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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王振被杀，内阁、六部等主要官员大都死于阵中，明朝政局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在政治舆论的推动下、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展开了多样而复杂的互动，而明朝皇位世系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由英宗系之景帝系的转移，对明中期政局形成了巨大影响。本文即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一 “土木之变”后明朝政局的变化与郕王监国 土木之变后，明朝统治能否继续维持下去，或者会成为第二个南宋，都不得而知，在官僚集团中也存在巨大争议。在这种危机局面之下，作为皇室中地位最高的孙太后决议固守北京。“皇太后禁中疑惧，问太监李永昌，对曰：‘是也。陵庙宫阙在此，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此，南迁，大事去矣。且陛下不闻宋靖康乎？因述靖康事。皇太后悟，自是中外始有固志。”[1]由于最初尚不知英宗是死是活，明朝在土木之变发生后的最初两天内，并没有启动另立新君的政治方案。甲子日即土木之变后第三日，“也先奉上宣府城内”，[2]朝廷应在当日晚些获知英宗被俘的消息。信息来源应一方面是宣府奏报，另一方面是英宗亲笔书信的可能送达。[3]于是第二天，孙太后遂命郕王暂总百官，代行处理国家军政事务。“乙丑，皇太后敕郕王祁钰：‘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等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祗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悉启王听令而行，毋致违怠。’”[4]之所以委命郕王，在于他是英宗唯一的亲弟，在英宗北征时，便已经受命居守北京，处理日常政务。“癸巳，命郕王祁钰居守，驸马都尉焦敬辅之。”[5] 郕王为英宗同父异母之弟，小的时候关系很好，故而英宗一直不命郕王出藩。在自己亲征之时，也将政权交由暂时郕王暂时承担。但此时孙太后并未有立郕王为帝的想法，仍对英宗回朝充满期待。孙太后在命郕王暂总百官二日后，便扶立年方三岁的朱见深为太子。“丁卯，司礼监太监金英传：‘奉皇太后圣旨，今立皇帝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该衙门便整理合行事宜，择日具仪以闻。’”[6]此时英宗对于自己能迅速回朝，也抱有很大期望。太子立二日后，英宗被瓦剌挟至大同城下，对出迎的大同官员称：“朕为所误，复何言。尔奏报皇太后，朕在虏中亡恙也。也先欲送还，使来，厚赏之，迟之益深入矣。”[7]大同镇总兵官郭登也谋划着寻机抢回英宗。“至晚，离（大同）城西二十里驻跸。有夜不收杨总旗来与臣说：‘今夜有五个夜不收来，密请爷爷石佛寺去，待他寻不见时，便乘间入城去。’臣备奏知，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时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计。”[8]此后瓦剌便挟英宗出明朝边境，游弋于阴山南疆，英宗迅速回朝的希望随之破灭。英宗也认识到了此点，从而一改让明军开城的作法，命令固守。“上亲说与城上官军：‘这厮每说谎，不肯送我。你每守祖宗的城池，操练军马，不可怠慢。’”[9]即使如此，景泰元年瓦剌挟英宗至大同时，明军仍有趁机夺回英宗的计划。“丙戌，也先伯颜帖木儿奉上皇至大同城下，声言归跸。总兵官定襄伯郭登等朝服于闉，顿首置座。上皇不下马。登伏壮士城上，约驾入，下悬闉。及门，虏觉，拥上皇去。”[10] 在这一新形势下，国政必须有人主持，才能稳定国难背景下的特殊政治局面。太子过于年幼，完全不具备理政可能。孙太后碍于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制与张太皇太后的故事，也无法实行垂帘听政。所剩的唯一选择，便是命郕王主持政务。英宗出边之日，孙太后遂命郕王主持政权。“尚念臣民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之中选其贤而长者，曰见深，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天下。”[11] 从这一诏书可以看出，孙太后在英宗出境之情况下，仍竭力将皇统世系保持于英宗一系，将太子定位为国主。之所以不以其称帝，在于英宗仍为皇帝。