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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珊 作者简介：李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本文注释从略。 引言 清末民国时期外国人在华开办新闻事业，是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过去未有、此后也未再出现的历史文化现象。民国时期，著名新闻记者赵敏恒便指出：“中国因为有与外人订约的商埠和租界，所以外人在国内所办的报纸能够自由登载政治和军事的消息，而且对于时事也可比较的自由评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近代外国在华创办的英文报刊的研究与利用日益增多，取径各有不同。大体而言，既有研究多注重考察近代在华英文报刊的新闻报道，而对于中国人在其中发表的文章则较少关注。 1924年至1941年间，一位署名“F.D.Z.”的中国人曾在《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的“读者来信”栏目发表文章113篇。就笔者目力所及，他可能是在《北华捷报》上发文最多的中国人。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在国民革命时期，F.D.Z.围绕中国革命及华洋关系等议题与该报的外侨读者频繁互动、争辩，鲜活地呈现了中国民族主义意识高涨之际中外人士之间观念的对峙与碰撞。以往学术界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多着眼于列强对华政策或交涉个案，对于寓居中国的外侨对国民革命的认知，以及国人与外侨在这一时期彼此的观感及其变化则较少涉及。本文试图以F.D.Z.在国民革命时期发表在《北华捷报》上的文章及其反响为中心，考察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时代主旋律之下中外人士的言说与心态，以期为我们理解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提供一个特别的视角。 F.D.Z.的真实姓名是邵芾棠，F.D.Z.是其姓名音译——Fi-Daung Zau的首字母。他出生于1897年，宁波人，曾求学于宁波府中学堂（今宁波中学）、上海民立中学，1918年毕业于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英语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园语言，“一进学校，犹如到了外国”。该校以传播“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为宗旨，训练学生熟练掌握英语、吸纳英美国家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这些成为其毕业生进入上海金融和实业领域、跻身社会中上层的“通行证”。从邵芾棠的学籍档案看，他在圣约翰大学修读了英语文学、修辞等课程，英语文学课成绩连续三年为A。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上海五洲大药房（The International Dispensary)老板项松茂的英文秘书。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项松茂因组织抗日义勇军、抵制日货被日军杀害。邵芾棠此后继续在该厂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五洲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7月4日举行职工筹委会成立大会，邵任大会主席。 除《北华捷报》外，邵芾棠还曾在《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发表文章64篇。1930年，邵芾棠将其在上海英文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问题一瞥: 一位中国投稿人写给上海外国报纸的系列信件》(Glimpses into the Problems of China:a Series of Letters by a Chinese Contributor to the Foreign Press of Shanghai)，由上海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Ltd.)出版。邵芾棠发表的文章内容丰富，涵盖中外关系、中国内政、社会世情、上海公共租界治理、宗教信仰等各方面。 需要指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北华捷报》的读者并不知道F.D.Z.是谁。1924年他首次在该报发文时，一位署名“赞赏的外国人”（Appreciative Foreigner）的读者因其行文流畅怀疑他是假借中国人之名的外国人。此后，又有很多读者误认为他是《公论日报》的主编Francis Zia（谢福生）。事实上，直到1930年12月9日，在撰文批评蒋介石之后，邵芾棠才公开署名“F.D.Z.for Zau Fi-Daung，福州路五洲大药房”，并自称这么做是“因有人认为不应匿名批评蒋主席如此重要的人物”，也为 “避免某些政党误以为我是某个秘密社团的成员，或是共党分子”。关于F.D.Z.是谢福生的猜测说明，《北华捷报》的读者倾向于将其预设为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知识精英，隐匿身份为国家利益辩护。于是，在F.D.Z.身份的真相与设想之间产生了有趣的张力：一方面，邵芾棠将自己定位于“普通的中国人”，不属于某个阶层或政党；另一方面，外侨读者则将其视为具有公众影响力的中国人，因而对其言论认真应对、不敢怠慢。正因如此，邵芾棠与外侨才得以在《北华捷报》中不加矫饰地表达各自的观点，展开实质性的对话，而这类个体之间的中西人士的直接交流互动，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似乎并不多见。 一、 《北华捷报》与转变中的中英关系 在近代中国由外人创办的报业中，《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及其周刊《北华捷报》是资格最老且影响最大的一种。据统计，《字林西报》的发行量是其他在远东出版的英文报纸发行量的两倍。订阅记录显示，该报的订阅者中，英国读者占39%，中国读者占26%，美国读者占25%，其他国家仅占10%。根据1930年、1931年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居民调查可见，46%的英国人和56%的美国人都是该报订户。1931年2月该报每日平均销售量达7817份（免费赠阅或凭优惠券购买者除外）。这一销量相当可观，因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中央日报》以现金订阅的销量亦不过1万份。《北华捷报》的每周平均发行量为2000份。绝大多数在华外国人和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都是《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的读者。 