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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是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标识。汉语称谓之多之繁，为其他语言所少见。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发展的积淀之一，汉语称谓蕴含丰厚的传统文化因素，古代典籍中与称谓有关的知识与理论，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社会价值。 “称谓”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郎顗传》：“今去奢即俭，以先天下，改易名号，随事称谓。”作为一个词语，“称谓”出现较晚，然而，在此之前，典籍中就有与之相关的理论阐述。称谓是“名”“号”的一种，儒家的“正名”思想和名家的“名实关系”理论反映出古人对称谓的作用、称谓的创制、称谓的使用原则等问题的看法。 称谓的作用 称谓的作用是明辨同异，区分尊卑。《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五号自赞，各有分（苏舆注：自天子至于民，各有分义）。分中委曲，曲有名（苏舆注：分中各有应尽之职事，得其委曲，然后可以各称其名矣）。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苏舆注：万物总总，藉名以散殊之）”（《春秋繁露义证》，第286—287页）。《尹文子·大道篇》说“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嚣凶愚，命恶者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辩也。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尹文子》，第2页）《荀子·正名篇》说：“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荀子集解》，第276页）善恶有分，贤愚有别，明辨同异是称谓的基本作用，然而，古代称谓的根本作用却在于区分尊卑，把人们的身份、地位、关系区别开来，为建立和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政治秩序奠定基础。从社会称谓到亲属称谓，反映出从政治生活、社会生产到家庭成员的尊卑等级规范。 称谓作为社会政治要素，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正所谓名正而言顺。《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春秋繁露义证》，第284—285页）《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注疏》，第2506页）《尹文子·大道篇》：“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尹文子》，第7页）合乎规范的称谓是理顺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的重要手段。如果人人都在规范内进行交往和活动，“所欲不逾矩”，社会政治秩序便能稳定有序。 称谓的创制 称谓创制的方法是“王者制名、约定俗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统治者和先贤从政治、伦理等需要出发，创制出一些最能反映事物特征的词语来指称他们，并规定其使用范围，约束人们的交际和活动。《荀子·正名篇》指出：“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荀子集解》，第276页）《春秋繁露·实性》曰：“圣人于言无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质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春秋繁露义证》，第313页）《荀子·正名篇》：“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荀子集解》，第275页）创制之“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称谓即是其中重要内容。 综观《荀子·正名篇》之相关论述与其蕴涵的思想，可以看出儒家所认为的“约定俗成”不是社会群体自发而为的“相约命定”，而是由“王者”或“知者”依据实性制名：或者是他们“率民而一焉”；或是假其名以自重，增加名称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与西方语言学所定义“约定俗成”之“初由人相约命定，习用既久，遂为社会公认”的意义不同。 先贤对“名”的探讨由具体而深化，思考其指实性和社会性，强调端正名实关系，以求正名实而化天下。可以说，古代的“正名”不是由下而上，而是由上而下形成的，是先“约定”后“俗成”。由此，称谓有“法”的性质：一旦“约定”，便要遵守。正如荀子所言：“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名约之功也。”（《荀子集解》，第275—276页） 称谓的使用原则 称谓的基本使用原则是准确、有序。《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言退鷁，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辞是也。”（《春秋繁露义证》，第293页） 称谓的根本使用原则是“礼”。“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正义》，第1694页）《白虎通·礼乐》：“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傧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白虎通疏证》，第95页）可见，“礼”在古代中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既是国家的政治原则，也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其本质是秩序。 “礼”合于中庸之理想，追求“揖让”“不争”，所以，称谓使用常常“尊人自损”。《白虎通·礼乐》：“礼所揖让何？所以尊人自损也。揖让则不争。”“礼”原则约束下，称谓崇尚谦让，不仅对尊者、长辈用尊称，对一般社会成员亦表现出最大的礼貌和尊重。谦敬辞、谦之又谦，甚至通过贬损自己而对他人表示尊敬，都是汉语称谓的常见现象。 称谓的“礼”通过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的途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君子”和“知者”的作用显而易见。《白虎通·礼乐》：“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屈己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白虎通疏证》，第95页）《论语·子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论语注疏》，第2506页）《荀子·礼论篇》：“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有好其别。何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集解》，第231页）应当说，“礼”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并引导人们认同、遵守社会秩序，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顺，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称谓的“法”与“礼”，既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法”即秩序，“礼”即德行，礼法并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有序。 （作者：贾娇燕，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