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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卓恩:韦政通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

http://www.newdu.com 2018-12-07 团结报 newdu 参加讨论

    韦政通,生于1927年12月,江苏镇江人。台湾知名学者,哲学家,出版过30多种哲学、思想、文化类学术专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韦政通在台湾推出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受到海峡两岸哲学界广泛关注。今年8月5日,韦政通先生在台北家中去世,享年92岁。
    在现代中国,主要在学术机构之外独立从事学术思想研究而成就斐然、著作等身的学者不算多,而韦政通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韦政通最早写成未及出版的第一部书是《近三百年思想研究》,随后他的学术著作不断出炉,包括《荀子与古代哲学》《中国哲学辞典》《中国思想史》等等。这些论著之外,韦政通还撰写了不少专题学术论文,其中关于朱熹的论文,深得朱子学研究界的推崇。
    与其他学问家、思想家不同,韦政通非常重视学术和思想的大众化,这方面他的著作有《开创性的先秦思想家》(后更名为《先秦七大哲学家》)《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的智慧》等;他的学术自传《思想的探险》,实际上也可纳入学术大众化的角度观察。他也很重视对社会的观念参与,出版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思想的贫困》《立足台湾,关怀大陆》等书。
    韦政通一直将主要精力用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他关于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毛泽东的专题研究和系统的中国思想史巨制的撰写,不仅新论迭出,而且还开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模式。韦政通的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能获得许多创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合理方法的采用,注重方法、自觉地探索方法。
    致力超越传统考据和义理方法
    韦政通研究、撰述中国思想通史,事先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自汉至清,两千余年,中国士人从事学问的方法,大致可概括在“考据”和“义理”两个方法里面,这两个方法即使在西学输入之后,也有变相的存在:对应着考据旧法的,有“考据新法”;对应着义理旧法的,有“义理新法”。代表“考据新法”的,主要是胡适、顾颉刚等人提倡的科学方法,新之所以为新,是他们在治学上,运用了前人不曾运用的西洋逻辑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学到近代西方人的大胆的怀疑精神。代表“义理新法”的,是冯友兰等人开创的以西洋的逻辑、知识论、形上学的一些知识、技巧去研究中国思想的风气,他们之新,是他们从传统那种讲义理的简陋结构中挣脱出来,在文字表达上,有新的语法和结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借用西方许多新的名词,和概念的分析技巧,不论是内容和形式,都令人一醒耳目。
    韦政通认为,尽管就学术现代化而言,“考据新法”比“考据旧法”,“义理新法”比“义理旧法”要进步许多;然而,仅仅停顿在“考据新法”和“义理新法”上并不能满足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需要,因为这一点进步,不足以克服“考据旧法”和“义理旧法”或陷于孤立研究,或囿于主观爱好,或墨守成规,或牵强附会,或脱离时代脉动,或缺乏理智批评的缺陷。因此,学术现代化需要治学方法的革新。而革新方法的前提,除了逻辑技术的训练,还需要加强基本社会科学的学习。“逻辑技术的训练有助于我们的头脑现代化;基本社会科学的学习,可以使我们的知识现代化。头脑的现代化,加上知识的现代化,等于思想的现代化。我的革新方法,主要就是要把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与思想现代化的工作相结合。”这一结合,在消极方面,可以使上述新旧考据、义理方法的那些缺陷得到相当程度的弥补,在积极方面可以真正达到对古文化重新估价的目的,真正致力于解答中国古文化中究竟还有多少智慧贡献给未来的人类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具备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不仅可能发现中国哲学内涵的限制,同时也有助于发现原有哲学的新的意义。
    追求在设想参与(体验)中把握思想脉络的方法
    思想史研究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韦政通说,“研究思想史的心情,应该和游览博物馆不同,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古董,可使你神游上古,对古人巧夺天工的技艺赞叹不已,但限于实物,却不容易激起我们的共感和共鸣;思想的表达就不同,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所处理过的问题和遭遇过的难题,依然是我们正面临的问题和难题。”这就意味着,在心灵世界里,古人与今人是处于同时代的。
    不仅如此,韦政通还看到,即使同样是思想史,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国与西方又各有特色。“西方哲学纯知性的活动成分很高,哲学家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中国哲学家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国思想传统里,“一个思想性的人物,支持他生活的一个最强烈的因素,不是思想本身的探索,而是历史文化的使命和社会风教的责任。如能得君行道,那才是儒者最高愿望的实现,著书立说只不过是人生余事。对这样一个思想传统,史家如只注意其思想本身的活动,很难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意义。”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深入到具体历史场景之中,从精神体验中努力去把握思想家的真正关怀和思想路向。正是鉴于中国思想家的思想,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思想结构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所以他认同徐复观“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地显现出来,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史的任务”的说法。
    五四以后的新考据、新义理派,事实上都没有注意到中国思想史的特殊性。胡、冯二氏的中国哲学史,最严重的一个缺点,就是缺乏这种体验。胡、冯二氏解释之不当,不是说他们不该借用西方哲学,而是他们对中国哲学本身大部分缺乏相应的心态和相应的精神,因此对究竟该引用哪些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哲学相当的部分,就无法做适当的选择,结果只成了用外在的论点做外在的解释,就不免为罗根泽所讥讽的所谓“中货西装的把戏”了。韦政通认为,既能具备传统思想家那样的体验,又能具备西方式的系统化的能力,然后去“显发古人思想中所潜在之逻辑性,使其具备与内容相适应之理论结构”,乃今后治中国思想史者努力的一大目标。
    具体研究和书写特色
    韦政通本人的思想史研究,充分贯彻了他的方法意识。他的思想史撰述不满足于人文学科的视野,而是积极采用社会科学的已有成就作为考察人文课题的新工具。例如,他借用人格心理学的观念,探讨了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的人格,又用社会学的次级团体理论来诠释墨者团体与兼爱思想的关系,使读者对这些古老而重要的问题,有了耳目一新的了解。他研究朱熹,也借鉴了现代方兴未艾的境域伦理学的思考方式。他研究毛泽东,借鉴的是心理学、心灵史的方法,挖掘出他人未曾接触到的层面,形成自己的特色。这都是他采用社会科学新成就以超越传统考据和义理方法的尝试,他称之为“科际整合”的方法。“科际整合”的观念,1960年代殷海光已经提出来,但当时没有办法实际做。1970年代大批留学博士回来,办起《中国论坛》,才真正做起来。《中国论坛》每期都要将当时各个学科最有成就、最有抱负的学者邀集到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讨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结果发现彼此都可以借鉴其他学科不少东西。韦政通从1982年担任《中国论坛》召集人,直到1990年半月刊停办,支持时间最长,感受也最直接。他后来写作系统的思想史和思想史专题著作,都大量摄取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精神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这样的“科际整合”将思想史研究的心灵打开,不再封闭。
    设想参与或体验的方法,在韦政通的研究中也十分突出。接受现代学术训练的学人写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多半是抽象的,主要讲观念,而不讲修养的过程、修养的体验,忽略了哲学家、思想家人格的方面。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则比较贴近中国哲学原来的那个生命精神,它除了适应现代人阅读习惯,满足系统性、逻辑性的要求,还特别注意把中国传统的那种人格修养的方面,用现在哲学的语言再现出来,努力使体验和理解合一。后来他与傅伟勋合作主编大型的“世界哲学家丛书”,第一本《孔子》他亲自撰述,也是用这种方法去写,一方面非常注意系统,现代人阅读的习惯完全能满足,同时把孔子的精神世界也清楚地表达出来,入情入理,自成一格。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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