至晚于1861年，《北华捷报》就开始登载读者来信，大致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固定栏目，一般排在该报的最后几张，占一至两个版面。该栏目的文章一般转自《字林西报》，作者往往不用真实姓名。《北华捷报》对《字林西报》刊登的读者来信予以转载，一方面反映了字林报馆编辑对其言论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文章引起了其他读者的讨论。《北华捷报》“读者来信”栏目往往将与某一争议话题相关的读者来信编排在一个版面中。邵芾棠在《北华捷报》发表的文章即属此类。他往往会对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作出回应，因而有时该栏目会同时出现2篇甚至3篇其他的文章，其言论受关注的程度可见一斑。 从1925年以“反帝废约”为口号的五卅运动，到1926年高举“打倒列强除军阀”旗帜的北伐战争，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西方列强对峙与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而上海则是这一系列矛盾的焦点之一。五卅运动之后，上海民众的反帝爱国意识高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综合各方要求提出17项交涉条件，明确提出“租界期满收回”“取消领事裁判权”等要求。同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矛头指向最早侵略中国、在华利益最大的英国，“几乎所有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关税主权、治外法权、海关及盐业管理权、上海的公共租界和会审公廨，实质上都是中英之间的问题”。而上海的公共租界，又是在华英侨最为集中的地方。据统计，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中英侨人数为 5879名，仅次于日侨居第二位。 尽管五卅运动与继之而起的省港大罢工使英国政府看到，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日益激烈，但其时主要关注欧洲事务的张伯伦政府并未及时调整对华政策。北伐初期，英国政府并未充分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驱动力，打算“静观其变”。北伐军势如破竹打到长江流域之后，英国开始调整其政策。1926年12月1日，英内阁通过《英国对华政策备忘录》，承认“北京政府威权低减，殆及于无”，“广州有一强健国民政府”。同时，英国政府开始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出兵上海，另一方面利用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倾向，笼络国民党内部的温和派。在意识到国民革命势头不可逆转之后，英国外交部仍冀望维护其在上海的利益与既有地位，甚至不惜以对不平等条约作出调整作为交换。 在华英商和侨民与母国政府的转变步调则不尽一致，他们并不情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中许多人未能认清中国政治的根本性转变，并对伦敦的怀柔政策多有诟病。时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的台克满（Eric Teichman）的观察很有代表性：“英国在中国不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那些老派的顽固的‘中国通’，他们通常是记者或律师，其利益根植于治外法权保护之下的政权，心怀一种反华的条约口岸情结，对所有新兴的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抱以酸溜溜的、刻薄的态度。” 台克满所批评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上海公共租界英侨社群中的主流意见。1927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亚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被派至中国，他注意到，中国人倾向于将上海英报上不断鼓噪的干涉革命的舆论等同于英国对华政策，这使他们对英国的敌对情绪随之加剧。他批评上海英侨“自1901年起就生活在舒适而密不透风的玻璃箱中”，对中国的变化一无所知，延续着欧战前的帝国思维；“他们煞费苦心地将中国当前的革命理解为新一轮的义和团叛乱，理当武力镇压之；他们将‘排外主义’看作中国的原罪，需要定期遭受苦痛以救赎之……像大多数驻外商业群体那样，他们期待着祖国为他们发动战争，而不是顺应不可逆转的时势调整自己”。他将公共租界英侨们的这些心态概括为“上海心理”(Shanghai Mind)，这一观点见报后曾在当时的上海各大英报上引发众多讨论。 作为上海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国民革命时期《北华捷报》中的诸多舆论正是这种“上海心理”的反映。由于具有英国驻华领事馆及最高法庭的公报发布权，《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往往被认为是为英国政府说话的，是工部局的喉舌。而事实上，《字林西报》对于租界当局的政策亦时有批评，它更多反映的是上海英侨的想法而不是英国官方或租界市政当局的意志。这与在1910年至1930年任职该报主笔的葛林（Owen Mortimer Green）将该报定位为“敢于向被北京的外交家和政客催眠的世界不加矫饰地展示真实的中国”有关。国民革命时期，字林报社主张对国民革命军采取强硬态度的言论与英国政府的调和政策形成强烈反差，以致1927年英国派往上海的守备军参谋长戈特子爵(Viscount Gort)提醒政府注意该报引起的反英情绪。而时人也观察到，《字林西报》的言论常常和中国人的观念相反，从中可以看出英国绅士们的意向。 二、 从释疑“排外”之说到发起文明标准之辩 身居华洋杂处的公共租界，通过阅读上海的英文报纸，邵芾棠可以直接了解外侨们对于国民革命的观感，而中国人的身份自觉更促使其希望在《北华捷报》这个上海英侨主导的舆论空间占据一席之地。正如他在1925年3月28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的麻烦与希望》(Chinas Troubles and Hopes)的文章所写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朋友们迄今写了那么多文章，而作为中国人自己却保持沉默岂非罪过？在外国租界受着外国保护的我们，难道应该忘记我们的身份，对这些战争、纷扰漠不关心吗”？ 邵芾棠在《北华捷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24年10月25日对外国读者批评中国“排外主义”(Anti-Foreignism)盛行的回应。一位自称“亲华者”(Pro-Chinese)的外国读者声称，他来华40余年历经中外关系的不同阶段，而当前排外主义情绪是最为严重和普遍的。他认为，这与英美退还庚子赔款、赈济中国灾害的善举是不相称的，而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就像小孩，尚未长大、文明未开。