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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78年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了一条共识：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进入1979年，“大引进”遭遇到资金瓶颈，不得不进行调整，但对外开放的步伐却加快了。中央批准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为对外开放找到了突破口。从引进成套设备到利用外资，再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禁区不断被打破。虽然经历了种种争论和挑战，对外开放的地域却不断扩大——1984年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1985年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一种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区组成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关键词:对外开放;调整国民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特区 作者简介:萧冬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大引进”遭遇瓶颈 1978年的“大引进”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然而，当时从中央领导层到各部门负责人都表现出求成过急的倾向。1978年共签署了78亿美元引进合同，其中31亿美元是当年最后十天抢签的。所签项目大部分以现汇支付，而1977年中国出口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外汇储备很快就捉襟见肘了。此外，引进项目还需要国内投配套资13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上年全国财政收入(874亿元人民币)的1.5倍，缺口也很大。① 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②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就经济问题提出五点意见。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③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其中国家计委在安排1979年生产计划时留有物资供应缺口。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④1月6日，邓小平找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等四位副总理谈话，肯定陈云的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⑤。 陈云的谨慎态度来自于几十年的财经工作领导经验和他的经济发展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发展思路上，陈云历来属于稳健派，追求一种较稳定、均衡的增长方式，反对欲速则不达的高速度，特别是对“大跃进”的教训印象深刻。陈云认为，经济要合理运行，就必须做到“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1957年和1962年，他先后出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经济调整。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挽救由于“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中，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内相当多的人都信服陈云的经济才能和发展思路，不少人建议陈云出山主持财经工作。如在理论务虚会上，吴江明确向中央建议：让陈云参加经济领导工作。这项建议登上简报后，别的小组随即有人表示赞成⑥。薛暮桥的书面发言也提出：“我希望在党中央作出经济决策的时候，能够多听听陈云同志的意见。还希望陈云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防止我们的经济工作再犯错误。”⑦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并提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成员有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⑧。为了转变党内高层的思想，从3月到4月，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批评1978年搞“洋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并点名批评说：冶金部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钢铁工业，它不知道这件事的厉害⑨。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说，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⑩。华国锋最后讲话，也对此表示同意(11)。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 1978年，中国领导人初次与外界接触，许多人对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条件太过乐观；1979年初落实到具体谈判上，发现向国外借钱并不如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3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汇报提纲说，原计划1979年共借用外债和利用外汇存款100亿美元，实际全年可用外汇只有50亿美元。在1979年3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承认：“对用贷款看得容易了。过去说借钱容易，没有那回事。”陈云批评说：“出国考察的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凭借在旧上海的经验，陈云怀疑“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说：“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他的判断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12) 此后，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会议上反复讲，对外债要分析。例如1979年9月18日，他说：外债有两种，一种是买方贷款，一种是自由外汇。目前能借到的自由外汇很少，主要是买方贷款。自由外汇只能用于见效快、速借速还的小项目，大项目的还本付息主要依靠国内可靠的出口创汇能力。买方贷款能用多少，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还本付息的能力和国内配套资金的多少。他说，利用借外债搞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研究。