可见，在土木之变后之国难背景下，孙太后最终愿望仍是期待英宗回归。可见，在国难特殊时期，孙太后作为明朝当局最高权力拥有者，在政治想法上，有一定的私利因素，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郕王之外，孙太后又以吏、礼二部尚书参与辅政。“甲戌，进吏部尚书王直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胡濙太子太傅。”[12]明代公孤官一般为大臣加衔，并非政治实职，但此时由于皇太子为政治中心，故而公孤官实为拱卫太子之实职，处于辅政角色，地位踰越于官僚群体之上。吏、礼二部尚书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吏部为六部之首，胡濙资历最老，分别代表制度序列与资望序列，塑造皇太子权力核心地位。 二 郕府宫僚主导下的捶杀马顺事件 但政治局势发展已超出孙太后控制。正统时期文官集团在宦官为核心，锦衣卫等为辅助的内廷势力压制下，所产生的压抑、仇恨情绪，在土木之变国难背景下，从而爆发出清洗内廷势力的政治诉求与潮流。 郕王御午门之左，都察院左都御史陈镒率诸臣廷启王振罪。王曰：“待取旨。”百官趋进，伏地不起，曰：“王振罪不容诛，殿下不即正典刑族灭之，臣等今日皆死此廷中。”痛哭呼号，不辨人声。郕府长史仪铭膝行前，锦衣卫指挥同知马顺叱退之。户科给事中王竑起，直前搏顺曰：“是非奸人党”，即众争击之。或脱顺韡，捶眼洒血于廷，立死。朝班大哗，卫士皆泣。王环视屡起，尚书于谦直上揽王衣曰：“止！止！振罪首，不籍无以泄众忿，且群臣心社稷耳。无他。”王曰：“可。”竟入，将阖门百官随之。太监金英传令且退，众欲捽英，英惧，即传令曰：“许籍王振家矣。尚何言？”百官曰：“犹有长随毛贵、王□亦振党，请付外。”王令出二人门隙中，又捶死之。顷之，众执振侄锦衣指挥山至，相戒勿捶，使伏法。王命缚山赴都市磔之。遣左都御史陈镒籍振家，族属无少长皆斩。振宅在京城内外数区，重堂邃阁，拟于辰居，器服绮丽，上方不逮。玉盘二十，俱径尺。珊瑚树高六七尺，金银以库六十有馀。王谕群臣且散，谦徐徐后行，衣尽裂。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朝廷正藉公耳！百王直何能为！”百官请籍马顺、毛贵、王□家，宥之，曳三尸，弃东安门外道上，军民争击之。卫士汲水涤廷众血，仪铭曰：“毋其影，可以鉴。”[13] 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驾御午门左门，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当别有处。”众心郁愤，叫号不已。长史仪公造膝前免冠有言，于是众皆免冠长号叩首。已而有旨，急籍王振等家。然叫号不辨人声，不能皆听闻，惟仪公长号膝行而前，去袍服才咫尺。忽王给事中竑众中起捽马顺至前，曰：“奸臣党在是！”于是驾起门掩，一哄间，足履之下，尸暴血流矣。[14] 正统己巳八月二十三日，郕王御午门左，言官及诸大臣共劾王振误国之罪。有令旨：“朝廷自有处置。”众心郁愤，叫号不已。长史仪某造膝前免冠密言，众皆免冠。郕王见众情怒，命籍没王振等家。[15] 马顺尸体又被暴于长安门前。“顺体肥，暴其尸于长安门外，恨者犹殴之不释。众欲没其产，为中官沮之。可为附权者之戒。”[16]文官集团在捶杀马顺事件后，进一步清洗了王振余党。“令籍没太监郭敬、内官陈玙、内使唐童、钦天监彭德清等家，以皆王振党也。”[17]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文官集团对王振及其势力的极度痛恨，激发了他们的政治义愤，才有这种当廷打死皇帝侍卫长官，超越一般常理、违背朝廷法度的激烈事件。但这一举动在当时既被皇族谅解，又被后世颂赞，可见在国难特殊政治时期，政治正义所激发之舆论情感已超越制度限制，而成为左右政局之主导因素。“王竑突起击死马顺，痛快甚，堪为刘球吐气。愦由义激，即竑亦不自禁，而所为慑憸邪，壮威势者多矣。李梦阳诗：‘王竑犯阙虽愚憨，舍命临危亦丈夫。’诵犹魄动。”[18]进一步说，文官集团由于将国难归咎于内廷反对派，从而不仅掌握了政治舆论，而且清除了反对派势力，从而成为主导“土木之变”后政局之决定性政治势力。 文官集团打击王振系内廷势力，尚对明朝皇位更替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王振系内廷势力为英宗之人，伴随这一集团之覆灭，而郕王成为了这一宫廷变化的受益者。虽然在此突发事件中郕王之惊惧表现，显示出局势已远出其预料之外，可见其最初未有清除英宗内廷势力、掌控政权之计划。其心理简单而率直，并未有此城府与心计。但客观结果既如此，景帝登极后，对于文官集团这一过激行动并未追究，且重用参与之人，便可知其后来亦知这一事件之政治意义。“唐误玄宗者杨国忠，国忠诛并及贵妃，众愤泄矣。我朝误英宗者王振，振死并戮马顺、王长随、毛贵等，事同。