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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还给当地人的田野主体地位 当地人没有受过民俗学的系统教育，既没有理论也没有学术书写的动机和欲望，甚至不知道民俗学为何。他们的书写才是自由的、开放的、毫无拘束的。毋庸讳言，学科范式的民俗志书写总是经历诸多局限：格式的、理论方法的、观念的、话语的，等等。而这些在当地人身上均抖落得一干二净。目前，民俗学的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西方理论霸权在中国民俗学领域得到彻底的彰显，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成为难以实现的幻想。依照现在的发展趋势，改变这般状况，延续现在的田野作业套路和学术范式似乎已不现实，发掘民俗之“民”的无穷潜能应该是唯一有效之途。 随着底层社会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的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蓬勃开展，一些地方文化精英早已开始用各种方式记录和呈现当地的民俗文化，并推出了诸多民俗志类的文本。但这些成果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和认可，因为这些草根著述缺乏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难以登上学术殿堂。钟敬文曾称民俗学为“土著之学”，并且热情地赞美地方文化精英的民俗书写，认为这是民俗书写的最高层次，并以其敏锐的学术智慧和民俗学经验做了示范性实践。2001年6月7日，钟敬文热切邀请曾任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凫城乡红山峪村小学教师的田传江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给博士生授课。 极度遗憾的是，钟敬文这一“让当地人说话”的学术创举竟然未能得到继承和响应，高校课堂再也罕见地方文化精英的身影，甚至一些研讨某一地方民俗文化的学术会，当地民俗的拥有者也没有资格参加。钟敬文对“他者”的尊重原本可以引导学界同仁搭建起与田野的对话、交流的平台，但学界置若罔闻，还是执著地保持自言自语、我行我素。 田传江所写的《红山峪村民俗志》，钟敬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后就放不下。在田传江正式授课之前，钟敬文发表了很长的开场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种土著之学的著作，不但能够把表面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写出来，而且可以把平常不易看见的东西也写出来。民俗中有许多内心深处的心灵的内容（如巫术等），属于人类生活的比较深层的部分，所以外国学者把民俗学看作是研究生活方式的学问，这当然是不错的。其实，民俗学应该是研究生活方式及其心理的学问，这当然也不十分准确，但是生活方式还只是眼睛看得见的，而心理的东西则是要在参与生活之后才能体味到的，这种东西不是土生土长的学者就不容易捕捉到。”的确，这些草根著述具有学者书写的民俗志不可比拟的特长：首先，地方文化精英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他们是满怀对祖辈文化遗留的浓郁情感来表达当地民俗文化的；其次，这是由身处日常生活世界的民俗人书写出来的民俗志，由地道的内部知识和本土经验构成；再次，这是没有深陷学术规范窠臼中的民俗志，洋溢着自由、激情和奔放的书写精神。 笔者书架上摆放着5卷的《凤阳花鼓全书》。主要作者之一夏玉润不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和专业研究人员，而是地方文化精英，是凤阳花鼓文化传统的积极传承者。夏玉润是凤阳人，对凤阳花鼓最为熟悉，而且反复经历和参与过这一表演活动。他在《史论卷》后记中说：他“第一次接触凤阳花鼓，是在1959年由凤阳县文化馆编印的《凤阳文艺》中所看到的‘羽、商调交替’二段体《凤阳歌》，以及刚刚成立的凤阳县文工团演出的双条鼓。”1964年。他便“尝试用凤阳花鼓音乐素材进行音乐创作”。不仅如此，从1973年开始，他“对凤阳县民间音乐进行了全面采集，历经数年，录制了一批民间艺人演唱的曲目”。在中国，有诸多研究民间曲艺的专家，但他们都不能以凤阳花鼓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都不是书写凤阳花鼓传统的持有者，不具有张阔凤阳花鼓的内部视界。仅有学术能力而不能进入凤阳花鼓的知识领域，就难以展开对凤阳花鼓的深入研究。道理很简单，不能欣赏凤阳花鼓，如何理解凤阳花鼓，不能理解又如何进行研究？面对复杂的、具体的民俗生活世界，学者们往往束手无策，甚至班门弄斧。唯有地方文化精英才能把当地的民俗行为和过程说清楚、说透、说到位。他们才是真正的学者、教授。 针对这种草根民俗文本，需要展开专门研究。将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民俗书写纳入学术视野，使之成为民俗志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地方文化精英展开学术对话，激发他们投身民俗志书写的主观能动性。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草根民俗志已是一个庞大的数量，但其中绝大部分只在当地产生影响，未能得到应有的学术评估和回应。倘若从“主位”的立场给予草根民俗志学术价值的充分认定，讨论这类著述书写的独特范式和地域风格，开辟一条专业与“业余”的对话路径，就可以反观“学院民俗志”的缺陷和弱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者民俗志之不足。对地域性草根民俗志的专项研究，可以成为民俗学学术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极大地丰富现代民俗学的成果库。同时，必然促使一大批地方文化精英脱颖而出，使之突破地域局限，走向学术前台，成为民俗学学术队伍中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充实中国民俗书写和研究的整体力量。当然，也为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搭建平台，在多元民俗文化的语境中相互碰撞，激发起更为炽热的民俗志书写欲望和形成更为合理的书写态度。当然，地方文化精英毕竟不能独立成为民俗志的书写队伍，因为他们的书写成果缺乏问题意识和没有达到基本的规范要求，大多不能称其为民俗志著作。学者与地方文化精英的结合，是提升中国民俗志书写水平的有效途径。如此，需要改变田野作业的一贯范式，以往学者们进入田野，只是通过与地方文化精英交流、访谈，获取所需的民俗讯息和资料，田野被完全“他者”化。改变的方式就是主动吸纳当地人参与田野作业，让当地文化精英知晓学者的学术动机和论文选题、所运用的方法、学术目标等，使他们从田野作业的被动者转身为主动者。 由于长期受精英主义学术的支配，诸如旨在满足田野作业者们攫取资料的访谈，使当地人处在一种无意识的学术失语状态。他们从不主动进入学术领地并运用属于自己的语言来塑造自身的独特的学术意识，即便有些地方文化精英为了自己的兴趣展开了当地的民俗书写，也极少敢于标榜这也是学术行为。既然田野作业以当地人为考察对象，田野作业工作者就有责任强化当地人的学术意识，鼓励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建构自己的学术身份，这才是更深刻的田野作业的学术伦理。这种全新的田野作业范式要求调查者前期的准备工作要更加充分，既要明确自己要做什么和怎么做，又要了解当地文化精英参与学术研究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制订相应的沟通、交流策略。可先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和合作机制，给予地方文化精英足够的表达和书写权力，并在自己的论文中明确肯定他们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一篇田野报告或论文的署名，不得不加上地方文化精英作为合作者的名字，说明对田野作业范式的改革已获得了巨大成功，双方的交流达到了相当密切的程度。这种田野作业的成果所发出的不再是学者单边的声音，而是学者与地方精英合作的协奏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