他们了解武力并且在其面前卑躬屈膝，但外国人友善慷慨的对待则被视为软弱的表现”。 “亲华者”的议论与当时的国民外交运动不无关联。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署，苏联宣称放弃在华条约特权，使鸦片战争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发生松动。受此鼓舞，北京国民对英外交会议要求取消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为牢记1901年9月7日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的耻辱，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提议将每年9月3日至7日定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周”。 与“亲华者”的观点正好相反，邵芾棠认为中国的现状是“媚外主义”(Foreignism)盛行，即“崇拜所有洋人，盲目听信他们的言辞”，而“反媚外主义”（Anti-Foreignism）是对这种倾向的否定，是“旨在自力更生、摆脱外国影响的努力”。他指出：“‘反媚外主义’并不含有威胁外国人在华利益的成分。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同胞中完全丧失自尊、事事为外国人马首是瞻的人。”邵芾棠巧妙地将“Anti-Foreignism”一词一分为二，其含义便由“排外”而变为“反对—媚外”，所指亦由对外转向对内。 至于“亲华者”对中国人非但不感恩外国人的帮助，反报以“排外主义”的指责，邵芾棠则认为这是因为外国人居高临下的对华态度。他写道：“希望从现在开始，外国朋友们不再将中国视为‘半文明’的国家，或者在中国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他承认外国人在中国做了不少善事，但问题在于，“这些善事是如何做的，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对贫穷困窘的中国人施以善举”时，是否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在他看来，国与国之间的善意是不以回报为目的的，“爱，也只有在爱面前，人心才会被折服。只要有爱，无论多小的善举都是博大的、无限的；没有爱，所有善良慷慨的做法都会被理解为傲慢而做作的。爱只存在于平等的关系中”。针对“亲华者”认为中国人好比只服从于强势管教的孩童，邵芾棠颇有意味地指出：“就像镜子照出你自己的脸一样，孩子们对你的态度也实实在在是你的内心。”言下之意，中国人向西方流露的不满与反感是因为看穿了西方人伪善的面目。 对于邵芾棠的批评，“亲华者”予以回应，他一面表示理解邵氏为自己的同胞所作的辩护，一面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指摘中国落后、腐败、内讧，最后声明：“对于中国人的意愿我是最为同情的，并且一直都准备尽己所能帮助他们；但是坦白地说，我现在极为失望，而我的朋友的态度加剧了这种情绪，因为他对自己国家现今的地位感到满意。”他口口声声同情中国，又丝毫没有反思列强侵略与压迫对中国带来的影响，让人不禁对他自称“亲华”这一点产生怀疑。邵芾棠则没有回应“亲华者”提出的尖锐问题，而是坚称“即便中国贫弱不堪、弊病丛生，在古老中国的心中仍然保留着珍贵的自尊”。 如果说，初登《北华捷报》的邵芾棠面对外侨读者对中国的质疑时，还有避其锋芒的考量，那么在此之后，他则显得少了几分顾忌，甚至敢于直接向外侨的言论发起挑战。面对这种“打上门来”的对手，《北华捷报》的外侨读者亦予以直接的回击。1927年5月，邵芾棠因不满有读者贬低中国文明，在《北华捷报》撰文抛出文明标准问题，招来诸多批评之声，使5月21日这天的《北华捷报》“读者来信”栏目几乎成为“驳F.D.Z.”专版。 这篇引发争议的文章题为《中国文明的真相》，是对读者“保罗”（Paul）的回应。不久前，“保罗”曾撰文批评“中国历史远胜于欧洲”的观念，断言中国“刚刚从未开化状态中走出来”。邵芾棠归纳了“保罗”的主要观点：“中国历史是连续不断的混乱与自私；中国既无法律也无秩序；她的原始的宗教就是未开化的祖先崇拜；她的科学、文学和艺术在西方的辉煌文明之前不值一提。”接着，他对此提出一个核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明？发达的文明就一定是好事吗？文明应该表现在哪个方面呢”？他自问自答道：“不，对某些思想家来说，譬如卢梭，最原始的才是理想状态，所谓的文明不过是罪恶和堕落……对我来说，真正的文明只能是人类对真实的追求。”他还认为：“西方的现代文明最大的遗憾就是只试图控制自然、追求享乐的生活，而忘记了人的精神追求的实现。” 邵芾棠批评西方文明的言论招来不小的争议，首先是其批评对象“保罗”撰文反击。“保罗”认为邵氏完全忽略了现代西方的宗教与哲学成就，在西方“成千上万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正献身于宗教和哲学领域的研究”。署名“H.A.T.”的读者虽承认中国文化曾达到较高水平，但认为“这是一种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的文化，它不能和从前希腊、罗马那样的伟大文明相提并论。中国的文明是一个纯粹内在的发展，它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署名“火星”（Mars）的读者则将中国4000年的历史概括为“无政府、无法律、无司法、无正义感、无教育”，并深信西方是中国的老师，而租界就是中国人学习的样本：“在这片土地上一些零星的地方，西方让本国人和外国人有了还算过得去的生活；中国记者所出示的执照完全是西方教的；司法和自由来自西方；西方在帮助中国进化”。另一位署名“英国人”(Briton)的读者则认为曾经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已经落伍了，因为“一个文明的政府应该保护其公民的财产和生命。在今天的中国除了租界和租借地，还有哪里提供这样的保护呢”？ 邵芾棠撰文反驳了上述观点。他首先批判H.A.T.所谓中国文明没有影响世界的说法，写道：“我的观点是，中国文明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因为现在它将中国的四万万人团结在一起，而且它持续影响着东亚地区的所有民族。”他再次将东西文化的差异阐释为“西方耽于外在享受，东方自足于内在平和”。基于此，他又向“火星”发问：“难道一颗真诚的心和单纯的爱不比一个所谓优雅的社会中的所有做作的品味、精致的礼仪可贵得多吗？”他追问西方文明又有何种成就，并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史无前例且惨绝人寰的欧战刚刚过去不到10年时间。 从上述邵芾棠与外国读者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双方的思想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一方面，邵芾棠两次向外国读者的言论发起挑战，其动机都是出于维护民族尊严的考虑。他反对“亲华者”将中国视为“半文明”国家，反复强调中国并不低人一等，即便确实受助于外国人，中国仍然应当被列强平等待之。他反击“保罗”对中国文明的蔑视和贬抑，直接抛出“什么是文明”的质问，力证中国文明的优长。