然出于诸臣擅杀之罪，不可训。景帝能慨然籍王振家，赦王竑等勿治，迹浑机圆。其视玄宗之徒倚悲伤，姑若不得已听之者，相去悬绝，最转移人心妙诀。”[19] 而不同史料都特别记载了当时担任郕王宫僚的仪铭的特殊举动，以及同样可能担任过郕王宫僚的王竑的作用，都可以作为在捶杀马顺事件中，郕府宫僚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角色。仪铭出身翰林系统，是文官集团中对宦官集团仇恨较深的一个政治群体，他对郕王密语，应该是规劝郕王趁机清洗王振余党，从而收揽人心，为即位做准备。他也因为这一关键性的举动，在景泰时期迅速升迁，成为景帝的心腹重臣。“方廷哗时，仪铭能免冠长号造膝陈，为于谦助，所裨益多。初杨文贞议举铭自侍讲出，讲读郕王府，虑铭致恨，乃以故人杨翥同举。后铭、翥以从龙恩，官并尚书。功名信有命，而其才果有过人者。”[20] 值得注意的是，《万历野获编》载王竑亦为郕府旧人。 至天顺初元，马顺子升，奏父为给事中王竑棰死，降臣为百户，乞怜臣父死于非辜，仍袭父职。上曰：‘顺本世镇抚，今升为世副千户。’盖英宗犹怜顺以为冤。而王竑时已为都御史，以郕邸旧臣，降为浙江参政，又勒为民，子孙俱永不叙用矣。[21] 虽然其它史籍皆未有相关记载，但从王竑仕途经历来看，似不无可能。《弇山堂别集》载王竑为正统己未，即正统四年（1439）进士，《明史·王竑传》亦继承这一记载。[22]但王竑正式为官却在正统十一年（1446）。“辛酉，进士王竑为户科给事中。”[23]长达7年之久。在这一仕途空白期中，王竑所从事者应为“观政”。明初以来，为便于进士熟悉政务，从而在其正式为官之前，命其于王府、中央机构中观察政事。虽然期限一般较为短暂，但正统时期，与王竑一样，观政七年者，亦属普遍现象。比如与王竑同属二甲之章纶，甚至在王竑授官两月后，始正式为官。[24]在捶杀马顺事件中，王竑与仪铭一样，皆表现出十分积极而激烈之态度，揆诸情理，可能王竑亦同为郕府旧人。 景帝即位后，也重用王竑，在北京保卫战中，便倚任甚重，很快便升其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守备直接关系京师安危之居庸关。[25]若王竑果为郕府旧人，那么捶杀马顺事件便进一步彰显出郕王势力争取朝廷舆论，从而拥立郕王之政治涵义与色彩。 在推动朝廷清洗王振余党的过程中，宦官集团、锦衣卫中不属于王振一党的势力也参与了进来。英宗即位之初，当时地位最高、资历最长的，并非王振，而是金英诸人，他们在宣德朝地位已经很高，受到宣宗的重用。 金英者，宣宗朝司礼太监也，亲信用事。宣德七年赐英及范弘免死诏，辞极褒美。[26] 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宣德初，为更名，累迁司礼太监，偕英受免死诏，又偕英及御用太监王瑾同赐印记。正统时，英宗眷弘，尝目之曰蓬莱吉士。[27] 瑾，初名陈芜。宣宗为皇太孙时，朝夕给事。及即位，赐姓名，从征汉王高煦还，参预四方兵事，赏赉累巨万，数赐银记曰“忠肝义胆”，曰“金貂贵客”，曰“忠诚自励”，曰“心迹双清”。又赐以两宫人，官其养子王椿。其受眷者，英、弘莫逮也。[28] 阮安又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29] 但因为以上这些宦官与英宗关系不如王振亲近，因此在正统时期并未得到重用。王振拥有权势后，为巩固自己在宫里的地位，对他们采取打击政策。正统八年，宦官反对派在宫廷之中攻讦王振。“内使张环、顾忠匿名写诽谤语，锦衣卫鞠之，得实，诏磔于市。仍令内官出观，乃知诽谤者讦振恶也。”[30]双方矛盾既已个公开化，王振便借故罪金英诸人。“下清平伯吴英，太监吴亮、范弘、金英、阮让等锦衣狱，俱私牧南海子、夺民刍。”[31]于此同时，颁布“禁私艺南海子”[32]之令，实为打击宦官反对派之口实。“十月壬午朔，敕禁内官内使私结外廷，嘱托营求。”[33]正统十一年，“乙亥，诛内使吴忠及养子勇士钦，以钦唆讼也。”[34]不过王振并未采取彻底根除的方式，从而为正统末年金英一派复起埋下了隐患。“正统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狱囚，筑坛大理寺。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审录，制皆如此。”[35]而兴安亦请求英宗弃宫廷游玩，赴外朝临政。 季聪（林聪）尝授经京邸，多门生学子，因多知内外事。一日谓予曰：“闻禁中近习划龙船，朝下即事射鱼，酣笑为乐，或日【日久】始休。奈何？予因有午朝之请。奏既入，内批即下，刻日受朝。颇闻此事盖太监兴安等极力赞襄。惜乎当时外间诸公所见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语多不记。[36] 土木之变后，金英一派重新上台，传达皇太后诏书、侍奉郕王的，都是金英。而郕王在监国过程中，同样甚得金英、兴安之助。