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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曲折发展阶段 从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来信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是兵运工作曲折发展的阶段。 中原大战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结束，蒋介石立刻集中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战争。一时间，“白色统治区域与白军中工作的建立和发展”成为兵运工作的中心任务，瓦解敌军、争取敌军到红军方面来，被认为是“战胜敌人最主要的条件”之一。为了配合反“围剿”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最高限度的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于组织兵士暴动和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提出了“把四次‘围剿’红军苏区的经费，拿来改善士兵生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红军苏区”等标语和口号。 在这一阶段，兵运工作的组织机构更加完善，对兵运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中央红军从总政治部到各军团及师、各军区及军分区都建立了兵运工作机构——破坏部，并定期举办兵运工作训练班。兵运工作明确分为三类，分类施策，其中，白军兵运——即派人到白军中去工作、对白军的宣传鼓动、对俘虏兵的工作等等。还先后编写了《怎样做白军士兵工作》（1932年7月），发布了《总政治部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明确“士兵工作是党的基本工作之一，是党的日常工作。党不仅应该动员整个党的组织，有计划的系统的建立与开展这一工作，而且应该动员一切赤色群众组织，广泛的来发展这一工作”。 但是，从1930年10月起，由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的兵运工作与整个中国革命形势一样，呈现出曲折发展的特点，兵运工作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要兵不要官”“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等极“左”思想指导下，参加百色起义的李明瑞、参加宁都起义的季振同和黄中岳等高级军官先后被错杀。宁都起义后，一些领导人主张将原二十六军排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开国将军画传》第二辑《李达画传》，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8页）。在福建事变的处理上，过度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反对“上层分化”，结果使福建事变遭受失败，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所有希望最终破灭。 实现根本转变 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到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开始，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兵运工作主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从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和具体实践都实现了根本转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兵运工作的开展，使兵运工作在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上彻底摆脱“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兵运工作为了适应民族革命战争迫在眉睫的“新环境”，提出由“瓦解白军”转变到“争取白军”。与此相适应，实行新的工作方法，即“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双方进行的，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号召同时并进的”。1936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兵运的目前形势及策略问题的决议》，详细分析了兵运工作转变的原因、策略、中心口号与重大意义，标志着党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争取敌军的新阶段。 一经摆脱“左”倾关门主义，党的兵运工作迅速走出困境，走上正确轨道。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把兵运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东北军、西北军。1936年5月17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1936年6月，中央专门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1936年7月，成立中共中央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刘鼎、刘澜波、南汉宸等著名共产党员直接参加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兵运工作。经过不同渠道和多条线索、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同时发力，最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它“可谓很好的模范”。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兵运工作是中国革命艰苦历程的一个缩影。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宁都起义中走出来一支又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彻底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与危害，中共的兵运工作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解放战争为例，不但设立了瓦解敌军的专门机构（先为国军工作部，后改为敌军工作部），而且发起了强有力的公开宣传工作，这些工作机构和工作方法都与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兵运工作一脉相承。 （本文系教育部课题“中国文化自信与红色文化开发利用研究”（17JD710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