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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作者简介：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章太炎尝言：“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①]终其一生，他写出了不少关于史学的文章。此外，鲁迅评价乃师，称之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氏亲历了近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清末的革命运动，他更是堪称要角。章太炎晚年曾经感慨：“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但是“事状纷拏，未尝有信史。”而“故旧或劝余为之，余犹豫未下笔。”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他看来，“身与其事者，所见干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②]不过他虽然未曾写出一部较为有体系的关于辛亥革命之论著，但是对于这场轰轰烈烈、堪称开创历史新纪元的革命运动，他还是在许多文章当中论述了自己的看法，展现了他对辛亥革命颇为独特见解。张舜徽先生指出，章太炎“碑誌、叙事之作，皆谨严有史法”，堪称“信今传后之作。又言近世史实者，所必取资也。”[③]对于章太炎论述晚近历史之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雷蒙·阿伦曾言：“我们的政治意识是，而且不可能不是一种历史意识”，并且“历史意识不可避免地有我们的经验的烙印。”[④]本文即通过梳理章氏在不同时期关于辛亥革命的相关言论，并将其置诸他整个的思想体系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分析作为一位革命的亲历者对这场革命的认识，以及背后的政治与社会立场，以此呈现辛亥前后史事的复杂性。[⑤] 一、民初政争与革命者名实之辨 自从1900年剪去象征顺服于清廷的长辫，立志从事排满革命以来，章太炎亲自参与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于各种革命团体、革命领袖也是十分了解。所以他自言“素在同盟，向于光复、共进、急进会友，声气相通，先正典型，知之颇悉。”[⑥]因此，章太炎虽未就辛亥革命写出一部较为系统的论著，但是他依然对于这场革命的过程有所叙述与评论。然而章太炎不只是革命的亲历者，更是民国政坛种种活动的参与者，所以他在追忆这段并不久远的往事时，反而往往会掺杂进他在具体时间段的政治立场，甚至不无党派之见渗于其中。这一点，在他于民国刚建立之后的言行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1907年，革命党阵营内部因为《民报》款项问题，导致出现了分裂。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摩擦。章太炎为此撰写《伪民报检举状》一文，对孙中山等人大加指责。而孙中山与黄兴也把章太炎写给刘师培、何震夫妇的信函公开，借此宣扬章太炎“背叛革命”，投靠清廷，这进一步加深了章氏与孙、黄等人的裂痕。而1912年1月，与章太炎关系极为密切，且同为光复会领袖的陶成章遭到同盟会会员陈其美策划暗杀，这更让他深感悲愤，认为孙中山等人党同伐异。同时，在关于民国建立之后的政见方面，孙中山等人曾打算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对此，章太炎认为此举乃是出卖国家利益，并指责孙中山“谋事冥昧之中，借资奸谀之手”，将其为政方式贬之为“秘密结社时之所行”。[⑦]言下之意，就是暗示孙中山不配做国家领袖。另外，在关于中华民国首都应该建于南京抑或北京这一问题上，章太炎认为应着眼于维护北方地区的统一与稳定，因而主张定都北京；而孙中山、黄兴等人则坚持定都南京，以图借此来约束袁世凯。而南京临时参议会最终的投票结果，多数人同意将南京作为首都，这让章太炎深觉失望，大有竖子不足与谋之感。种种因素，都极大的影响了那一时期章太炎对于辛亥革命的记忆。 1912年，广东潮州地区的光复会、同盟会之间矛盾日深，为此章太炎特意致信孙中山，其中顺带谈及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他说道：“同盟、光复初兴，入会者，半是上流，初无争竞，不图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被习文教者寡，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然自癸、甲以来，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皆光复会旧部人也。近者，李夑和攻拔上海，继是复浙江，下金陵，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虽无赫赫之功，庶可告无罪于天下。”并且强调“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⑧]在这里，章太炎追溯历史，以此来表明光复会对于革命的巨大贡献。