与李永昌一样，金英、兴安亦反对南迁。“正统己巳，车驾蒙尘，敌势甚炽，群情骚然。太监金英集廷臣议其事，众嗫嚅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谓宜南迁，英甚不以为然。适兵部尚书于谦奏欲斩倡南迁之议者，众心遂决。”[37] “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震。郕王使英、安等召廷臣问计。侍读徐珵倡议南迁，安叱之，令扶珵出，大言曰：‘敢言迁者斩！’遂入告太后，劝郕王任于谦治战守。或曰叱珵者，英也。”[38]正是金英等宦官之进谏下，郕王坚定了固守北京之决心。 在清洗王振余党的行动中，金英、兴安等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捶杀马顺之后，文官集团再次向宫内索要王振余党，金英等王振余党推出午门，由文官集团捶杀。这从上引文便可看出。可见，土木之变后，处于王振对立面的宦官群体再次得势，也借这个机会彻底清除王振余党。 宦官集团之外，锦衣卫中对王振势力有所怨言的士兵，也参与了清除王振余党的行为。作为捶杀马顺事件得参与者，叶盛记载王长随、毛贵二人被锦衣卫所杀。“百官稍退，惟上直军卫官候左顺门，哗云：‘尚有王长随、毛长随在。’少顷，校尉捽两人送锦衣卫，甫出左掖，军卫官捶死之久矣。盖驾既行，使人于门内伺外人何为，而惟闻此言，以为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驾出后，门禁颇严，两长随日事鞭笞，最结怨于军卫，而杀两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39]由于是当事人记载当时事，故而具有很强的可信度。《复斋日记》也作如此记载。“诸卫士因大言索王、汪二长随。内缚二人送锦衣卫狱，甫出门，卫士共垂杀之。盖二长随因戒严严垂挞卫士及都人，众皆怨之故也。”[40] 三 国难背景下扶立长君与郕王即位 文官集团经捶杀马顺事件后，对其他内廷势力也形成了巨大威慑，从而有趁机控制朝政、振兴士大夫政治之政治诉求。而孙太后所设立之太子主政体制，不仅有瓦剌挟英宗以屈明朝之政权风险，而且有重演正统时期宦官专权之文官之祸，存在巨大政治隐患。故而虽然当时有在草原之明人归报也先有送英宗南归之心，但文官集团已决定扶立郕王即位。“后朝里差都指挥岳谦等同太监喜宁赉送赏赐，于也先处见爷爷，奏说家里如今要立郕王做皇帝。我再三言说也先诚心要送皇帝回来，你且不要立。朝里不肯信，只要立郕王做皇帝。”[41]通过于此，明朝不仅能更好应对国难局势，文官集团也可因拥立之功而获政治权势。 丙子，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曰：“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疏入，皇太后批答云：“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群臣奉皇太后旨告郕王。王惊曰：“卿等何为有此议？我有何才何德，敢当此请？”退让再三。群臣固请，王厉声曰：“皇太子在，卿等敢乱法邪？”群臣止，不敢言，已而复请曰：“皇太后有命，殿下岂可固违？”兵部尚书于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陛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言益恳切，王始受命。[42] 实录对郕王严辞退让之描写，除套用准皇帝一贯谦让模式外，还有成化史臣突出宪宗正统地位之缘故。 但由此过程亦可看出郕王实为官僚群体，尤其文官集团所扶立。时人彭宪记载郕王接受即位之经过，与实录所载有所不同，似乎文官集团最初劝郕王即位时，孙太后诏尚未下。若果真如此，更可见孙太后内心之彷徨与犹豫。“是日，文武百官具本伏文华门，请郕王即位。王再三辞让。尚书王直、于谦、陈循等咸以宗庙社稷大计为言，力请不退。会太后命亦下，乃许以九月初六日即位。”[43]景泰时期文官势力上升，亦正根源于此。在捶杀马振、拥立景帝过程，于谦皆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44]故其在景泰时期得以专政，既与国难时期军务最重有关，也与其和景帝私谊有关。 此处虽载孙太后允许景帝即位，但简择皇位继承人，本为太后本分，而孙太后却迟迟不立郕王，待官僚集团代表外朝联合上奏，始加扶立，可见其心固在英宗父子，而非旁支。值得注意的是，午门议政时，侍奉郕王者已为金英，可见土木之变后，处于王振对立面之宦官群体再次得势，其倾向郕王，而非英宗，固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孙太后实面临举朝上下拥立郕王之势，已不容其有其它选择。六日后，郕王正式即位，是为景帝。 