(13)总之，陈云对利用国外贷款搞建设持谨慎态度，尤其不赞成用自由外汇来弥补国内财政赤字的做法。根据陈云的意见，1979年对外引进方针做了调整，基本精神是：控制引进规模和成套设备进口；先引进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以积累资金，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以引进技术、改造老厂为主，少上新项目(14)。 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要善于利用外资。10月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5)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邓小平赞成陈云关于对外资要分析的意见，但他的基点是要想办法更多地利用外资。在他看来，这个条件不利用太可惜。邓小平也注意到，外商对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偿还能力表现出担心和犹豫，但他对此抱有信心。邓小平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寻找适当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他提出，在实行财政平衡时，应当把利用外资的因素考虑进去，要把立足点放在充分利用外资上。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话，再次敦促说：“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应该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电。”“拖下去，‘七五’计划、‘八五’计划时发挥不了作用。”(16) 二、22个引进项目上马还是下马 这次调整之所以遇到困难，有一些过去没有的新情况。汪道涵当时以八句话概括最初的引进状况：“万马奔腾，不测深浅；不尽知己，不尽知彼；仓促协议，骑马难下；头寸一紧，舆论哗然。”(17)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22个重大引进项目是一个重点和难题，正所谓“骑马难下”。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上马还是下马，就是一个两难选择。宝钢是22个引进项目中最大的一个，一、二期工程计划投资301.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47.8亿美元外汇资金(18)。宝钢的上马，一开始就有很大争议。在中央确定调整方针以后，批评的舆论更多。但宝钢工程已经开工，而且进度很好。根据陈云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妥善保管(19)。1980年初，由于地质原因，宝钢基础打桩出现位移现象，批评的舆论再次激烈起来(20)。在当年8月至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宝钢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21)。1980年底，中央开始实行进一步的经济调整，决定宝钢一期工程缓建，是否继续建设需组织专家论证，二期工程停建，热轧和冷轧合同退货。 除宝钢外，其他引进项目也一直处于上下两难的境地。对它们的处理大体分为四类：七项继续执行合同；三项被迫推迟开工；十项只签订了部分合同的项目推迟其余引进设备的签约和基建进度，或调整引进方案；一项因建设条件不具备而撤销(22)。 对上述22个大型引进项目的调整带来了重大损失。一批进口设备，如宝钢二期成套设备、大庆和齐鲁的乙烯设备、仪征大化纤设备等已经运到工地，有的甚至已经开工建设，如今为了封存保管，有时还要专门修建大仓库和铁路专用线。此外，停缓建这些项目不仅要赔偿毁约损失，还会造成国际影响。 许多人感到22个引进项目的下马太可惜。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一次会上发言说：“这批重大项目为国家急需的基础工业设施，它的建成，将大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是好的。对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填补我国工业重要产品的空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23)在1979年9月国家计委的调整计划中，曾提出一个设想：用外汇贷款解决12个进口成套设备项目的国内配套投资资金，共计40亿元，同国内财政脱钩。但是，陈云认为，在目前自由外汇不够的条件下，这样的事不可能办到。(24) 1981年初，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建议国家给宝钢再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缓中求活”。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论证会情况汇报。宝钢工程副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发言说：“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也只是需要25亿元。”赵紫阳问：“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指宝钢已用的投资)，少用10个亿，100多亿就付之东流了。”马成德答：“是这个意思。”马成德算的这笔账打动了赵紫阳。7月，赵紫阳在到上海考察一番后改变了态度。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谷牧、薄一波也先后到宝钢，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8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宝钢续建。(25) 宝钢续建问题的解决启发赵紫阳对其他引进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重新进行考虑。10月6日，他找房维中、赵维臣、马洪(26)谈话，提出应当把22个引进项目中的几个石油化工项目搞起来。怎么解决启动这些项目的资金?赵紫阳提出，可以利用一部分国内储蓄存款，也可以利用一部分外资。如前所述，利用外资解决引进项目的配套资金问题，这是国家计委在1979年下半年就提出来的一种思路，但当时被否决了。时隔一年半，这个主意被重新拾了起来。在这方面，此前已有一个成功的资本运作范例。1981年1月，中信公司在日本证券市场上发行100亿日元(约合7000万美元)的私募债券，债券宽限期为六年，帮助1980年因调整被迫下马的仪征化纤项目重新启动(27)。就这样，22个引进项目的工程建设多数延迟了三四年，到1983年以后陆续启动。 调整国民经济其实没有对利用外资形成大的影响。1979年以后，利用外资的工具和渠道大大扩展，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补偿贸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和其他资源开发、租赁业务、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国际信托投资业务、中外合资，以及发行国外债券、办经济特区等多种利用外资的方式都在尝试使用。1979年12月，中国接受日本政府500亿日元贷款(按当时汇率约合3.3亿元人民币或2.2亿美元)，用于建设秦皇岛港、石臼所港、北京—秦皇岛铁路、兖州—石臼所铁路、衡阳—广州铁路复线、湖南五强溪水电站等项目(28)。