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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山东大学读哲学专业时，学余喜读红学书籍，对一些典故亦颇熟悉。李希凡先生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与人合作写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被毛泽东誉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关于“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就发表在《文艺报》上，我对这段往事耳熟能详。当时读了李希凡先生的文章，周汝昌先生繁体竖排的《红楼梦新证》，袁世硕先生整理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等。 2000年9月，我到中央党校攻读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01年6月，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参加建党八十周年座谈会，见到了李希凡先生，当时在座的还有宋平、张全景、彭佩云、沙健孙、梁柱等人。2002年6月1日、2日因红学界一次盛会，连续两天见到了李希凡先生。在那次见面时约定，稍后几天去拜访请教。 2002年6月24日下午，我按预约时间14：30准时到了光华里李先生家。那是1967年单位特别关照给李先生的一间工作室，他一直住在那里。小阿姨开门，说李先生正在休息，这几日失眠，休息不好，吃安眠药也不行，有时半夜醒来，睡不着觉要看半夜书。在嘱咐小阿姨别喊醒李先生后，我悄悄打量李先生的书房。靠北的一整面墙是一组书橱，摆满了各类大词典和红楼梦各种版本的书籍，特别醒目的还有李先生小女儿的博士毕业照片，她数年前到美国，当时在香港大学讲学。香港大学刘济昆先生前几天曾到李先生那里拜访，并捎来一首新发现的毛泽东诗词。另有几张照片都是李先生的孙女的，非常可爱。西面是一张三人沙发，我坐在上面。南面靠着沙发是一张茶几，放着小阿姨给我沏好的菊花茶。茶几的东面是一个单人沙发，估计李先生平常会客就坐在那里。再往东是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籍，有李先生自己著的，也有别人送李先生的。东面只摆了一张写字台，看样子是李先生平常写作时常用的书桌，上面放着纸笔文具和几本摊开的书。写字台上光线不错，书桌前方是一扇窗户，窗户外面是一个极小的阳台。从桌子左侧有通向阳台的小门，隔着窗户看去，一个九曲花架上摆着一盆不知名的花，黯淡无奇地静静绽放。 大约三点钟，小阿姨不顾我劝阻，终于喊醒了李先生。李先生一面道歉，一面就坐下来，连洗一把脸都没顾得上。李先生谈起他的姐姐曾在中央党校待过，他的姐夫赵纪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李先生的入门启蒙也是他姐夫带动的。1947年他到青岛姐姐家，1951年听山东大学哲学系的课，他实际是文学系的学生。李先生聊起去年参加山大百年校庆。对1954年那场批判胡适、俞平伯新红学运动，李先生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的话说，那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指向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展开。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李先生从红学自身发展和毛泽东独特历史视角作了很有意思的分析。 当时我正在研究1958年发生的一段历史，还有许多细节不太清晰，就向李先生请教。李先生1953年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5年初调到人民日报社文艺评论部。他将其中自己所知道的许多人、事细细讲述与我。在谈论时，李先生对某些社会现象抨击也甚多，如当时热播的《橘子红了》和《还珠格格》，还有“红包”现象等等。还提及杨向奎是他的老师，他非常尊重，但是杨向奎与周汝昌论证河北丰润是曹雪芹老家，请他去开会，他推辞了。李先生对毛泽东同志感情很深，一直称毛主席，对污蔑诋毁毛泽东同志的现象深恶痛绝。他对当时一本流行的书做了批驳，还评论了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 临别李先生送《冬草》，题字“新闻工作者要讲实话”；在《艺文絮语》题字“王军同学存念”；在《说不尽的毛泽东》题字“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其中“也”误写为“要”，又忙着找消字灵改掉。告别李先生到了楼下，听到他在楼上喊我，原来是他注意到我捎去的水果，让我带走。我连忙摆摆手，跑到楼角转弯，直到看不见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