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嵩祝寺与智珠寺_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嵩祝寺位于东城区北河沿大街25号，清乾隆年间，该寺连同其东的法渊寺以及其西的智珠寺形成三寺并立的格局。时至今日，法渊寺主体建筑已荡然无存，只余北部少量房屋及一通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重修碑刻存于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保存至今的嵩祝寺与智珠寺则于1984年被共同公布为一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一、嵩祝寺与智珠寺之历史与建筑
    《日下旧闻考》认为嵩祝、智珠、法渊三寺之地乃明番经厂、汉经厂旧址，其依据是“嵩祝寺东廊下有铜钟一，铸番经厂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又法渊寺有张居正撰番经厂碑记云，番经厂与汉经厂并列”。然而，亦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因为铜钟、铜云板“皆为可移动文物，完全可以从一个废弃的寺庙中搬运到另一新建的庙宇中继续使用”，所以“不能单据此证明嵩祝三寺的前身为明代的番、汉经厂”。实际上明代的番、汉经厂“南、北并列，嵩祝寺位于其西侧”，真正建在两座经厂旧址上的唯有法渊寺。经厂的职能是“取番经缮写以传后世”，它们建于明永乐年间，其后逐渐荒废，至隆庆、万历年间重修，而明末又趋于衰落。（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
    有关嵩祝三寺之始建年代，据考证，嵩祝寺始建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最早的一次重修在雍正十二年（1734），而法渊寺亦始建于该年。智珠寺则建于乾隆中期，极有可能在乾隆二十六（1761）至三十九年（1774）之间。（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
    三寺均为喇嘛寺，其中以嵩祝寺规模最大，声誉最隆。寺院坐北朝南，共分为三路：主要殿宇集中在中路，由南至北依次为：山门三间、钟鼓楼、天王殿三间、正殿五间、宝座殿五间、藏经楼七间；寺院东路为佛堂、经堂、配房等，西路主要为喇嘛住宅。1995年在修缮过程中发现了清中期的绝版古建筑彩画，图案中蕴藏着浓厚的蒙藏民族风格，如大雄宝殿内的莲瓣梵文天花，以七彩祥云衬托写有六字真言的莲花。嵩祝寺建筑上几处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石刻也极具特色，其中包括“五妙欲”（触、味、声、色、香）、“八瑞相”（宝伞、金鱼、宝瓶、妙莲、右旋白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等题材。（引自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
    康熙年间，自二世蒙古喇嘛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起，历代章嘉呼图克图均以嵩祝寺为在北京皇城内的驻地以及宗教场所，使得该寺成为与雍和宫齐名的喇嘛寺庙。乾隆时期是嵩祝寺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与章嘉国师瑞贝多吉有密切关系。由于国师深受皇室推崇，嵩祝寺“不仅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而且是中央与藏区联系的重地”，乾隆皇帝“经常来此看望章嘉国师，或来此听经习法，祝寿、做佛事，所赐物品极多”。（参见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及黄颢《在北京的藏传文物》）
    同嵩祝寺一样，智珠寺的主体建筑亦为五层殿宇，包括：山门殿三间，石额题“敕建智珠寺”，钟鼓楼二层；天王殿三间；正殿即方殿为三间；大殿“净身殿”五间；后殿五间。（参见“东华流韵”网站“智珠寺”）
    二、破坏与维修
    民国时期，嵩祝寺内成立了佛教同愿会，此后它又做过蒙旗宜化使公署。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嵩祝寺被北京市盲人橡胶厂占用。1956年，中宣部占用嵩祝寺附近的沙滩北京大学旧址，并向北多占近50米，拆除嵩祝寺、法渊寺影壁，在两座寺庙前的广场上兴建宿舍楼。而智珠寺则先后被金漆镶嵌厂、自行车厂和医疗器械厂占用。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市东风电视机厂进驻嵩祝寺，将该寺的天王殿、钟鼓楼拆除，在其原址上兴建生产车间；并将法渊寺的大部分建筑拆除，在其址上建成组装车间。该厂还占用了智珠寺的前殿和西配殿。1991年，北京市东风电视机厂与牡丹集团合并，嵩祝寺与智珠寺被集团下属的“北京牡丹四星音像有限公司”占用。其间牡丹集团想利用嵩祝寺山门、天王殿旧址开发“牡丹园公寓”但未成功，该地产项目成为高层烂尾楼，使得嵩祝寺现存建筑长期笼罩在阴影之下。（参见张帆《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东景缘”网页之“历史”，维基百科）