与之相应，他对国人盲目崇洋媚外的现象嗤之以鼻，认为许多留学生只是对现代文明的实质浅尝辄止，却在回国后被奉为社会的偶像，实际上他带回的只是西方的“奢靡之风、恶劣之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张君劢、梁启超等人的介绍下，欧洲反思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思潮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知识界反省现代性思想的一个集中表现，便是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分别评判东西文化的观念盛行。这种二分法在1922年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更是风行一时。前述邵芾棠试图从评判标准入手判定中西文明优劣的思路，与这种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思潮如出一辙。而他的这种中西文明二元论也体现在其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批评上。1924年北京政变后，有西方读者在《北华捷报》发文称颂“基督将军”是“自革命以来其国家的最大希望”。邵芾棠对这种宣扬基督教是中国“救命稻草”的论调颇为不满，他撰文表示，“早在基督出生之前，我们中国就有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圣人一样的圣贤”，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将基督教视为中国救世良方的主张，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化优越感。 另一方面，“亲华者”“保罗”“H.A.T.”“火星”等人的言论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寓华西人对中国的看法仍然趋于负面。以“排外”之说为例，清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便认为中国人由于“外人多媚己者，于是信己优，而遂养成自尊卑人之习惯”，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败于英法联军，“于朝野人之心中，则依然存轻侮外人之念也”。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排外主义”的中国形象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1900年底，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在一次演讲中向美国公众指出，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是，他们成了“依据条约享有好处和权利”的特权阶层。20世纪20年代，西人仍将中国民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合理主张视为“排外”，实质上是对中国正当的民族主义诉求的歪曲。而“亲华者”将中国人比作孩童的观念在国民革命时期亦很常见。《字林西报》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在其著作《中国之乱源》(What's Wrong with China)中亦将中国视为需要列强加以“管教”的“小孩”。这种论调代表了国民革命兴起之际部分主张列强对华强硬的西方人的看法。“保罗”等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也显然未跳出18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停滞、落后、封闭的印象。 可以说，邵芾棠投书《北华捷报》的初衷是希望打破外侨对中国的偏见，维护民族尊严，其言论折射出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底蕴。作为其论敌，外侨们则流露出不甚友好的对华态度，他们的思想底色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 三、 中国有权“自杀”吗？——关于国民革命正当性之论 北伐战争开始后，《北华捷报》“读者来信”栏目中邵芾棠与外侨读者之间的论争变得更为频繁。1926年9月4日，《北华捷报》刊登了邵芾棠对一位自称“说汉语的美国人”(Chinese-Speaking American)的读者的批评。后者将中国人称作“骗子”，认为中国的内战完全无法和西方国家高贵的战争相提并论，因为他们是出于私利而不是为伟大的原则而战。邵芾棠直言，“说汉语的美国人”的这种判断出自其肤浅的种族优越感，并进一步指出，导致中国战乱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历史、传统和民意等种种因素，而当今的民意便是“呼唤一个统一的中国”。邵芾棠写道：“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使他们对一切无所畏惧，正是这样的人成为了士兵和匪徒。他们并不自私，因为自私的人不会像这样冒生命危险。受到压制的精神寻求解放之途，这便是伟大的原则，中国目前的战争便导源于此。” H.A.T.撰文主张，战争是人类竞争的必然结果，中国的问题便是不知竞争，“她不知竞争的手段和必要，满足于自己的自闭。结果便是今日之中国是如此的软弱、落后，以至于她为了应付和列强在国力和国势的竞争而作出的所有绝望的努力都麻烦不断”。在他看来，1926年来中国军阀混战毫无建树，而那些士兵和“土匪”只是军阀们花钱雇来的。邵芾棠不能接受H.A.T.所谓战争是人类生物性需求的说法。他回应道：“合作和友爱使人高尚，战争和竞争让人沦为禽兽。”他强调自己不是在为军阀混战辩护，而是认为中国因为战争不断应该被同情，而不是被外国人嘲笑。 北伐军兴后，不但列强没有认清其与以往的军阀战争性质不同，即便是国人中也有不少人将其视为军阀混战、南北之争，时人记述中多以“南军”“粤军”指代国民革命军。与他们不同，邵芾棠则向西方读者明确指出，中国人是为自由和独立而战，这样的意识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更为重要的是，邵芾棠有意识地通过投书西报将这种认识传播出去。 1926年8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先后取得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吴佩孚部溃退武昌，9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七军抵达武昌城外。一向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国见此情形，不但拒绝北伐军将英国军舰驶离交战区的要求，还强行用英舰“斯克拉”号护送英国商船从岳阳至长沙，该舰还在武汉水域与北伐军发生交火。在华英人中也出现要求政府联合美日共同干涉，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舆论。更为重要的是，北伐初期国民党人即确立先夺取吴佩孚势力范围下的两湖的策略，并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9月初，北伐军在两湖战场的胜局大致底定之后，决定挥师东向，孙传芳亦组织大军入赣准备应战。