我圣母皇太后务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令眇躬辅代总国政。皇亲公侯伯及在廷文武群臣，军民耆老，四夷朝使，复以天位久虚，神器无主，人心遑遑，莫之底定，合辞上请，蚤定大计。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理万机，移命眇躬，君临天下。会有自虏中还者，口宣大兄皇帝诏旨：“宗庙之礼，不可久旷。朕弟郕王，年长且贤，其令继统，以奉祭祀。”[45] 该即位诏书实为孙太后与景帝政治利益之糅合。一方面，诏书明确宣布皇统本在英宗一系，应由太子继承，景帝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代任其位，但不得改变皇统世系，死后仍由太子继承帝位。 另一方面，诏书赋予了郕王即位之合法性，即孙太后与英宗共同授命，但前者为表面形式，后者则杜譔附会。英宗既被瓦剌挟至草原，实难与内地通讯。时人李贤便记明朝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一直无英宗消息。“然上皇在虏，音问不通者一载有余矣。有自虏营脱回者，方知无恙。”[46]况且瓦剌之挟制英宗，并非仅为财帛，更为政权。正统十四年十月，国子监生练纲便奏：“虏寇奸计，非特邀留圣驾，索取金帛而已。其实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47]景帝登极之后，瓦剌在草原为英宗举行复位仪式。“也先曰：‘中国别立皇帝，终不使皇帝还也。我当立皇帝为皇帝，帝之大都以南。’则设宴进马拜庆。”[48]“十月初三日，有也先聚会众头目，杀马筵席，复立爷爷做皇帝。庆贺了，进大白马一匹。初五日，领人马起营，送爷爷回京。”[49]可见也先实有挟制英宗，以之为号召与标牓，从而占领汉敌，扶植傀儡政权。其后来率军南下，攻打北京，便系此意之体现。在这一政治考虑下，也先自会对英宗严加防范，后者之无法通讯明朝，当可相见。上引时人彭时《彭文宪公笔记》，便未载郕王接受即位，有英宗口讯之依据。随侍英宗之袁彬所记《北征事迹》明确记载了景帝即位后六日，英宗始写信禅位。 九月十六日，季铎赉赏，并圣母皇太后寄来貂裘、胡帽、衣服等物，到营见上，说初六日郕王已即皇帝位，又说文武百官奉皇子三人中年长者一人为东宫。皇上令臣写书三封，一禅位于郕王，一问安于太后，一致意于东宫，绝也先辟地之心，动景皇天伦之念。上看之，甚喜，当时祝天。[50] 瓦剌这一计划颇类于契丹之扶立石晋、金朝之扶立楚齐，实为内亚民族在缺乏对汉地有效统治手段时的一种间接方式。只是由于明朝另立旁支新君，坚决抗战，使瓦剌诱降明朝，尤其北方诸镇之意图并未实现。由此亦可以看出孙太后虚位以待英宗之为私利而非国计，文官集团扶立景帝之高瞻远瞩。《国史唯疑》认为景帝立时，明朝尚不知英宗生死，虽然错误，但其参考典故，指出明朝立景帝而非太子，遂握有政治主动权，却属通达之论。 郕王立，尚未知上皇之在虏营也，意沦陷矣。立最合机宜，可使丑虏息心，且为将来求讲詟地。令当时只立太子，虏挟驾至，不出迎，得乎？不迎罪同拒父，迎即坠彼术中矣。即郕王不蚤正大位，仅监国，亦终格格。[51] 或疑晋元、宋高非立弟乎？曰：“是不同。元帝、高宗虽以亲王继统，在晋怀愍、宋徽钦国破君辱之后；我朝第惩舆被羁耳，全盛天下晏如也。故胡得以之挟晋，晋得以之挟宋，而也先无所藉以挟我朝，一再犯不应，随气索矣。”追维景泰初诸臣定策之功，真不可诬。[52] 无论景帝即位之前，是否得到英宗传达口信，无可质疑的是，英宗在景帝即位前后，确实表达了对景帝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夺门之变”后，虽然夺门集团多方攻击景帝，但却一直未质疑景帝即位合法性的原因之一。国难背景、官僚集团的拥戴、孙太后的诏书、英宗的口谕，一起构成了景帝即位的合法性依据，使其继承帝位成为大势所趋、自然而然。 但由此而带来的两种皇位世系的内在隐患，在国难背景下一时被掩盖了，而伴随景帝帝位逐渐稳固，由储位人选引发的“易储”事件，引发了景泰朝巨大的政治风波。 结论 “土木之变”后，备受王振压制的文官集团，与同样受到王振压制的原宣德旧阉，甚至部分对王振集团不满的锦衣卫士兵，掀起了声讨王振集团的政治舆论，一起协助郕王完成了清除王振余党的工作。经历这一政治事件，明朝权力主体已发生了极大的转移与变化，文官集团更是借助政治舆论，在朝政事务中占据了有力地位。孙太后虽然立英宗幼子为太子，尽量将皇位世系保持在英中一系，但由于太子过于年幼，无法掌控国难时期特殊政治局面。而孙太后碍于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也无法走向政治前台。郕府旧僚仪铭、王竑积极劝谏郕王顺应政治舆论，消灭王振余党，为获取帝位奠定了政治基础。文官集团、宦官集团都依托郕王，完成了对王振势力的清算，自然也站在郕王一边。于是，经历清洗王振余党事件后，明朝政局已完全由郕王，及追随其的政治势力所控制，皇太后虽然仍有将皇位世系保持在英宗一系的想法，但在举朝上下拥立郕王的声浪中，不得不改命郕王即位。