    1995年，嵩祝寺获得修缮，共修复殿宇21座。林达集团董事长李晓林为修复工程捐资500万，北京市文物局特地为此制作了一尊与他身高等高（1.8米）的功德钟一座，置于嵩祝寺内的功德亭中，该亭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万国权提写匾额。（参见“搜狐焦点”网页“全国政协委员——李晓林”以及肖梅《走近李晓林》）
    然而智珠寺却一直未能得到修缮，且两座寺庙长期被各单位占用亦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市文物局称，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嵩祝寺及智珠寺一直被牡丹技贸发展公司、北京大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牡丹园公寓）、北京市装潢设计研究所、北京文体百货工业联合公司等单位管理使用，八十年代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国家将该处建筑产权落实给北京市佛教协会。由于实际管理使用的上述单位涉及诸多原因无法迁出，形成了上述单位以租用的形式管理使用，佛教协会收取租金与这些单位共同管理该处文物保护单位。（引自《京华时报》记者梁超、张然《两市级文保寺庙成高档餐饮会所》）
    这种状况造成了嵩祝寺及智珠寺存在着“消防设施不全，防火报警、避雷设施不完备，线路老化、安装不规范”以及“存在私搭乱建的非文物建筑，对文物建筑安全构成威胁”等问题。有鉴于此，北京市文物局于2005年12月要求嵩祝寺及智珠寺等九家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在一年之内进行整改，拆除非文物建筑。占用嵩祝寺的牡丹四星音像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对此的回应则是：嵩祝寺的修缮和设施安装由牡丹集团统一安排。其后数年，北京市文物局又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以及利用媒体曝光等手段，形成高压态势督促产权和使用单位整改隐患。尔后，产权单位北京市佛教协会与使用单位达成协议，由产权单位和使用单位共同引入社会资金对古建筑进行修缮，本着“谁修缮，谁受益”的原则，修缮后转让使用权，与部分企业签订租赁协议，修缮后由修缮的出资人对寺院进行“保护性使用”。2007年，东景缘开始对智珠寺进行修缮，至2012年基本完工。（参见“搜狐新闻”之“北京文物局刮‘文保风暴’九家文保单位要整改”、《京华时报》记者梁超、张然《两市级文保寺庙成高档餐饮会所》、“新华网”《内部奢华百姓难进——北京故宫附近的私人“寺庙”会所》以及维基百科）
    三、成为高档会所
    重修后的嵩祝寺与智珠寺成为高级会所，部分范围被用作餐饮场所。2013年1月底，此事即引起媒体的关注。嵩祝寺的会所名为“嵩祝名院”，餐厅名为“和玺江－嵩祝六号”。报道称，该会所不对外开放、不接待散客，如果想要来消费必须提前预约。餐厅以经营粤菜为特色，据称其人均消费为500元至1000元，菜谱包括红烧河豚等，五粮液和茅台则是烧菜时所用的原料之一。然而“嵩祝名院”的负责人却对此却予以否认，称他们只是一家珠宝公司，不是餐厅，也不是私人会所。网络上所传的高档粤菜宴请会所并不存在，只是如果有买卖、鉴定珠宝的客户来此，定期会有一些自助餐会。但当记者追问珠宝公司的具体名称时，这位负责人则表示不便透露。
    智珠寺在修缮完成后变为“东景缘酒店”，酒店方面的宣传颇为自豪地称昔日的智珠寺“经过一群热衷于古建筑保护的人士打造以后，现在已经变身为京城一处集餐饮、住宿、会议、画廊于一体的高档场所”。媒体于2013年初对酒店刚刚建成时智珠寺的状况做了报道，其中称寺庙内部已经做了较大的装修，其东侧的一间房屋正在进行一个画展和摄影展，后面的房屋则是包厢，有些尚未装修完毕。西侧的房屋已经被改成餐厅，分为上下两层，外部为透明落地窗。在寺庙北侧的一个房间，挂有毛泽东画像，并放置多把木质桌椅。
    智珠寺内的餐厅名为TRB，全称为Temple Restaurant Beijing（北京古寺餐厅），位于寺院西南角的院内。据该餐厅的侍应生介绍，餐厅于2011年开业，以经营法国菜和欧洲创意西餐为主。该处包含餐厅、酒吧、包间等多处场所，既可以承办私人宴会，也可以承办较大型晚会。以餐厅为例，大约可以容纳近150人。媒体报道称，TRB开业以来，生意一直非常红火，主要以外国人为主。一些企业在临近过年时也会来此聚餐，但基本都需要提前预订。以餐厅的午餐为例，该会所的消费水平人均基本在500元以上，而双人晚餐则为1500元左右，而包间则设有最低消费，具体数字并未透露。记者在餐厅的宣传单上看到，2013年2月28日TRB请米其林一星厨师开设晚宴，该晚宴包含酒水以及服务费为780元/位，需提前预约。