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2—993页。其时，上海的气氛也颇为紧张，当局于9月1日宣布戒严。这种紧张局势无疑也对上海的外侨社群产生影响。不难察觉到，“说汉语的美国人”和H.A.T.的言论都指向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进程，将其与以往的军阀混战相联，恐怕也是为了给列强出兵干涉提供合理的解释。 1927年11月19日，《北华捷报》刊载了一封署名Cheng Chi-Woo的读者来信，其以《国家的自杀》为题，写道：“个人有权自杀，国家亦有。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变成什么样，与西方列强何干？如果这些洋人们厌恶中国持续的混乱，何不打包起行李，回到老家去过舒服的日子呢，既然你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你们便无权抱怨我们这些主人。”其时，南京政府讨伐唐生智获胜，因派系斗争下野的蒋介石自日本归来，国民革命军重启北伐进程之呼声再起。Cheng Chi-Woo的“国家自杀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强烈的维护中国主体性的意愿。 邵芾棠则撰写同名文章与之呼应。他认为，“国家的自杀”必然有其原因，就像“当一个人决意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一定是为了更高的目的”。他不认同有的西方读者所说的，“中国无权自毁，因为她对世界负有责任”。他十分反感地说道：“我们是自由的，对世界没有任何亏欠。当白人驱赶澳大利亚和美洲的有色人种时，却要求中国门户开放、自由贸易，这是何等虚伪？”此外，他认为列强大搞军备竞争，才是自杀行径。 Cheng Chi-Woo与邵芾棠的“国家自杀论”引起在华西人的关注。一位署名“旅人”(Wayfarer)的读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一个抽鸦片之人的死毁掉一个家；一个不够格的国家则是国际上的瘟疫”。该评论见报后，邵芾棠撰文指出这种想法就像边沁所主张的 “最大幸福原则”一样不切实际，因为“将最大程度的善给予最大多数的人的公式是有违自然的”。在他看来，“中国处于危险境地。如果可能，世界应当同情她，帮助她。为了她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世界的利益而拯救她……中国希望朋友帮助她，但是憎恶那些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向中国施以援手的人”。他强调中国需要的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真诚帮助，而不是列强的干涉。他警告说：“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干涉，一旦施行，终将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 “旅人”再次回击道：“中国人长久以来的骄傲和自私，而这便是书中常说的，虚伪而矫饰的行为准则——‘要面子’”，并向邵氏发问：“吸鸦片者容许自己被毁掉，仅仅因为你所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意志，他的毒瘾就是正当的吗？” 从邵芾棠对“说汉语的美国人”的回应，到其与H.A.T.有关北伐战争性质的论辩，再到Cheng Chi-Woo、邵芾棠与“旅人”的争论，其背后都反映出中西读者对北伐战争的不同看法。部分敌视国民革命的外侨将北伐战争等同于以往中国的军阀混战，而邵芾棠则极力向他们表明国民革命是中国人民追求自由与统一的民族主义意志的体现。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要求列强出兵干涉的论调在西方人尤其是在华英侨中时有出现，而在邵芾棠看来，以“旅人”为代表的西方读者将国民革命说成是中国的“自杀”，甚至将中国革命说成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实质上正是为列强干涉寻求借口。 四、 究竟是对谁的不公：废约之辩 国民革命时期，邵芾棠在《北华捷报》上与西方读者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五卅运动以后，北洋政府借助民力展开修约外交，向北京公使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1926年1月，根据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关于列强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决议案》，各国派员来华召开法权调查会议。同年 4月，北京政府外交部依据“情势变迁”及修约条款照会比利时，拟在10月27日《中比条约》10年修约期满之际实行修约，在比方多次借故拖延之后，北京政府于11月宣布单方面终止条约。中比修约，中国政府片面宣布条约期满失效，开中国修约之先例。由于修约将直接影响列强在华特权及切身利益，在华外侨对此颇为关注。 1926年11月，邵芾棠以《不平等之地位》（The Unequal Status）向外国读者说明中国要求废约的原因与必要性。他表明，反对不平等条约意识本身便是西力东渐的产物，“我们从外国人自己那里学到自由是人的神圣权利，不自由毋宁死”。他反驳法籍人士达商(dAuxion de Ruffe)所谓中国人反对不平等条约是排外主义表现的观点，指明中国人这样做是在争取自由这项基本人权。他还指出外侨以中国秩序混乱为由反对废约是本末倒置。 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维持不平等地位的惟一值得考虑的理由是，中国处于混乱状态，一旦去除不平等地位，外人利益将受到威胁。但是，不合理的不正是不平等地位吗？公正与利益，孰更重要？不平等地位应该被取消，但外人仍然有权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这篇文章见报后立即招来一系列的反驳之声。读者“A.”以中国跻身国联为由否认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平等，并坚持不平等条约和租界的存在只是出于在动乱的中国保护外国人安全及利益的需要。他问道：“为什么我们的中国友人们不尽力去公正公开地解决这些问题呢，而是宣传鼓噪不平等地位及所谓不平等条约，煽动敌对怀疑的空气，使得真正的问题更加难解呢？” 对此，邵芾棠则指出：“不平等地位是这样一个糟糕的活生生的现实，不仅仅是外国人学会了利用它，即使是对其他事漠不关心的中国人，也开始感受到它。”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平等地位并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生活中的见闻与经历，“每一个傲慢的词语，每一个侮辱性的动作，每一个外国人高高在上的神情都在向世界表明，他们在这儿占据着远非平等的地位”。他描摹一个农夫第一次踏足上海的感受：“在他们简单的心灵中，‘治外法权’也许仅仅是一个听不懂的行话，但他们知道洋人不受法律管辖。”他批判所有享有特权的外国人：“的确许多使用特权的洋人是善良的。但是在破败的城市、付之一炬的乡村面前，他们的善良没有任何意义。