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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1906-2000），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位女兵作家，早年与陈天华、成仿吾并誉（湖南）新化“三才子”。她作为经受北伐战火洗礼的女兵，成名作《从军日记》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陆续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深得主笔孙伏园及林语堂的鼓励和赏识。 北伐革命失败，女生队解散，女兵生活戛然中止，回湘所遇极度失望，1928年，不甘沉沦、追求自由的谢冰莹决意离开湖南，取道汉口乘船往上海。初到上海举目无亲，兜里仅剩一元多钱，好在得到孙伏园热情欢迎。不过，10天后的一个早晨，当她铺开稿纸欲续写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时，几个巡捕冲进她租住的房间，不由分说将她拘捕。谢冰莹如堕云雾，不知祸从何降，在黑暗、潮湿的牢房里度过了3天既不给饭吃，也不提审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后来，经孙伏园营救方获保释，原来起因是她不明就里住进了绑匪家，房东事发，她不幸受牵连，差点扯进大案。这次遭难，使她失掉了行李、书籍和几篇呕心沥血撰写的文稿。此后，囊空如洗，忍饥挨饿衣衫褴褛，只得以鬻文为生，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时事新报》和《申报》副刊。 忽然有一天，在上海亭子间过着清苦生活的谢冰莹，从翻译家汪德耀手里接到一封由法国寄来的信，从里到外满是法文，原来是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发来的信函，大意是：“……从汪德耀先生译的《从军日记》里面，我认识了你，年轻而勇敢的中国朋友，你是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你虽然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冲出云围，翱翔于太空之上的。朋友，记着，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 1928年秋，在一次作家聚会上，谢冰莹结识了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及张资平等，此后不几日，她出于“想多知道一些作家写作的经验，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及写作环境，我终于一个人鼓着勇气去拜访郁达夫先生”，在法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郁达夫寓所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边交谈边饮酒甚是投缘。那段时期，孙伏园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贡献月刊》，社址就在他家，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嘤嘤书屋，谢冰莹常常在周末去探访，告别时总会带走几本刚问世的文艺刊物。孙伏园出于对谢冰莹文学才能的怜惜，建议她考大学，愿意亲自出面去交涉，以使她免交学费，且由他承担膳费和书费。但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愿依赖家庭或朋友的谢冰莹，却打算先解决生计问题，即使当工人、保姆也成，等到有积蓄后再深造。就在她为找工作陷入苦闷而徘徊时，得知此事的钱杏村（阿英）关心道：“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费，可以靠卖点文章来补助它。” 由于阿英的介绍，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借宿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014弄，同时入学的还有她中学时好友王克勤，即后来一度成为电影明星的王莹。在朔风凛冽的寒冬，她连件御寒的棉袄都没有，王莹便送给她一件，谢冰莹日后动情地回忆道：“这件棉袄是我唯一的财产，白天当大衣穿，晚上当被子盖，我永远忘不了克勤，也永远忘不了那段忍饥受冻的生活。”最窘迫时，她竟然连续4天无食可进，连喝一杯开水的钱都没有，饿得实在熬不住，便找约定出版《从军日记》的春潮书店夏康农借钱。《从军日记》出版那天，她快乐极了，只见“春潮书店的大门口贴着一张用不同颜色写的鲜明又动人的广告”，书的封面上印着丰子恺女儿画的小兵骑牛，但是，饥肠辘辘催促着她赶紧向书店索要那应得的几元版税款，聊以果腹及支付赊账。 谢冰莹就读的上海艺大因学潮招致当局的粗暴干预，两年前曾被解散过的学校再次封闭，她原本怀揣至少能安然读两年书的愿望，结果不到半年就破灭了。1929年春，正愁着出路，收到一封由孙伏园代转的三哥信，里面附有一张30元汇票，劝其去北平投考女师大，她虽然有些犹豫，觉得“上海在当时，的确是文人荟萃的地方，也是文人们快乐的摇篮”，但在亲情召唤和孙伏园劝慰下，于5月30日启程，登上了开往天津的海船。 历经种种磨砺，谢冰莹在1931年再度辗转来到上海。仲夏，她置身江湾幽静的黑房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食地写作。谢冰莹文学创作始终充满呼唤女性觉醒、抗争、自立的精神。《抛弃》是一篇以1931年春上海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位外来女工因经济困顿最终不得不抛弃自己亲生女婴的悲苦。