    两座古寺被改作高档餐饮会所的消息一经曝光，北京市文物局即予以确认，表示经过文物执法队现场调查，两寺庙内部分范围被用作餐饮场所，古建筑内放置有餐桌但没有使用明火。至于其他问题，诸如在寺庙内经营餐饮活动是否曾报批，该行为是否违规以及相关后续处理工作，北京市文物局或是表示需进一步查实，或是没有给出进一步说明。
    （参见《京华时报》记者梁超、张然《两市级文保寺庙成高档餐饮会所》、《中国文化报》焦雯《文物寺院变餐厅京城古庙内售卖肉食引网友吐槽》以及“新华网”《嵩祝寺智珠寺“变”餐饮会所是否违规有待解释》）
    随后，此事即不了了之，北京市文物局再也没有跟进以及就上述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半年后的2013年7月，媒体报道两座会所仍在营业。从媒体在2014年底的报道来看，随着装修的彻底完成以及营业走上轨道，智珠寺的会所似乎增加了不少新的服务。除却西餐厅之外，这里好像还有另一家高档餐厅，探访的记者在多间古建筑内都看到大型餐桌，据称在这里晚餐的费用最低为人均８００元，如果提高标准，可达人均一两千元。在一间面积近百平方米、装修奢华的大殿内，不仅摆放有一张硕大的圆桌，还搭建了“龙椅”、屏风、戏台。 “龙椅”和屏风是按照故宫内的样式和比例仿造的，来就餐还可以坐上去照相，而戏台则是“唱戏用的”。根据工作人员的解释，搭建戏台的原因是“有些前来就餐的‘领导’喜欢听戏”。在餐厅旁边的房间内还有多尊大型佛像，以及写有“功德箱”字样的木箱。据工作人员称，前来就餐的人还可以在寺内烧香拜佛捐“功德”。另外，经营企业还将古建筑外租进行商业活动，并开设了多间高档客房，房价最低也要每晚２０００元。记者在一间大殿内看到，一家企业正欲在此举行商业活动，在准备过程中布置了大量设备，一些甚至搭建在古建筑上。
    （参见《北京青年报》之《北京600年古刹变会所被曝光半年仍在营业》、“新华网”《内部奢华百姓难进——北京故宫附近的私人“寺庙”会所》）
    2013年12月，中央纪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国家宗教事务局随即发现了嵩祝寺、智珠寺存在被出租开设高档餐饮的情况，其领导于2014年1月13日带队赴嵩祝寺、智珠寺实地查看，听取了北京市宗教局的汇报，明确要求北京市宗教局严格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协调推动整改，尽快制定整改方案，加强对宗教房产的监管力度，杜绝将宗教房产出租给企业、个人开设为高档餐饮的现象。国家宗教事务局表示下一步将督促北京市宗教局采取有力措施，协调相关方面推动尽快解决遗留问题。（参见“凤凰网”之“宗教局回应故宫附近寺庙变会所确实存在问题”）
    然而，这“下一步”“有力措施”却未见实施，嵩祝寺方面仍然顶风作案，大有愈演愈烈之势。2014年3月，嵩祝寺的餐厅开始重新装修，并对古建筑本身造成严重破坏。报道称，大雄宝殿的墙已经被砸穿了三四个洞，露出了支撑墙体的木头，这是施工方为了搭建工程架，用多个钢管插进墙体内造成的；建筑门窗和柱子上的古漆被工人用铁质工具刮掉；保存有清代壁画的藏经楼一楼的房间铺上了瓷砖，还装上了整体厨房。对此，施工方称只是修缮，却拒绝公布或透露有关施工设计方案、施工开始和预计结束的时间、工程预算以及修缮后的用途等方面的资料和信息。文物局方面则称要对修缮是否符合规定进行调查，几天后结果才能出来。（参见“新华网”之“媒体曝古刹嵩祝寺疑变餐厅会所施工方称只是修缮”与“北京古寺修缮藏经楼现整体厨房市民担心变会所”）
    201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部委出台《关于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立私人会所的暂行规定》。该年12月14日，新华社发出《除了高档餐饮还能烧香“坐龙椅”》的报道，称在规定出台并开始施行后，嵩祝寺、智珠寺的高档私人会所仍在继续营业。这已是此事第三次被媒体曝光。北京市宗教事务局立即表示高度重视，正在对此进行调查。2015年1月，北京市责成有关部门对这一顶风违纪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两寺庙内设私人会所已停业整顿。（参见“新华网”之《北京市宗教事务局正对“会所藏寺庙”事件进行调查》、《北京市严查“寺庙会所中的歪风” 嵩祝寺智珠寺内设私人会所已停业》以及维基百科）
    四、小结
    嵩祝寺、智珠寺私人会所的事件，有关评论多集中在反腐提倡廉政或是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等议题上。如果纯粹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出发，这一事件亦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