洋人们不是造成这些苦难的直接因素；但他们没有和中国一起承受苦难，就使他们和最坏的独裁者联系在一起。” 一位署名“Ajax”的读者认为，“把洋人拉到和不受保护的中国人一样的境地，对可怜的人民丝毫没有用处”。邵芾棠则告诉他，在中国百姓心目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才是正义和平等的象征，“那些压迫百姓的军阀并未骚扰享有特权地位的洋人。我以为，这将会使农民们更加憎恨洋人，而洋人显然是和这些军阀结为同盟的”。这里，邵芾棠对于普通民众心理的把握无疑是细致入微的。在中国民众心目中，享有治外法权保护的洋人与军阀是一丘之貉。国民革命反帝和反军阀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认知之下统一起来的，它们都反映了中国民众正义和平等的追求与渴望。 北京政府在修约交涉中的一项重要国际法依据是“情势变迁原则”，邵芾棠也努力向英报读者说明，不平等条约已经不再适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中西关系。1927年7月16日《北华捷报》上发表了邵芾棠的《不平等条约》(The Unequal Treaties)一文，反驳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李德立(Edward Salby Little)所谓不平等条约是“征服与被征服者之间所订立的最公正、平等的条约”。他首先否认中国曾被列强完全征服过，继而指出： 当这些条约订立之时，中国人是如此的无知，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凡事都高人一等。条约自有其效，而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仍然是原来的中国。不平等条约曾帮助中国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它。但是随着中国人民自我意识的觉醒，继续实行这些条约除了带来灾难没有任何用处。如今应该去除不平等条约。 他还写道：“李德立先生曾暗示，如果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持续下去，战争将会到来。那么，如果确实无法避免的话，就让我们开战吧。虽然我厌恶使用武力，但是重大问题少有不用流血牺牲解决的，必须不惜代价。”这种激烈的言辞无疑反映出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之下国人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坚决意志。 一位曾多次在《北华捷报》为外侨利益发声的读者——“Frère”(法语“兄弟”之意)也发表了一则长篇大论，批评邵芾棠所张扬的废约要求。他将矛头直指国民党：“‘国民党’是军阀吗？是‘帝国主义者’吗？‘国民党’政权是合法的吗？他们不是篡权者吗？”他质疑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宁派推行的新税制被当地的人们接受了吗？”“劳苦大众能从现在的废除治外法权和废约运动得来什么呢？” 曾多次撰文反驳邵芾棠的H.A.T.则指出，每个人都面临着三种不平等：种族不平等、社会地位不平等、财务不平等，而在他看来，中国的不平等地位是有原因的，即政府治理能力的低下和民众的愚昧落后。他认为邵芾棠大唱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是迎合新上台的国民党政权。 民国时期，国人在谈论废约要求时，有的从法理角度寻求依据，有的则张扬收回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平等的诉求。邵芾棠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论说，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向外侨展现了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真实情态，以及普通民众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的感受——列强压迫、丧失主权不是抽象的字眼，而是每个中国人切身的屈辱体验。外侨们的辩解是，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外侨在中国的权益，并将中国民众高涨的废约声浪视为政党操纵的产物。邵芾棠则不遗余力地向西人表明，反对不平等条约不是某个政党的意志，而是发自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的诉求。 五、 孰主孰客——公共租界华洋关系之争 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公共租界的纳税华人要求修改土地章程，争取租界参政权的呼声持续高涨。1927年初，纳税华人会受到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运动的鼓舞，组织临时委员会意图与工部局就租界事宜进行全面磋商。但是，工部局态度强硬，不但不理会纳税华人会的要求，反而在国民革命军进驻龙华之际实施戒严，更有越界搜查大夏大学之举。同年6、7月间，上海公共租界反对增加巡捕捐的运动日趋激烈。纳税华人会通过决议案，要求各界商号将拒付加捐活动坚持到底，而租界当局仍坚持征收，不少商铺因拒付增捐停业，双方对峙情形加剧。由于租界内华人产业及商号往往需要向外国领署律师洋行及港英政府挂号注册，导致“所纳之捐税，虽出自华人，而名义全归洋人”，于是纳税华人会以此情形“助长帝国主义之威风、颓落大中华民国之国体”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中央政府发出函电，吁请政府明令华人产业改向中国官厅注册,取消向洋行挂号注册的规定。 在反对加捐运动兴起之际，一位署名“直言者”（Plain Speaker）的外国读者认为，此时邵芾棠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喋喋不休，归根到底是在主张收回公共租界主权。他摆出一副“中国通”的姿态表示： 我这辈子一直生活在中国，并且见过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上至官宦下至平民。我曾和立场公正、具备常识的中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可以极为肯定地、大胆地说，如果上海的市政当局移交给中国人，不出两年，绝对会被弄得一团糟。 他认为，因为中国官员压榨百姓、腐败成风，就连生活在租界、拥有资产的中国富商和隐退的官员恐怕也不乐意由中国人掌管工部局。他以日本为例写道：“一旦日本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在西方国家中谋得一席之地，被很好地平等对待时，治外法权及所有有违常规之处都被痛快地去除了。”他向邵芾棠“建议”道：“与其把那么多时间花在给报纸写文章上，不如发起一项改善‘大上海’市政府状况的运动吧？这是向外人证明中国有能力靠自己办事的好机会。”另一位自称“上海人”(Shanghailanders)的读者也向邵芾棠提出类似的“建议”。他认为邵不厌其烦地投书西报是在浪费时间：“他应该努力促使他所支持的政府管好自己的事，换句话说，把毗连租界的闸北、宝山、南岛和内城建成示范区，然后当他们证明了自己，再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邵芾棠回应称，自己反对的是华洋之间不平等的地位，而不是某个具体条款。