明朝皇位世系也由此最终发生了转移，对明中期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原载《故宫学刊》2015年第2期 [1] （清）谈迁：《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79页。 [2] 《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79页。 [3] （明）袁彬：《北征事迹》，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辑，第87页。 [4] （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510页。 [5] 《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71页。 [6]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丁卯条，第3512页。 [7] 《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81页。 [8] 《北征事迹》，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版，第88页。 [9] 《北征事迹》，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版，第89页。 [10] 《国榷》卷二九《代宗景泰元年》，第1859页。 [11]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巳条，第3518页。 [12] 《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85页。 [13] 《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83－1784页。王□爲王长随。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午条，第3524页。 [14]（明）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一《记杀马顺等事》，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页。 [15] （明）许诰撰，毛佩琦、李让整理《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 [16] （明）李贤：《天顺日录》，载（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四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52页。 [17]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条，第3533页。 [18] （明）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三《景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页。 [19] 《国史唯疑》卷三《景泰》，第70页。 [20] 《国史唯疑》卷三《景泰》，第70页。 [21]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禁卫·马顺范广》，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33－534页。 [22]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五O《兵部尚书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30页。 [23]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O，正统十一年夏四月辛酉条，第2780页。 [24]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二，正统十一年六月壬戌条，第2818页。 [25]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冬十月庚申条，第3633页；卷一八八，景泰元年闰正月乙丑条，第3844页。 [26]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金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769页。 [27] 《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范弘传》，第7771页。 [28] 《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王瑾传》，第7771页。 [29] 《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阮安传》，第7771页。 [30]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448页。 [31] 《国榷》卷二五《英宗正统八年》，第1654页。 [32] 《国榷》卷二五《英宗正统八年》，第1655页。 [33] 《国榷》卷二五《英宗正统八年》，第1655页。 [34] 《国榷》卷二六《英宗正统十一年》，第1710页。 [35] 《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金英传》，第7770页。 [36] （明）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一《奏请午朝》，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页。 [37] 《菽园杂记》卷一，第4页。 [38] 《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金英传》，第7770页。 [39]《水东日记》卷一《记杀马顺等事》，第4－5页。 [40] 《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 [41] （明）杨铭：《正统临戎录》，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96页。 [42]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子条，第3533－3534页。 [43]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载（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七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84页。 [44] “太后命郕王监国，是日台谏廷论土木之变，罪归王振。王方摄朝，仓卒未有处分，锦衣卫指挥马顺素附振意，颇不平，众怒击顺，死于廷，且索振所亲信二内侍，将击之，彼此喧哗，班行杂乱，无复朝仪，文武诸大臣皆惊避，公竖立不动，王亦疑惧，屡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劝止之，且请降旨，令群臣立班，勿擅动，命红盔将军用瓜击二内侍，期亟死，王从之。时在廷上下相顾未已，公恐事出不测，复进言曰：‘请再宣谕群臣，王振罪固当赤族，俟启太后行诛未晚。马顺罪恶应死，勿论。’众稍定退朝，时过午刻矣。公袍袖尽裂，徐步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迎执公手，谓曰：‘今日事起仓卒，赖公以定，虽百王直将焉用之！’公辞谢不敢当。”（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载（明）于谦著，魏得良点校《于谦集》，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74－675页。 [45]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癸未条，第3555页。 [46] 《古穰杂录》，第19页。 [47]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冬十月辛亥条，第3616页。 [48] 《国榷》卷二八《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88页。 [49] 《正统临戎录》，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版，第96页。 [50] 《北征事迹》，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版，第88页。 [51] 《国史唯疑》卷三《景泰》，第69页。 [52] 《国史唯疑》卷三《景泰》，第6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