    首先，造成上述嵩祝寺与智珠寺在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的模糊不清以及文物保护资金的缺乏。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嵩祝、智珠、法渊三寺的宗教活动被停止，以至于电视机厂等单位进驻占用寺庙，并造成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尽管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将寺庙产权给予北京市佛教协会，但产权单位又缺乏资金，没有能力把使用单位从寺庙中迁出，并对文物进行修复，还原其本来用途。最终只能接受企业的捐助与出资来修复嵩祝寺与智珠寺，然而却仍旧不能拥有寺庙的使用权，任由其变为高档私人会所。试想，如果佛教协会一直拥有寺庙的产权，也就不会出现后来保护与利用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实际上，嵩祝寺与智珠寺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在北京市的文物保护中是普遍存在的。拈花寺的情况与嵩祝、智珠二寺如出一辙。1949年，拈花寺被“划拨”给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1953年起转由人民大学印刷厂使用，产权归属人民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落实国家宗教政策，将产权移交给北京市佛教协会。尽管如此，拈花寺却一直由印刷厂“租用”，造成安全隐患严重，甚至发生火灾。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干预下，2013年，拈花寺才开始腾退，使用方获得了由北京市提供的5000万腾退补偿资金。腾退完成后，拈花寺至今尚未开始进行修缮，如何利用仍然悬而未决。可见，作为产权拥有者的北京市佛教协会，在保护古建筑方面，是何等的乏力！（参见《新京报》之《人民大学：拈花寺是划拨而非“占用”》以及《北京晚报》之《明代古建拈花寺偏殿着火》）
    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如何来利用文物古迹的问题。文物古迹是否一定要在经过维修后恢复其本来面目，抑或是用作博物馆，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其实并不一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文物就只能成为“死”的历史陈迹，不能再为今人所用，亦构成一种空间与资源的浪费。如果让文物“活”起来，赋予其新的用途，这种资源的有效利用岂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然而，这样做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维修是否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在保持原有建筑遗存、风格的前提下又能够满足新的要求？其二，赋予历史建筑物以新的功能，是为极少数“领导”或有钱人服务，还是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服务？遗憾的是，嵩祝寺与智珠寺的修缮与利用，并未满足这两个条件。由上文的叙述可知，嵩祝寺在维修过程中，古建筑墙体被砸穿，古漆被剥落，施工方在进行内部装修时亦未能充分考虑如何避免对清代壁画造成破坏，这已经违反了古建筑维修的基本原则。两座古寺被用作高档私人会所，不对普通民众开放，时常有豪车出入于其间，显然只是为社会上极少数人服务的。总而言之，在修缮后将古建筑改作他用，原本无可厚非，但嵩祝寺与智珠寺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在文物保护与利用上，我们应当多借鉴香港等地的理念和经验。即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亚太地区文物古迹保护奖而论，2000年至今，香港共有14处文物古迹因为出色的保护与利用而获奖，但国宝级文物远远多于香港的北京却只有午门城楼与清华大学工字厅两处获奖，可见二者在这方面的差距。在香港，不少文物古迹在维修之后也改变了原先的用途，然而，它们却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保护，而且还能够为社会服务。如位于皇后大道东的旧湾仔邮政局，现被用作环境资源中心向公众展示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与图片，邮政局的旧邮箱以及柜台都被保留下来，但改作他用，一方面保护了文物，另一方面也符合废物利用的原则。位于大屿山的原大澳警署，在得到精心保护和修复（外观以及壁炉等内部装修尽量保留）后，变为大澳文物酒店，对公众开放及营业，并设置导览服务，让其了解酒店的建筑与历史。在维修期间以及酒店运营过程中，还为当地居民创造了一百多个就业机会。上述对文物的利用，在使它们得到保护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生，让旧的文物建筑转变用途，为社会服务，这种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图1：《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嵩祝寺（引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