他表示，尽管自己对上海工部局不满，但“并不希望用中国人的统治来取代它”。他指出工部局自身的弊病：“在这个危机时刻，人们本以为住在这儿的中国人会支持它，并成为它最强大的保卫者。然而，人们发现，他们正在利用各种机会反对它，让它难堪。这其中的原因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而是当局本身的问题。”他认为，自租界建立80年以来一直不受中国人欢迎，中国人从未建立起对它的感情，因为“此地洋人是特权阶级，华人则遭受歧视”。问题的症结在于，华人向租界纳税，却不得在市政机关享有代表权。他还指出，列强在日本放弃治外法权别有用意，即英国出于“对俄国的疑忌，希望在东亚寻找进步的国家以结为同盟” 7月下旬，工部局与华人的对峙升级，邵芾棠又以《上海之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Shanghai)为题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他将租界华人反对加捐运动视为上海的内乱(internal strife)，开篇便说：“上海处于危急地位，因为华洋之间的不平等地位长期以来积聚的敌意导致问题爆发。”他指出：“政府的压制政策可能会驱使中国人民寻求外部支持，中国军阀可能涉足这块土地，并将所有东西据为己有。” 他将租界视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呼吁：“到了所有上海人放弃他们的私人恩怨、忘掉国籍并肩作战的时候了。”他建议由中外纳税者们选出一个由50人组成的议会，这50人不分国籍、唯一的要求是智慧、无私，在此基础上选出由少数董事组成的管理机关。他表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上海成为一个独立的上帝之城，直到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政府，届时上海再像从前一样变回中国的一部分”。 五卅运动以后，纳税华人在工部局华董人数问题上，始终坚持“应以纳税额实数多寡为比例”，反对工部局纳税外人会提出的仅增加3名华董的方案。与之相比，尽管邵芾棠的主张也含有“华洋共治”的意涵，但由不分国籍之50人组成租界议会的建议，则显得有些避重就轻。 邵芾棠的建议再次招来不少反对之声。老对手H.A.T.犀利地指出：“中国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没有享有市政代表权，或是任何类似的东西，这一事实无疑是对他们在外国人控制区域要求这项权利的巨大讽刺。”他质疑中国人的治理能力，“当他们还没人有能力和经验胜任这项工作时，外国人努力且高效地建立起了这些租界，现在中国人却大声疾呼，要求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这就好比一个小职员吵嚷着要当大班（taipan）”。在他看来，F.D.Z.的建议是“不出代议士不纳捐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口号的鹦鹉学舌，反映的则是一种中国人面对所有惨痛失败时的国民心理，即“向着这个国家里唯一一个具有稳定政府和有效权威的地方投去嫉妒的眼光”。显然，H.A.T.将外国人视为租界的主人，告诫中国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染指工部局，这种看法堪称典型的“上海心理”。 读者“火星”认为，如果由租界内华人和洋人共同选举代表，那么中国人在人数上将会占绝对优势，而这将导致“外部的军阀”和“内部的议员”勾结一气，租界也就不复存在，上海不再是上海。他极力渲染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人后的糟糕状况，以反对上海租界主权还给中国人。署名“H.R.H.”的读者指责，反对加捐运动是国民党试图煽动民众收回租界的表现。他不屑地表示，中国人对华界周边村镇的治理简直是“对所谓文明国家的侮辱”。H.A.T.再次发声，一面同意邵氏所说的“统治需得既聪明又无私”，一面怀疑中国人中是否有合乎这些要求的人愿意出任代表。 外侨们反驳邵芾棠的主要依据，中国政府贪污腐败、治理能力低下，尚不具备管理租界所需的现代治理能力，这是清末以来西人中常见的言论，而与之对应的观念，则是西方人对海关、租界的管理清廉而高效，足以为中国人的示范。如果将租界归还中国，那么其目前的良善治理必然荡然无存。曾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麦华坨(Walter Henry Medhurst)便指出，尽管也有深受民众爱戴的清官，但大多数中国官吏“终日无所事事、骄奢淫逸，率领一帮手下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富比王侯”。直至国民革命时期这种说法仍然是在华西人的主流意见，就连当时新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蓝普森(Miles Lampson)也认为，英国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的统治将会是“腐败而无能的”。 西方人对于政府治理能力的判断无疑是从现代社会的视角出发，而邵芾棠则以“仁爱”等儒家传统观念来概括人们对理想政府的期待：中国人对于政府的观念恰恰是民主的反面。 对于中国人而言，政府效仿的是天道(Heavenly ways)。它以仁、爱而不是利益为根基……类似不许中国人进入公园的规定，将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可能的优点都抵消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租界的管理机构并不比闸北或内域的官府好。惹怒中国人的是自私与不公，而不是贫困与脏乱。 邵芾棠并不希望被外侨视为“不出代议士不纳捐税”的鼓吹者。他向H.R.H.澄清，这只是少数人的主张，之所以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是由于租界当局没有尽到中国人所期望的政府职责，因而他才建议租界当局主动改革。至于在他所建议的这个议会中的华洋人数比重问题，则写道：“华人中有才能者甚多，但恐此类人物不愿出而任事。洋人仍然会在一切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从前他们只代表小部分洋人的利益，现在在中国盟友之帮助下，他们必须行仁爱和公正之道。” 邵芾棠在上海公共租界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存在着某种暧昧性：一方面，他不满足于纳税华人在工部局没有话语权，敦促工部局作出改变；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看到租界完全回归中国人治下，希望在中国人有能力管理好它之前，租界继续保有其独特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邵氏对于国民党政权缺乏好感。四一二政变后，他曾在《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表示尽管自己支持国民革命运动，但是并不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这次运动的“真正的冠军”。