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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学术历来讲究“学以致用”，但知识的功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单纯用眼前之用来评判知识的价值。求知可以致用，而一味求用则可能妨碍求知。一般认为，历史具有“资治”、教化、娱乐等多种现实功用，但历史在根本上是构成文化的一种要素，是群体认同的基点，是人们探索生活意义的内在参照。因此，研究历史的首要意义在于推动文化建设，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求知乃“史之本”，历史学者应当在“守本”和“务本”的基点上求用，而不能舍本逐末。 关键词：学以致用；历史研究；求知；文化建设 在中国学术史上，“学以致用”可以说是一种深厚的传统。社会以是否有用来衡量知识的价值，学者则以力争有用来提高学术的地位。古今学者大多反对死读书，要求读书人有实际工作的能力，不能只会读书，不会做事，像赵括那种“纸上谈兵”，早已沦为千古笑柄。在这种知识传统中，“经邦济世”，“为王者师”，就成了读书人的最高追求。相反，“为学问而学问”的道路被视为一条死胡同，“象牙塔”中的学术往往受到贬斥。于是，纯粹求知的传统就难以形成。 讨论知识的用途，首先要明确“用”的含义，因为对“用”的理解不同，直接影响到对知识价值的评判。中国古训所谓“学以致用”，追求的似乎是实际的和眼前的功用，一种知识如果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会被当成无用之学。这样理解“用”，不免有些狭隘。 实际上，“用”是一个相对性很强的概念，一种知识是否有用，既取决于时代、环境和社会观念，也与使用的人有关。对以“经天纬地”为志的清末士大夫来说，炼铁和造船的知识是无用的“奇技淫巧”；对种地的农夫来说，微积分的知识并不能带来作物的丰产；外科医生没有历史知识，也丝毫不会妨碍他在手术台前发挥自己的专长。梁启超所谓“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正是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用”有短期和长期之分，有工具性和价值性之别，还有已知与未知的不同，如果只重一端，就会产生不利于知识增长的偏向。有些知识没有短期效用，其意义要经过很长的时期才能显现出来；有的知识很快就能产生效益，但却是知识长期积累的产物。有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可以应对各种现实的需要，有益于日常生活的改善；有的知识没有工具的效用，但可以增添生活的色彩，提升人生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一种知识具有什么功用，往往是很难预知的；人总会遇到临时需要某种知识的情形，这就要求在平时建造一座储藏丰富的知识仓库。因此，必须假定任何知识都是有用的，不能因为一时不知道它的用途而放弃探求。 从根本上说，求知本身就是一个合理的目标。求知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人异于其他动物的地方，也是人不断寻求改善的基本途径。因此，求知本身就是“致用”。古代有所谓“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的说法：以读书治学来博取名声和谋求功利，属于“为人”，相当于“求用”；而以追求知识和提升自我为目的而治学，则是“为己”，与“求知”或“求是”相近。 戴震说，学者应“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因为君子“务在闻道”。章学诚说：“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章太炎说：“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陈寅恪有诗云：“添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可见，他们理想的治学境界，都是以求知求智为旨趣的“为己之学”。不过，纯粹的“为己之学”古代少见，于今更加难得。 当今学术属于一种制度性的活动，学者处在“体制”之中，承受着各色各样的现实压力，纯粹为求知而读书治学，近乎迂腐悖时的怪异之举。在制度化的学术世界中，是不存在“世外桃源”的。中国目前面临太多的现实问题，行为目标普遍趋于短期化，因而从社会到学术权力部门，都以眼前之“用”来衡量一切学术活动，没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必定遭到冷落。 同时，学者们则以追求“现实性”和“为现实服务”来争取学术的合法性，以学术成就来换取薪酬和职位迁升。目前衡量治学业绩的标准，主要是发表论著的数量及其反响。这与古代学者对待学术的态度似有霄壤之别。古代有视学术为“名山事业”的观念，学者要以寄希望于长远，注重身后之名，这样就有可能避免急功近利和粗制滥造。 但现代学者不得不寻求短期而直接的回报，否则就无法生存。美国大学年轻教师有所谓“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即灭亡）的危机感，中国学者也同样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发表压力”。频繁的考核，不断的申报，各种量化的指标，使人疲于奔命，不得不以“短平快”的方式，使手稿迅速地变成出版物。这给学术带来了巨大的扭曲和损害。行为短期化，忽视积累，讲求实用，急功近利，这种风气与学术发展的要求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针对目前的社会氛围和学术风气，提倡“为己之学”，可能与强调“学以致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中国学术所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可能是学者的“侏儒化”；而学者所急需的最大自由，应当是从容读书和优游治学的自由，是纯粹求知的自由。