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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丹这些新锐的欧洲史教授早就不再相信，罗马帝国西部所遭受的不可挽回的危机是来自蛮族的入侵和破坏。他笔下的欧洲史并非一个国别史的综合，而是一部突出该地区整体性同一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中世纪欧洲政治的特点，恰如顾炎武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写作亚洲中古史的作者是很难这样入手来写历史的。 中信出版集团组织出版的《企鹅欧洲史》丛书里，有威廉·乔丹《中世纪盛期的欧洲》一册。好的历史著作都会超越历史的叙述和制度的研究，成为一种观念的结晶。借助故事和历史进程的细节，乔丹的这部书成为了晚近史学界对西方文明所做思考和所持信念淋漓尽致的展示，有助于我们理解欧美学者对西方文明的深度认知。其实阅读这本书以及其他优秀的欧洲历史著作，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譬如顾炎武《郡县论》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柳宗元《封建论》把封建看作是社会发展原始阶段不得已的办法，所谓“不初，无以有封建”，应该是古今中外都曾经流行的庸见——却很难在欧洲历史的实际中得到印证。 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是古罗马的历史学家，生活在共和国解体、君主制兴起的风云变幻之际，后来与奥古斯都这位罗马帝国“第一公民”以及他的家族关系友善。李维的罗马史充满了大量共和国英雄的事迹，充满了对共和国公民美德的赞美和歌颂，但是他同时又是帝王家的“宠臣”。但是，他真的是汉语意义上的“臣子”吗？罗马帝国君主真的是汉语意义上的“皇帝”吗？奥古斯都认为自己是所有罗马传统，包括共和国制度的继承人，但是他又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理解。譬如在他的葬礼游行中，按照他生前的指示，他的尸身不再跟随在祖先的面具和哀悼者人群之后，而是在整个队伍之首。他清楚地意识到，罗马的荣耀大半出自共和国，切割掉共和国传统，切割掉罗马精神的这一厚重内涵，反而是对他所创立的罗马君主制政治的否定。不过这不是说，奥古斯都没有修改共和国制度以适应君主制的政治和文化需要。李维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和奥古斯都是一样的，即在原则上尊重共和国传统，警惕和蔑视试图借助暴民达到目的的政治家，譬如格拉古兄弟。与此同时，无论是奥古斯都还是李维，作为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主要塑造者，都愿意接受罗马制度的变革。罗马在共和国之后的巨大社会变革在西方学者眼里无疑标志着君主制的产生，但是这一制度是由共和国传统中逐渐萌生和破土而出的，应该也不同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君主制度。我们不应该用“皇帝”这个称呼来翻译和界定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头衔。其实他们始终没有建立明确的世袭制，长期保留着元老院，也没有系统地消除各地历史悠久和强大的自治制度和文化，包括各地不同类型的贵族和市民会议，没有克服古代常见的通讯和交通原始状态，没有企图对广大边远地区进行深入和微观的直接社会控制。 回顾罗马帝国的历史对我们理解欧洲在中世纪的发展非常重要。在他影响巨大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面，吉本对公元1世纪和2世纪帝国的政治成就有些容易引起读者误会的笼统概括，譬如把它形容为古代最文明、富有和强大的君主制国家，具有最强大的武备和法制，让境内不同种族的众多人民成为罗马公民。因此对吉本来说，罗马帝国的衰亡就是这样一个被他多多少少想象为“现代化”的古代国家的衰亡，而欧洲的重新崛起则发生在中世纪经历了早期的黑暗时代之后。乔丹这些新锐的欧洲史教授早就不再相信，罗马帝国西部所遭受的不可挽回的危机是来自蛮族的入侵和破坏。他们接受了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的见解（《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即西部真正的衰败原因是在7—8世纪穆斯林势力兴起、地中海东部和北非地区脱离罗马原先维持的经济贸易圈之后。这一广大区域内的国际贸易路线的变化使得欧洲文明的中心北移，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等地成为了中世纪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区域。准确地说，这一变动带来的不是欧洲社会长期持续的衰落和停滞，而是在保留罗马帝国遗产基础上的重组、更新和更深刻的发展，是推进欧洲形成有别于近东、中东和其他东方文明的特点，是为欧洲在近代获取先进地位进行准备和铺垫。 严格地说，乔丹教授以及晚近许多学者笔下的欧洲史不是国别和地区史的总和，而是对欧洲整体上的统一性的讲述。而这种“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是以统治阶级对分散的城市、庄园和贵族领地有效的社会控制为基础的。这是由欧洲文明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很多中国古代史学者承认周王室有天下共主地位，能够维持天下统一的局面。但是大家长期一直不能摆脱的一个观念是，周王室衰微之后，秦统一六国，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主制成为巩固和维护统一的唯一有效工具。而周代的分封制，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里面早已草率断言的，“封建，非圣人意也”，甚至认为“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首先说：“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这一宏大设想在古代语境中实现的程度究竟如何？起码顾炎武对郡县制的批评是，“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结果是基层社会的疲软和松散，“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因此顾氏提出的、最终并未实现的办法，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加强地方社会控制的自主性来改善帝国统治在整体上的有效性。 而我们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里面所读到的社会状况，在很多方面接近顾炎武的上述理想。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欧洲封建社会在11—13世纪这三百年里面，通过有决心改革的教会精英人士，以提升罗马教宗的地位为形式，确立了基督教会对各地教会严格统一的领导权威、对所有民众的道德教化责任，以及由教会和世俗当局共同主持的、一体化的文化教育体系。由11世纪修道院和教宗发起的教会改革一开始就是欧洲范围内的改革，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区。欧洲文明在中世纪的最主要成就正是在整个地区建立了统一的语言、文化、思想和道德价值观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欧洲是“四海之内”的一统天下。 基督教欧洲在9—10世纪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除了北非和地中海沿岸东部，穆斯林的势力范围还逐渐扩展到了西班牙南部、科西嘉、萨丁尼亚和西西里，并从海上袭扰法国南部和意大利。马扎尔人由东部入侵，占据现在匈牙利所在地方并威胁到巴伐利亚。对西欧腹地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即从斯堪的纳维亚南下的维京人。他们由海路以及使用内陆河流入海口对英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等地进行海盗式袭击，并在法国西部沿海地区定居下来。马扎尔人和维京人最终接受了基督教，并融入了西欧主流的文化。但是他们以及穆斯林在当时对欧洲的入侵和打击毁坏了各地众多的修道院，扰乱了宗教生活，削弱了神职人员对教会的领导，助长了世俗军事贵族对教会事务的干预。罗马当地的贵族在10世纪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教宗的选任。 针对这一系列危机，正如乔丹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教会和世俗贵族在11世纪开始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中不仅有分歧，也有深度的合作。他的叙事基本上清楚摆脱了学界过去长期使用的过时范式，不再将改革运动简单看成克吕尼修院和教宗格列高利的事业，而是把视野扩大到整个西欧的教俗贵族复兴宗教和文化的决心和行动，扩大到欧洲思想、法律和政治制度一体化在中世纪的缔造和形成。阅读了《中世纪盛期的欧洲》，一位中国读者如果真的留心，就会获得一种奇异的感觉，即乔丹笔下的欧洲史（主要是西欧和中欧史）并非一个国别史的综合，而是一部突出该地区整体性同一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而写作亚洲中古史的作者是很难这样入手来写历史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