笔下描述着世态炎凉，呈现着“夜的上海，中国的巴黎，一到电灯辉煌的时候是多么热闹呵，在黑夜中愈显得上海的富丽，上海的繁华，上海的伟大，以及上海的罪恶”之强烈对比，小说在刻画人物命运的同时还提及到上海的一些具体地名。文思敏捷，焚膏继晷，天资加勤奋的她居然一天能写13000字，仅用了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青年王国才》和《青年书信》两部书稿。《青年王国才》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我从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个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面包来放在桌子上，饿了，左手拿着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写字；晚上，实在写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结队地跑来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这两部书很快顺利出版，使她总共拿到了650元稿费，这在当时可算得上一笔巨款，于是，她决定用这笔钱去日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夙愿。 1931年7月20日，她乘船启程去长崎，不久，“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国难耻辱令其悲愤不已，入学东京早稻田大学后，即和许多留日学生一起参加爱国抗日活动，与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是年底被遣送回国。1932年1月，经亦师亦友的柳亚子先生撮合，谢冰莹与文人顾凤城开始了过山车般的短暂婚姻，这也是她的第二段婚姻，结婚那天，没有举行仪式，只是在他们的新居办了一桌酒席，去吃喜酒的有柳亚子、高尔松高尔柏兄弟、沈松泉及光华书局的几位同事。不久，“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她随即加入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妇女之光》周刊，还动员了三百多名各界妇女加入支援抗战行列。这时期，她邂逅了女作家白薇，也结识诗人林庚白和古典词曲研究家卢冀野，还一度搬到霞飞坊33号楼下，林庚白成了其二房东，并安排在一家咖啡馆介绍她会见徐志摩、陆小曼夫妇，虽仅一面之缘，但留下深刻印象。由于法租界当局强令宣传抗日的刊物停刊，加之与顾凤城关系急转直下，谢冰莹深感失望和苦闷，遂离开上海去往福建。 谢冰莹性格自由超脱，宣称自己“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意卷入任何政治漩涡”，包括对当年上海文坛的左联亦较疏远并有微词。可是，她自以为疏离政治，有时政治却不疏离她，尽管她在福建仅任职中学教员，1933年11月底却被卷进“闽变”政治漩涡，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将领起兵抗日反蒋，竖帜“人民革命政府”，任命谢冰莹为“妇女部长”，此头衔使她在当局的档案里备了案，故只能离闽至上海避风头，在拜访柳亚子时，柳公当即相劝，《申报》既已公布包含她名字在内的通缉名单，还是赶紧回故乡湖南躲避为妥，于是，匆匆告别上海，隐居长沙妙高峰青山祠，但文学创作方面与上海的联系却未断，应当时正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的赵家璧之约，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赵家璧甚看好她的潜质，不断写信要求她在3个月内写完交他出版，但出于诸种原因，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章节，直到1936年3月才由良友图书公司成书出版，迅即轰动文坛蜚声中外，后被翻译成英、日、法、德、西、葡、意等文字。 1936年夏，二赴日本留学屡遭迫害、逃脱牢狱的谢冰莹悄悄从东京返回上海，随即取道香港前往桂林。1948年9月，谢冰莹应聘去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任教授，途经上海，临行前特意去钱君匋办的万叶书店购买一批童书，托人带给远在北平的湘儿，从此漂泊海外，浪迹天涯。 笔者据史料梳理，自1928至1948年20年间，谢冰莹前后六到上海，除第一次时间稍长，另几次较短暂。相比好些著名的现代作家，谢冰莹在上海居住的时间不算多，但首版于上海的著作却相当可观：由春潮书局出版的有《从军日记》（1928年）；由从北京迁沪的北新书局出版的有散文集《青年书信》（1931年）、散文集《湖南的风》（1937年）、散文集《生日》（1946年）；由光明书局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前进》（1930年）、散文集《麓山集》（1932年）；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的有长篇小说《中学生小说》（1930年）；由光华书局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血流》（1933年）；由中和印刷公司出版的有长篇小说《青年王国才》（1931年）、短篇小说集《伟大的女性》（1933年）、散文集《我的学生生活》（1933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有自传体小说《一个女兵的自传》（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有散文《在火线上》（1938年）；由上海远东图书馆出版的有日记体散文《在日本狱中》（1940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