求知绝不只是对学者个人有益的事，因为任何知识和思想的成就，同样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缺乏深厚的知识和思想的积累，就难以产生真正的学术大师，不能显示一个民族在智慧上所达到的高度。 在史学领域，兰克出现在德国，汤因比出现在英国，布罗代尔出现在法国，都是这些国家整体学术积累的结果，他们是在各自民族的知识高原上突起的巨峰。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来说，给纯粹的求知以正当的地位，更是最迫切的现实需要。用梁启超的话说，“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 其实，求知并不排斥求用，而片面求用则会妨碍求知。治学以求知为先，求用自然随之；如果不能获得真知，“用”从何来？钱穆说过：“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知识具有现实功用，但完全以现实功用为追求的目标，就会降低学术的品格。 正如绘画一样，一幅画有商业价值，但如果以商业为作画的目的，就会导致艺术的堕落。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追求真知，不能以眼前之用为限。一个学者只要坐在书斋里，站在讲台上，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不能按“普通人”的思维和习惯办事，而要以学者的身份来思考、写作和讲课，要抵制“普通人”的见解和诉求对学术的干扰。总之，一个社会需要能迅速“致用”的学术，也需要“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加重要和急需。 章太炎曾对当世一些讲求“致用”的学者大加指责，宣称：“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但是，今天的历史学者大多做不到章太炎所说的这种洒脱，正是这个“用”字，一直令许多人深感困扰。 文学家可能较少思考“文学有什么用”，艺术家可能不会留意“艺术有什么用”，科学家更不必担心“科学有什么用”，何独历史学家总是无法摆脱“历史有什么用”的困扰呢？荷兰学者安克尔施密特对这种情形表示反感，他认为，关于史学是否有用的问题，是一个“不适当的问题”，是一个“范畴错误”，因为“历史及历史意识与诗歌、文学、绘画及其他类似东西一起都属于文化；问文化有什么用，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史学构成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毋宁是一种背景，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对诸如某些类别的科学研究或政治目标的用处形成看法。……历史和文化界定用途，而它们本身是不能从用途的角度来界定的”。 然而，“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并不会因此而从历史学家的面前永远消失。人们追问“历史有什么用”，通常暗含“历史没有用”的预设，而历史学者讨论这个问题，则包含了深刻的困惑与无奈。海登·怀特评论说，尼采对历史的痛恨甚于宗教，他认为历史对人生和社会非但没有积极的作用，而且还十分有害，因为“历史培育了一种使人们虚弱的窥淫癖，使人们感到他们是世界的后来者，在这个世界上，值得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因此破坏了可能给予一个荒诞世界特别具有人性的、即使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意义的英雄壮举”。也就是说，历史增加了后人的负担，摧挫了他们的创造热情。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费希尔同样感觉到，大众思想中存在的一种反历史的潮流，既不承认获取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也否认历史有什么用处"。 相信历史有用的人也为数不少。虽然史学在美国的地位显著下降，而多数历史学家仍然相信历史的价值。在美国历史学家卡尔·戴格勒看来，历史虽然不实用，但并不是没有用。他说：“历史学不能提供治病的办法，也不能产生新的能源。历史学也不是什么政策科学，正如它不是自然科学一样。它的首要目标不过是扩大我们对于作为人意味着什么的认知和理解，并了解过去如何变成了现在，而现在又如何塑造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如果用短期化的眼光来看待史学，它可能就是无用的。 美国学者西奥多·哈默罗谈到，“历史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乃是内在的；它在于人类本能地感觉到，对于过去的兴趣乃是其人性的一部分，而不在于它与某一具体社会或时代面临的问题是否相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用；就这么简单。其所以如此，原因乃在于，离开了历史，社会生活就难以为继”。根据他的说法，这种“无用”之“用”，才是历史最大的“用”。 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则从更具体的层面看待历史的用途：“历史拥有巨大的力量”，“在好的时代或坏的时代，在关键的时代，在转折的时代，或是在平常的时代，历史都能帮助人类更好地思考，更丰富地生活，更明智地行动”。 历史的价值首先来自于它作为人的集体记忆的功能。个人的自我意识依赖于记忆，一旦失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同理，作为群体的人要形成认同感，也离不开集体记忆。美国历史学家格尔达·勒纳谈到史学的作用时说，它是“一种记忆和个人认同的源泉”，是“集体永存”，是“文化传统”，也是“一种解释”，可以“发挥满足人类各种不同需要的功能”。这里提到的“记忆”、“认同”、“集体永存”和“文化传统”，都与历史作为集体记忆的特性有关。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谈到，“在这个星球上，人的命运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如果它确实具有某种历程和趋向，那是为一种不可见的神秘智慧所引导呢，还是盲目地在迷津中绕圈子？”