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访学者论坛 2018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文研院第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雷德里克·布拉哈米（Frédéric Brahami）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西方的疾病’——十九世纪法国社会思想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特邀教授王炳华、邢义田、赖建诚，访问教授刘静贞、陈映芳、罗丰、鲁西奇、贺照田、黄纯艳、刘成国、郭永秉、伊萨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访问学者周颖，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生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玉珍、外交学院外语系讲师于蓓出席并参与讨论。 布拉哈米教授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人们只用人权的话语来思考政治和社会的进步。除了把进步视为个人自由的进步以外，人们不知道另有其它思考进步的方式，甚至对宗教秩序的要求，也是用权利的话语来表达。不如此，它们甚至不能被言说，也没有人听。因而，权利已成为关于解放和斗争的惟一语言。 权利的语言之所以在西方盛行，是因为人权的传统已经很好地确立。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人权曾长期受到严厉批判，不仅被反动的或保守的思想家批判，还遭到左派或进步派的批判。主体的权利曾被进步派思想家们视为解放的障碍，甚至被视为对个体性的伤害。个人权利被认为会破坏社会关联，摧毁一切团结，滋生利己主义——这正是马克思在1843年的《论犹太人的问题》中对1789年人权宣言进行的著名批评。另一些人则以个体自身精神和道德上的完整性的名义来批判个人主义。根据这种理论，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利于个体，相反，它使个体残缺、扭曲甚至病态。  法国人权宣言大铜章 布拉哈米教授介绍了19世纪的两位法国哲人——圣西门及其弟子孔德。他们被视为创立社会学的先驱人物。在布拉哈米教授看来，他们的批评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呈现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的深刻危机。这个危机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同时出现，并自那以后持续加深。这个危机源于一个社会想要将所有社会关系建立在对每一个个体的要求和愿望的绝对尊重之上。 在圣西门看来，法国大革命瓦解了旧的社会体系，但革命并未成功地重组新的社会体系。从大革命中诞生了一个抗拒一切组织的社会。自由派相信，如果每个人追求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社会将自动达成和谐。对圣西门派而言，这种看法十足荒谬。在他们看来，绝对地追求个体权利或个人利益将使一切思想共识、共同行动和协作都不再可能，社会将解体为相互斗争的孤立个体的集合。当人们只追求个人利益时，对抗与冲突就将无止境地激化，社会只能通过强制得到维持，并通过监狱和刑事惩罚来避免解体。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 布拉哈米教授认为，圣西门及其弟子对个体主义的批判是强有力的。不过，他们并未明确说明什么是一个不利己主义的、不分离的、不异化的个体，即社会的要求与个体性的合法渴望在其自身之内达成和谐的个体。在这个问题上，圣西门的弟子孔德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见解。 在1826年的《论精神权力》中，孔德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自由派认为“社会不应当被组织起来”。这是一个不再想要拥有信条的社会的新信条。现代西方社会认同绝对的良心自由。然而，孔德则表明，现代社会所宣称的个体解放颠转到了其反面，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外扭曲的奴役形式。孔德以进步的名义，也就是以个体性本身的需求的名义，进行了“对批判的批判”。孔德的社会学，以及他想要确立的新的人类宗教，目的在于助益个体的完善，明确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之间应保持的平衡。  奥古斯丁·孔德 孔德认为，权利学说把个人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由此遮蔽了关于人的重要事实，即我们与他人相互欠债，尤其是欠了祖先的债。个人主义在道德上的后果是个人的相互分离。表面看来大获全胜的个体实际上成为了最富有的人的猎物。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使一切等级成为不合法的。然而，没有组织就没有社会，而没有等级就没有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穷人不再欠富人任何东西，然而富人也不再欠穷人任何东西。在平等自由的社会里，社会精英不承认对穷人负有任何义务。在新的自由政治秩序中，“最富有者”的专制将取代“最强有力者”的专制。 孔德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变成实业与和平的，与先前的军事社会相比，现代人更加深刻地相互依存。另一方面，个人的要求和企图也在激增，人们相互分离并变得愈发利己主义。  孔德认为，个人就其本身而言是社会造就的，因而个人主义没有表达出个体的真正属性。个体只有通过社会互动，才能发展其个体性。纯粹利己主义的冲动最终会反转过来伤害个体。在孔德看来，人的灵魂由三部分构成：思想，行动，情感。只有当灵魂的三个构成部分相互谐调时，个体才完全是他自身，才完全是个性化的。情感应充当思想和实践行动的中介，并主导后两者。当心灵不是处于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灵魂就失衡了：行动的领域过度发展，利己主义的冲动把思想当成工具；而思想则退化为利益的计算；情感的领域萎缩退化，一切社会情感（如友情、爱情和团结）都将遭到贬低和嘲笑。主体权利的社会在孔德看来只是一个金钱社会，个体成了病态的个体，他内在地遭到了贬损：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只剩下一个，即行动的冲动。同时，他的内在世界是混乱无序的。 孔德将这种内在的扭曲称为“西方的疾病”。 撰稿：弗雷德里克·布拉哈米（Frédéric Brahami） 翻译：倪玉珍 摘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