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武装分离与分离减弱时期的国家政策(1957-2000年) 20世纪60年代初，多种因素使得泰国政府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于泰南马来人身上。他侬·吉滴卡宗(ThanomKittikachorn)军人政权时期(1963-1973年)，马来穆斯林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现象非常普遍。这进一步恶化了政府与马来穆斯林族群的关系。泰南边区的复杂情况为助长族群叛乱创造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后期，泰国政府与泰南分离主义团体之间的冲突变得异常激烈。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由于泰国政府试图(有限)容忍而非消除政治多样化，泰国民主党公开招募穆斯林泰人作为议会候选人，加之马来西亚态度的改变，泰南的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在此期间，泰国虽然也曾有过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泰国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得以出现与形成，如1992年“国家和解委员会”的创立，1997年“国民宪法”的通过与颁布，部分权力下放地方的政策，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泰国政治更具有多元协商的特征。 从马来穆斯林精英政治上参与泰国议会的情况看，1969-1975年，泰南边境四府(沙墩、也拉、北大年、那拉提瓦)所选举的绝大多数议员均为马来穆斯林。1976-1990年，泰国政府中没有来自泰南四府的内阁部长,这表明泰南边区的穆斯林议员参与泰国政治的程度和影响力都较为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南边区主要的负责官员仍以泰人为主。相对而言，进入泰国地方政府工作的马来穆斯林精英相对较多，但进入泰国内阁的马来穆斯林议员的人数则非常少。 不过，到20世纪90年代，马来穆斯林精英在泰国政治体制内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政治整合，使得分离主义叛乱有所减少。与之前数十年相比，20世纪90年代马来穆斯林精英参与泰国政治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使得(马来)穆斯林的声音可以顺畅传达给泰国政府，对马来穆斯林的政治整合因而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 四、暴袭事件频发与动荡时期的国家政策(2001-2016年) 他信上台执政之前，泰国政府与分离主义团体之间保持了将近20年的“平静”，但这种平静局面是相对暴袭事件发生较少而言。据泰国政府统计与研究报告，1993-2004年记录发生的暴力事件79%发生于2001年之后。他信使用暴力解决(南部)问题的偏好以及不屑采取“讨论”和“谈判”等“柔和”的方式，扩大了泰人和非泰人之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歧视，致使南部局势最终急剧恶化，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恶化了国内或泰南的安全局势;另一方面，也恶化了泰国与邻国马来西亚的关系。2005年3月，他信建立“国家和解委员会”，似乎改变了之前的强硬立场。 2006年“9·19”政变结束了他信政府在泰南实行的“公开对抗”的政策。在获任命之后，新任总理素拉育将军宣布了对南部边境府的新政策。素拉育政府时期，泰国政府认为：(一)解决南部的“关键问题”在于遵循“理解、投身和发展”的皇室建议;(二)按照皇室提出的“理解、投身和发展”建议，让“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全权负责泰南地区，并重建“南部边境诸府行政中心”和“民-军-警特遣部队”或“民-警-军联合指挥部”。尽管采取这些措施，但2007年泰南暴袭事件及其导致的伤亡人数依然有增无减。 阿披实·威差奇瓦政府(2008-2011年)上台后,奉行“以政领军”或“政治领导军队”的政策，但该项政策并未比之前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更能抑制泰南暴力行为的复杂化。从2008-2011年期间的泰南局势来看，该时段的泰南暴袭或暴力冲突事件的确有所缓解，但到英拉·西那瓦政府执政时期(2011-2014年)，泰南局势在2012-2013年又再次恶化。正是在2012-2013年泰南局势再度恶化的背景下，2013年2月底，英拉政府公开表示赞成马来西亚发起的对话进程——旨在通过谈判，探索解决泰南冲突的举措。 2014年，泰国“5·22”政变发生之后，军方领导人巴育·占奥差接管政权并出任泰国政府的(代)总理。泰国总理巴育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进行会谈后,泰马两国承诺在同泰南叛乱团体重新“和谈”方面取得进展。迄今为止，巴育政府处理南部问题的政策、立场或态度是：按照皇室提倡的“理解、投身、发展”策略或原则，以和平方式预防和解决南部边境诸府的动乱，从而减少暴力并消除冲突。不过，巴育出任泰国总理以来，泰南边区依然处于动荡之中，泰南“和平进程”的走向也有待观察。 五、结语 历史与现实表明，泰国政府对马来穆斯林族群采取的政治整合政策具有“救急”特征，即在泰南局势恶化之时，泰国政府便会给出一些政治承诺。但是，由于受到国家安全环境和频繁政变的影响，有利于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治政策，大多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对马来穆斯林来说，泰国政府政治整合政策的可信度与有效性依然是一个问题。缓和泰南局势，将马来穆斯林族群整合进入泰国社会，既需要泰国在国家与地方两个政治层面采取并落实相关的政策措施，也需要优先解决南部边区的政治经济问题，并防止该类问题转化为宗教文化问题。同时，需要进一步发展南部边区的马来穆斯林社会，从而为缓解或解决泰南问题打下基础。 目前而言，有效的政治参与依然是解决泰南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政治参与来看,参政的马来穆斯林精英发挥的作用及影响力，往往较为有限。从根本上来说，处理和解决泰南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泰国政府仅仅采取“权宜之计”进行缓解恐怕是不够的。从政治角度来看，处理跨界民族问题，除了需要保持和发展同邻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之外，在缓解或解决“泰南问题”的过程中，泰国“对南政治整合政策”所发挥的双重作用与影响也不应忽视。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大学历史系。《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孔敬/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