这些问题看起来比较抽象和玄奥，但却触及了人类命运的要害。历史学家如果毫不关心这些问题，而仅仅停留于发掘具体的知识，就不会成为有思想、有智慧的学者。 英国学者柯林武德明确地说：“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换句话说，人已经做过的变成了记忆，而记忆又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核心。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从历史的定义入手，对历史作为记忆的意义做了生动的解说：历史是指“历史知识”，而知识的核心是人们所记住的东西，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不过是人们所说过和做过的事情，因而历史归根结底乃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历史世界，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他某天一觉醒来，忽然忘记了自己“说过和做过的事情”，他就“失掉了灵魂”，因为如果没有关于“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他的今天就不会有目标，他的明天也不会有意义”。 如此说来，历史在根本上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现在转瞬即逝，未来渺不可测，人真正拥有的只是关于过去的记忆。他依靠这种记忆来认知现在，展望未来，评估生活的意义。也就是说，人无往而不生活在历史之中，他的思想和行为处处受到历史的制约，只是他自己不能时时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写道： 人是有历史的动物。人的文化生活是一种世代相承愈积愈厚的历史联系：谁要是想参加到这个联系中去通力协作，就必须对它的发展有所了解。……人类必须背起巨大的历史书包，当这个书包在时间历程中变得愈来愈重，令人感到背不动的时候，将来的人是不会没有办法慎重地在无伤宏旨的范围内把它减轻的。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也认为：“作为社会生物的人只能显现在一种历史表象下，带有他所属的那个多变的社会的烙印。说人是历史的或人是社会生物其实是一个意思。”他进而指出：“说人是历史的是因为他有能力思考过去，摆脱过去，给自己创造一个未来。”人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他不能离开对历史的了解，这就是哈默罗谈到的历史的“无用”之“用”，或者说是历史的根本之“用”。 正是因为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门关于现在的人的学问，它的宗旨在于保证人的当前存在方式的意义，改善人的将来的生存状态。现在是过去的延续，现在的人必须以过去的人的经历为参照，才能发现生活的意义，才能找到面向未来的目标。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说：“只有以现在为参照，过去对我们才是可以理解的；而只有以过去为参照，我们才能充分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并增进他对现在的社会的把握，这是历史学的双重功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勒也充分肯定了历史的“现在性”：“历史是生活的再生，没有它持续的努力，生活就将消失，失去它的活力。”西班牙哲学家伽赛特直截了当地称史学是“有关现状的一门科学”，他的根据是，它“是关于那种根本性的现实——即，我的生命——的有体系的科学”。 这就是说，史学将关于过去的记忆转化为关于现在的意识，从而使现在和过去在人的生命中得以重合、交融和统一。一句话，历史的最终意义，在于帮助人们了解今天的人生、社会与时代，进而寻找一些积极的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还相信历史有“资治”的功用，但它能否真正“资治”以及“资”什么“治”，往往不以历史学家的意志为转移，而取决于执政者对待历史的兴趣和态度。如果在执政者的心目中权位高于一切，他就会从历史中获取与权术有关的经验教训，用以巩固自己的权势。这类例子在《资治通鉴》中可谓比比皆是。 由此看来，历史学家应当对历史的政治功用保持一定的警惕!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写道：“政客们的更大兴趣，无疑在于要求历史学家肯定他们已经具有的看法，而不是从历史中获得可能导致他们改变意见的例子。”这也许是政治家对待历史的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更有甚者，他们喜欢利用历史作为宣传的资料，以肯定他们的政策和主张的正当性。在英美的语境中，“宣传”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手段，是“采用什么方式把别人认为是假的东西说成是真的，或至少进行了言过其实的夸大。宣传是政治上的一种手段，一种为左右公众意见以支持或反对某种政策而进行的活动”。 因此，如果“为了政权的利益而利用历史知识进行宣传，无异于历史的谎言”。然而许多政权恰恰需要这样的“谎言”，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所说：“准确的历史知识对于社会精神的健全是至关重要的。病态的体制，即任何类别的极权体制，不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都必须系统地歪曲历史以求得生存。” 历史还有其他一些功用，教育、道德和娱乐，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三项。人们一直相信，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可以砥砺情操，增进爱国热情，培养公民意识。古罗马史家塔西佗认为，“历史的任务是赞美正义、揭露邪恶，以为后世殷鉴”；刘知几也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他们强调的都是史学的道德教化功用。 