他没有掩饰自己对共产党的同情，并直言国民党这样做是出于政党利益而非民族利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并不看好上海特别市政府酝酿的“大上海”计划，并认为“现今所有的活动都只是一小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呼声，并不是一场人民领导的或服务人民的运动”。 尽管如此，邵芾棠对上海外侨维护自身利益和特权地位的顽固心态的剖析却是深刻的。1927年11月19日，他在《北华捷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能容忍》（Intolerance）的文章，借“上海心理”这一在外侨中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直抒胸臆。他指出，所谓的“上海心理”纯粹是一种自高自大的心态。它始于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来华经商牟利的外国人，“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他们只需与买办、职员和苦力打交道，这些人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而外人在各方面成为他们名副其实的主子。他们的话就是被迅速遵循的法律；从没有人质疑他们的判断”。这几十年间堪称来沪西人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而自诩为“中国通”的外侨“依旧打心眼儿里看低中国人；新近到来的外国人们则往往与他们不同，他们便把那些人的判断斥作有违事实。‘我们在中国这么多年，自然更了解！’”他认为，抱持“上海心理”的外侨们“不但使自己丧失理性，还试图蒙蔽全世界”，而在《北华捷报》上对他口诛笔伐的很多西方读者便是如此。他写道：“听到‘英国的走狗或俄国的走狗’一类的话语，是可悲的。事实是，大多数人们都是自己自私意志的走狗，这种意志催生了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就是无法容忍真相。”邵芾棠试图告诉外侨，在国民革命的浪潮之下，中外关系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那些仍然固执地抱着高高在上的帝国主义心态的外侨，必须作出顺应时势的改变。 余论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接触中，中国人以英文著述作为媒介，面向西方读者申述中国人要求民族独立、国家平等的意志，为中国的利益辩护，是长期以来被人忽略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成长的一个面向。从1924年澄清所谓中国“排外主义”盛行的谬见，到分梳中西文明之异同优劣，再到北伐军兴之际与外侨围绕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及公共租界华洋关系的调适等问题进行的争论，邵芾棠以“F.D.Z.”之名在《北华捷报》上不断投书、持续发声，直接和外侨“唱反调”，实质上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向外表达的实践。 邵芾棠在《北华捷报》上并非自说自话。相反，由于时常替中国利益说话，他的言论往往成为该报“读者来信”栏目的焦点，更有像H.A.T.、“火星”等外国读者反复与他展开笔战。在与邵芾棠的互动与论战中，外侨们的心理可见一斑：面对国民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中国，许多外侨没有看到或不愿承认其背后是中国人民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强烈民族主义意识，而是将它归结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与政党的煽动。在触及自身利益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公共租界华人参政权等问题上，外侨的反对最为激烈，邵芾棠的意见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邵芾棠日益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也引发《北华捷报》的不满。1927年10月，《北华捷报》发表社论，认为英国对华新政策没有得到中国人的回应。邵芾棠投书对此表达不满，直指这种心理无异于曾经加害于人的富人强制要求受害者的原谅。《北华捷报》将此文刊出并特加评论：“我们希望，去年12月奥斯丁·张伯伦爵士所宣布的、大英帝国的现行政策，仅仅是受到误导的权宜之计，而通过传播反映‘民族主义’真相及其最有效的应对方法的讯息，将会催生出一个全新的政策，这样才能将中国人民从像‘F.D.Z.’氏思维的人中拯救出来，使其免受无尽痛苦。”由此可见，《北华捷报》是将邵芾棠的言论作为反面例证，试图使母国政府相信中国民族主义是偏执与危险的，进而希冀政府改变其对华政策。 当然，《北华捷报》对邵芾棠的口诛笔伐，反映的是以公共租界英侨为主的部分在华西人的心态和认知。一些更为开明的外国人早已认识到：“早在布尔什维克出现的20年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恐怕便已产生，在满清政权之下产生的大批秘密会社为摆脱满族的束缚和外国支配而斗争。”在邵芾棠与外侨们的争辩之外，也有一些来自外国读者的支持之声。有人表示，尽管很多人不能认同邵芾棠那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观点，但仍不失为《北华捷报》 “最富启发性的”言论。还有人肯定邵芾棠在论争中“以一种真正学者式的、高贵的方式对待批评之声，不像许多中国读者一旦想到恶劣的外国人观念伤害了他们的民族尊严或是中国的‘主权’，便沉浸于歇斯底里的人身攻击中”。这既表明邵芾棠论辩时不卑不亢的态度及理性的思想得到了部分外人的肯定，也反映出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变化。 此外，邵芾棠与外侨的观念碰撞也显示了公共租界这一城市空间在华洋居民不同利益诉求和政治考量中的特殊性。邵芾棠的论敌们常常抓住他身在租界这一点做文章。“火星”曾指出：“F.D.Z.能给报纸写文章指摘外国官员、警察和外侨群体，谈论正义、自由及利他主义，但令我好奇的是，他是否敢对曾经驻守在龙华的将军谈论这些？”而当邵芾棠为公共租界华人权益发声时，更是常常遭遇外侨以主人姿态让他搬离租界、迁入华界的论调。例如，署名“Sine Odio”（拉丁语“无恨”之意）“建议”邵芾棠搬到闸北或内城等“定能让他得到善待”的地方。另一方面，邵芾棠对国民党力量进入上海抱有某种警惕与疏离，他明言自己不希望国民政府立即收回上海租界，却又冀望租界市政当局正视纳税华人的政治权益，以便使上海自外于国民党政权的特殊地位得以维系。在这一点上，邵芾棠的观念与外侨的“上海心理”又有某些相近之处。这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政权更替、国共分合的政治图景之下，国人在面向西方伸张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认同的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