这是中国接受的最早一笔外国政府贷款。1980年至1982年，中国还从科威特、比利时、丹麦等国政府获得了一些无息贷款。1980年，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代表权同时得到恢复，同年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另一个来源。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第一个项目，是用于人才开发及教育科研的2亿美元长期贷款，全部为国家教委所属26所高等院校使用，计划资助8000个访问学者到世界各大学访问学习。(29)1981年至1982年，中国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得到两笔共7000万美元贷款。从1979年开始同国际资本打交道，到1982年底，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达到126亿多美元，其中借款108亿美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7.69亿美元，此外还接受了一些无偿援助和赠送项目。(30) 为了迅速扩大出口和技术引进，从1979起，外贸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打破了进出口贸易基本上由外贸部及其所属各专业进出口公司专营的体制，赋予一些地区和部门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经营权，实行多渠道经营，提高地方出口外汇留成比例。 三、外商如何进入中国 在各种利用外资的方式中，外商直接投资更具开放性质，它遇到的观念障碍也更大。一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中国消灭资本主义经济30年以后，难道还能从国外引进资本主义吗?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能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吗?另一种障碍是有关国家主权问题的，即担心中外合资、外商重新进入中国有损国家主权。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不但视英美企业的存在有损于主权，甚至认为苏联与中国合办企业也会威胁到中国的真正独立。中苏四个联合公司成了两国外交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最后，赫鲁晓夫把这四个公司交还给了中国，以向毛泽东示好。从这个背景不难看出，允许外商到中国来合资办企业，仍然有一个禁区要突破。 观念禁区的突破从引进汽车项目开始。1978年6月，国家计委等部门在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中提出：“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拟安排在上海，对上海轿车工业进行改造”。不久，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与此同时，一机部也在同外商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在洽谈中，外商建议采用中外合资经营的形式。第一个来中国洽谈投资事宜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978年10月21日至28日，通用汽车公司代表团访问中国。在谈判中谈到合作方式可以有十种，其中第七种是办合资企业。(31)该公司的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中方提出：“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他补充道：“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听了这番介绍，中方代表的反应是：虽然感到新鲜有趣，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方谈判代表李岚清回忆说：当时对搞中外合资经营“一是不懂，二是不敢”。“当时我想：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经营呢?特别是他提到，合资经营就好比是‘结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议。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李岚清按照程序把墨菲的这个建议写进了给国务院引进办公室的简报。没有料到的是，这份简报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分管副总理谷牧看到简报后，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人传阅。其他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不但画了圈，还写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语。(32)11月初，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邓小平明确答复：“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33)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高层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突破中外合资的禁区，势在必行，因为中外合资具有其他利用外资方式不可替代的优点。1979年7月7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做报告时说：“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34)9月17日，他对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对每一项贷款，我们都要守信用，要能偿付。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欢迎合资经营的方式。”(35)10月4日，邓小平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向党内高级干部算了一笔账，他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36) 要尽快吸引外商投资，急需法律先行。中国历来以政策治国，国际资本看重的是法律保障，谁都不会到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的国家冒险投资。前文提到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来中国谈判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中国有一部政府法律，公布后投资双方可以依法办事(37)。这引起高层的重视，中外合资法很快列入立法议程，从1979年初开始起草。起草中议论较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所得税税率定多少。要给外商投资者以优惠，大家认识是一致的，但究竟优惠到什么程度合适?几经研究，定为30%，加上地方所得税3%，共33%，略低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另一个问题是外商投资比例。起初参照印度等国的做法，拟限定外商投资比例不超过49%。