除诗歌、小说以外，历史书籍曾是拥有众多读者的娱乐性读物，有的史书甚至达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但现在各种诉诸视听的娱乐方式铺天盖地而来，人们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都大为衰退，加上历史作品过于专业化和缺乏可读性，历史的娱乐功能已经丧失殆尽。与此同时，各种“戏说”历史的影视剧代之而兴，业余史家的通俗作品行销一时。专业史家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但又苦于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历史的“用”可能带有某种群体性。对个人而言，历史也许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人丝毫不懂历史，照样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但对于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则是不可或缺的，它是群体认同和文化赓续的基点。 一个群体要保持凝聚力，必须基于他们共同的经历而形成某种认同感；一个民族要存在和延续，必须保持共同的历史记忆，一旦丧失了历史，这个民族也就距消亡不远了。对一个国家来说，历史可以成为国际竞争的资本，因为悠久的文化是一种资源，先辈的业绩则有助于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 但是，人习惯于从个体的角度看问题，文学艺术可以产生感官和精神的愉悦，经济学知识可以增强职业竞争力，科学技术可以带来生活的便利和享受，这些都是个人所能亲身感受到的，因而人们很少怀疑它们的价值；而历史的“用”大多与个人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人们问一问“历史有什么用”，也就不足为怪了。另外，历史的“用”基本上是一种信念，很难得到确切的证明，更没有直观而量化的标准，因而对它的怀疑肯定会继续存在，甚至可能加剧，对此历史学者应有心理准备。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知识只有被人掌握了才有用，如果人们没有了解历史的愿望和需求，就无从谈及历史的“用”。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和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乃是决定历史之“用”的关键因素。宋高宗借鉴汉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是在读过《光武本纪》以后才有可能的；毛泽东善于利用历史知识来处理现实问题，源于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和广泛阅读。一个根本不读历史、不懂历史的执政者，是无法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贝克尔说： 一个人如果不自己做一点研究，就不能得到历史研究的好处，或者得不到多少好处。储藏在书本里或历史学教授头脑中的历史知识，无论怎么丰富，如果我自己不能拥有一点，对我也没有什么益处。 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自己掌握了历史知识，才能感受到它的作用。而要掌握历史知识，又需要一定的兴趣和能力。历史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经过苦心孤诣的研究，从过去的碎片中解读出了点滴的历史信息；而普通人要了解这些信息，并不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情。 史书既缺少艺术的愉悦，也不会带来科学的实用，更不如技术手册那样简便易学，因而普通人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和掌握是相当有限的。只有少数关注社会和文化、同时又对历史有兴趣的人，才会接触较多的历史知识。就此而言，历史的“用”具有精英色彩，史学也就成了“贵族化的学问”。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之“用”不可苛求，对于某一课题的“现实意义”，也不宜抱有过高的期望。 总之，历史的用途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刘知几看来，历史于人、于家、于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史籍记载前事，以利今世；惩恶扬善，以助教化。他写道：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庭户，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一般人难免对历史的用途发生误解，而历史学家则不可对此感到迷茫。历史不是可以带来直接效益的实用性知识，它的功用具有长期性和价值性。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研究历史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为了文化建设。一个社会如果不重视这个道理，贬低甚至排斥史学，最终只能导致文化的堕落。 历史学家可能对人们反复追问“历史有什么用”感到厌倦，但又不能不在乎这个问题，因为它与史学的地位休戚相关。如果历史无用，史学就失去了价值，于是，历史之“用”就与史学的地位合而为一了。 实际上，职业史家只需对史学的价值保持信念，认真踏实地做出成绩，而不必过多地纠缠于“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以免陷入为“用”所驭的困境。顾炎武在论及“作诗之旨”时说，“言志”为“诗之本”，而“以观民风”是“诗之用”。以是观之，求取可信的历史知识乃是“史之本”，而启迪现实、影响公共决策和推进道德教化，则是“史之用”。史家应在守本和务本的基础上求用，如果一味求用，则无异于舍本逐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