,从而导致一些重复性研究的存在,而宋人的文集、笔记、碑刻、墓志铭中蕴藏着大量关于契丹辽史的资料,有待我们对其加以整合和利用。当然也不能否认,相关学者的成果已为新史料的挖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关这个课题的研究,仍需我们继续努力探索,不断使契丹辽史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注 释: 1、赵翼.廿二史札记[M]卷27,辽史[M].辽史二[M].辽史疏漏处[M].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363～366. 2、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J].禹贡(卷1),第10期. 3、罗继祖.〈辽史〉概述[J].社会科学辑刊,1979,(01).` 4、宋德金.近三十年辽金史若干问题研究[J].民族研究.1982,(03). 5、景爱.辽史研究综述[J].北方文物.1985,(06). 6、李天石、陈振.宋辽金史研究概述[M].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 7、吴凤霞.近六十年来的辽金史学研究[M].东北史地,2010,(02). 8、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6、第7章,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宋衍申等:《中国史学史纲要》第5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5章,北京出版社,1999年。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0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杨树森:《辽代史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吴怀祺:《辽代史学与辽代社会》,《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黄震云:《论辽代的史学》,《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黄凤岐:《契丹史研究》第6章,内蒙古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李锡厚:《〈虏廷杂记〉与契丹史学》,《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朱子方:《辽朝的历史学家和史学思想》,《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辽金西夏史研究——纪念陈述先生逝世三周年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9、孙进己等著.二十世纪我国契丹史研究综述[A].阜新辽金史研究[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144--156. 10、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J].历史研究,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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