对此，荣毅仁给中央写信提出：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和“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我们亦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他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6月15日，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陈云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38)最后确定，不仅不设上限，而且设了下限。法律中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39)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月8日即付实行。从起草到通过再到实施，相当迅速，足见高层对吸引外国投资的迫切心情，其意图在于宣示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和坚定性。邓小平多次向外宾解释说：“我们准备搞一个投资法。这个立法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政策没有变。”“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40)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相当简约，需要制定相应细则。1980年7月26日，国务院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具体规定给予中外合营企业在土地使用费、税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场地使用费“每年每平方米最低不少于五元，最高不超过三百元”；所得税率为30%，另按应纳所得税额附征10%的地方所得税，合计税率33%；分得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享受部分退税优惠，汇出国外按汇出额缴纳10%的所得税；新办合营企业合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第一年免税，第二、三年减半(41)。 率先进来投资的多是香港和海外华商。中国是世界上侨民最多的国家之一，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有3000万之众，各地华人经济的崛起为世人瞩目。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海外华侨华人资本的作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五位原工商联代表共商对外开放大计。邓小平希望这些老工商业者在引进海外资金特别是华侨华人资金方面做些事情。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42)邓小平特别提出，希望荣毅仁出来办实业；叶剑英、谷牧、王震等也当面表示过，希望荣毅仁出山。荣氏家族有400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这正是邓小平、叶剑英等特别看重的资源。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董事会由44人组成，荣毅仁为董事长兼总经理，雷任民为副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内地领导干部和原工商界人士外，中信公司董事会还吸收了港澳商界巨子马万祺、李嘉诚、霍英东等。(43)中信公司成为中国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窗口。 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都有亲属在内地，不少人怀有报效乡梓、参与祖国建设的愿望。如1979年春节，许多回广东探亲旅游的港澳同胞纷纷表示愿意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44)。还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就看准了内地投资的机会，已经有港商自己做起来了，首先做的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加工、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1978年初，香港“宁波帮”商人曹光彪在珠海成立第一家外资私人企业——香洲毛纺厂。从当年春末开始，广东省的宝安、东莞和顺德等县先后开办了“三来一补”企业。到9月底，广东省签订的协议合同近100个，合同金额3350万美元(45)。到1979年3月，广东全省与外商签订协议350多个，约3亿美元(46)。1979年后，“三来一补”业务从广东、福建两省扩展到其他地区。在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三来一补”方式受到香港等地中小企业的青睐，正是这些中小华商的开拓，后来在闽粤地区形成了许多家电城、鞋城、服装城，激活了地方经济。1979年，国家外资委批准的第一批三家合资项目的外方合作者都是华人：北京建国饭店是由美籍华人陈宣远设计并投资建设的，北京长城饭店的外方合作者是美籍华人沈坚白，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外方合作者是香港商人伍沾德、伍淑清父女。截至1981年底，经批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48家(不包括经济特区举办的35家)。(47)这48家企业，属于华侨华人、港澳商人投资的共28家，约占60%(48)。可见在率先进入中国的投资者中，华人资本占据重要地位。1981年，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局调查了12个中外合资企业后发现：“与华侨、港澳同胞作到相互信任、搞好合作容易，他们疑虑比较少，提出的条件比较宽容；而一些外国大公司则疑虑较多，条件比较苛刻。因此，前者应作为当前优先选择的合资对象。”(49) 华人资本相继进入中国并取得成功，在国际上引起了相当的注意。其实1979年以后，国外大财团来中国谈判合作的也很多。据7月19日汪道涵在国务院财经委召集的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介绍，“现在到中国来谈判的大都是跨国公司”(50)。除了华人资本，日商进入中国最早。第一家中日合资经营企业是1980年12月13日创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51)。汽车行业方面，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率先进入中国，1982年11月29日在上海签署协议书，合资生产“桑塔纳”轿车，五个月后，第一批“桑塔纳”就在上海汽车厂出厂，开始了中国轿车生产的新阶段。然而总体上说，在最初几年，跨国公司多数是来摸中国的情况，谈的多，谈成的很少。外国大公司有进入中国的愿望，又心存顾虑，一是担心中国的偿付能力，二是担心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52)。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实行的经济调整，特别是在1980年底，中国决定大规模地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缓建一部分利用外资项目，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