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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令谢灵运撰《晋书》未成，令裴松之注《三国志》。裴注距离真正的史书还有一步之遥，比较标准的官修前代史到南齐才正式出场，亦即沈约《宋书》。我更愿意把官方编纂定义为官僚制向传统的学术领域扩展：多人分修、一人总裁，使用官僚制的分层运作，倾向于利用官方档案。这样编纂而成的史书，便很难成为“圆而神”的一家之言了。 作为历史编纂的裴注 裴松之《三国志注》由于其开创性的“史注”特质而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中倍受重视的作品。在《上〈三国志注〉表》里，裴松之把他的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类。前两类注文补充陈寿漏载之事、存录一事的不同说法，在裴注中占绝大多数，所以清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这两类又细分为四项。后两类注文对显然的失误加以驳正、对史事或陈寿书加以评论，一般会冠以“臣松之案”或“臣松之以为”，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由于更能凸显裴松之的史学意识，很受学者重视。 前两类“补阙”“备异”的注文，很早就被视为辑佚中古史书的渊薮。今天中古史论文引用裴注，习惯上也要指明是裴注引用的哪一部书，甚至可以只说是某书之语，而把“裴注引”放进注脚。可以说，人们通常不把裴注的这两类注文当作裴注来用。 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一个反映是宋刻本《三国志》的格式。在现存南宋初期刊刻的裴注本《三国志·吴书》里，注文在“某书曰”、“某人曰”、“臣松之案”等语前都留下空格。古人没有标点，也很少分段，宋刻本中的空格是什么意思呢？宋本《史记》或《文选》的合注本，会在原本不同的各家注前以空格相分别，宋本《艺文类聚》中，摘引自各书的片段之间也有空格。空格意味着强调前后文字之间的独立性，便于读者摘取利用。但同一种注，例如《世说新语》刘注、《汉书》颜注、《后汉书》章怀注等，即便一条注文之内引用了不同文献，在宋本里并不会空格。这样看来，在《三国志》裴注同一条注文之内用空格区分各书引文，是把裴注当作类书来看了。 笔者从学生时代起参加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按照统一要求，修订组要先完成“修订长编”，详细列出每处问题的参考史料。去哪里找史料、把哪些列出、用什么顺序排列，都不是随意而为，背后是我们的思考过程甚至观点趋向。由此不由得想到，裴注里罗列大量史料，背后有没有逻辑呢？ 《三国演义》有个著名的故事，在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里，曹操因行刺董卓失败逃亡，途中杀故人吕伯奢一家，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个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正文，而见于裴注。这条裴注引用了三份文献，一是王沈《魏书》，一是西晋郭颁的《世语》，一是东晋孙盛的《杂记》。这个顺序，从书的种类来看，先正史，后杂说，符合一般思路；从书的年代来看，也是由早到晚。除此之外，还可以注意三份文献的内容：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 《魏书》的引文先交代曹操逃亡的背景，与陈寿正文衔接，再引出过故人吕伯奢之事；后两条引文则只描述关于吕伯奢的故事，而且越来越细节，《世语》包括曹操来到伯奢家直至夜杀八人而去的全部经过，《杂记》则专门描述了曹操因听到异响起疑杀人，又发出“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感慨。三份文献在内容上也构成层层递进的关系。 兴平元年曹操征陶谦，《三国志》正文记是由于曹操父曹嵩“避难瑯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在这句话下面裴注先后引用了《世语》和韦曜《吴书》，从部类或时代来说都不符合一般顺序。不过《世语》的引文情节完整，而且和《三国志》正文口径一致，说是由于“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而导致曹嵩“阖门皆死”。《吴书》则说陶谦本是派遣都尉护送曹嵩，但途中这位都尉杀掉曹嵩，劫取财物逃走，曹操由此归咎于陶谦。多看一些裴注，就会发现裴松之排列文献的实质依据不是种类、时代，而是内容的逻辑联系。换句话说，裴注由始至终蕴含着注释者的意志，只是在多数情况下没有特别说明，直接体现在对引文的剪裁排列中了。 顺着这样的思路再读裴注，会发现它注事、注人、注家族，依事实之同异、视角之远近或时间之先后展开叙述，和编纂史书的要求相仿，只是它还在尽量保持所引资料的原有属性。如果抛开这层顾忌，删去重复，加以润饰，不难摇身一变成为一部新的三国史。关于中古时代编纂史书的具体操作方式，没有什么直接资料，不过可以想象，搜集资料以后需要一个排比整理的过程，裴注完成的就是这种工作。裴注本《三国志》，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编纂的阶段性成果。 所以，当陈寅恪先生讨论“合本子注”时，把裴注、《洛阳伽蓝记》自注、《世说》刘注、《水经注》等中古史注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宋人的史书著作放在同一脉络里。这三种书的题目与体例都含有阶段性成果、未定稿的意味，中古几种以注的形式排比资料的作品的确与之有相通之处。而后者中除了《水经注》普遍被视为一种独立著述外，其余几种注，尤其是裴注自身的主体性却常常被人忽略。 逯耀东先生尤为关注裴注中带有“臣松之案”的注文，把它与《史记》的“太史公曰”、孙盛的《魏氏春秋异同杂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勾连起来，指出虽然它们形式不同，但都包含对材料的处理，即搜集 材料、考辨异同真伪，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论断史书得失的史学评论。这类作品的出现显然与历史编纂有密切关系，而且“太史公曰”、孙盛《异同杂语》和《通鉴考异》各自都对应着一部史书：《史记》、《魏氏春秋》、《资治通鉴》。实际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裴注中的“臣松之案”对应着整部裴注本《三国志》，而裴注本《三国志》有一定的“撰著”意味（参见逯耀东《司马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收入《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史传论赞与“太史公曰”》，收入《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 不仅是以“臣松之案”或“臣松之以为”开头的条目能反映出裴注的史学方法和思想，它的所有注文都含有注释者的主体性。裴注中的引文，首先是构成这条注文（而注文又是配合正文）的叙述的一部分，其次才是它所由出的文献的吉光片羽。不过，由于六朝史书到隋唐以后几乎亡佚殆尽，而裴注引书“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也可以理解人们会忘记这一点，一打开裴注之门，目光便全被中古佚史吸去，“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四库提要》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