并且他检讨光复会与同盟会出现矛盾的原因，认为革命党内部分裂，双方都难辞其咎。最后他劝告孙中山，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纵令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胥附群伦，岂应自相残贼……若以名号相争，而令挟私复怨者，得借是以为名，无损于虏。”[⑨] 不过虽然如此，在那样的局面之下，章太炎的“党见”依然存在。在目睹了同盟会成员于民国建立之后的各种举措之后，他在对辛亥革命进行回忆时遂极力贬低同盟会的作用。1912年他致信张继，指出“盖武昌、江南之起，非尽同盟会之人造端。当时市肆不惊，闾阎无扰。及同盟会高材乘机秉钺，秩序因以破坏，市井为之纷蹂。南京政府既成，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同盟会人，惟是随流附和，未尝以片语相争，海内视同盟会，盖与贵胄世卿相等。”[⑩]言下之意，同盟会在革命过程中，贡献无多，并且还有“窃取革命果实”之嫌。于民国建立以后，建树也乏善可陈，徒然使得时局败坏。 此外，在那一时期，章太炎对于黄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与作用也大加质疑。他认为黄兴用兵之时“及锋芒顿挫，未尝不只身逃逸。”广州起义“死者六七十人，而黄兴仅伤两指。得脱者奔出广州，比至香港，黄兴已端拱于座中矣。”及至汉阳之战，黄兴在兵败后“声言自刭，拔剑刳股，遂以求援下江，可得精兵十万为辞，诳言脱失。”最后章太炎评价他“才能不过中庸”，根本不足以被捧为革命伟人。[11]在与王揖唐的信中，章太炎把孙中山与自己作对比。依他之见，“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当庚辛扰攘以来，言革命者有二途。软弱者与君主立宪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谬谈，弟《驳康有为书》一出，始归纯粹。因是入狱，出后至东京，欢迎者六千人。后作《民报》，天下闻风，而良吏宿儒，亦骎骎趋向矣。此岂少年浮躁者所能冀，亦岂依违法政者所敢为耶。又中山本无人提挈，介绍中山，令与学人相合者，实自弟始。”[12]他甚且认为“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这四个人，再加上章太炎自己，对于中华民国的勋劳，“虽不敢上拟黎公，而必高于孙前总统也。”[13]可见，在章太炎眼中，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实不足以匹配过于崇高的地位。[14]在这样的辛亥革命观之下，1913年，章太炎在与冯自由的通信中，强调有功于辛亥革命的人里面，“事未彰闻，致被遗漏，鸿冥物外，退作钓徒者，固已不少；虽声誉已光，而酬庸未称者，亦有数人。”随后便开列出一份在他眼中值得被表彰的人员名单。其中首先是“死难者”，包括唐才常、马福益、史坚如、邹容、吴樾、徐锡麟、秋瑾、熊成基、喻培伦、彭家珍、温生材、张榕等人；其次为“横死者”，包括陈天华、杨笃生、吴春阳、陶骏保、张振武、陶成章、宋教仁、焦达峰等人；最后为“生存者”（已赏勋位者不论），包括蔡元培、孙毓筠、黄树中、谢武冈、刘艺舟、林述庆、胡瑛、谭人凤、李夑和、陈其美、柳大年、张根仁、尹昌衡、阎锡山、韩沅涛、汪德渊、于右任等人。[15]纵观这份名单，包括了革命党内各个不同组织的代表人物，甚至还包括了像唐才常这样徘徊于勤王与革命之间的人。而他尤其强调要重视那些功成之后退隐世外的革命党人，其用意一方面固然是褒奖潜德幽光，希望呈现这场革命的全景，展示其来龙去脉，然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借此来“解构”同盟会内部一些人士所有意塑造出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之“光辉形象”，以求正国人之视听，反对将民国建立的勋劳，刻意赋予一二“伟人”。 民国初年政局混乱，风气日下，种种景象，较之晚清衰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让许多人顿生幻灭之感，于是有人感概“土地虽复，人心之污浊则较清季愈况，颜公所讥弹琵琶、学鲜卑语者，世方以为能，弃国故，堕礼防者，比比皆是。”[16]而当初被章太炎寄以希望的袁世凯，更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帝制自为之路。所以，相较于与革命同志之间的分歧，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乱象之后，章太炎于民初政坛屡遭失意，在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同时，也开始对辛亥革命前后所发生的种种往事进行反思，力求寻找出造成“假共和”的原因。 1914年，章太炎将出版于晚清的代表作《訄书》修改为《检论》。在其中，他加入了步入民国以后所撰写的《小过》、《大过》两篇文章，里面集中体现了他在极度失意困顿之际，对于辛亥革命所做的反思。在《小过》一文里，他指出“清之当黜，久矣！”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不容置疑，所以当革命党提出推翻清廷的口号之后，“士民感慕，趣义日广，覆清之声，洋溢中外。”可是在南京光复之后，宁、汉两边的革命党人却渐起摩擦，几成分裂之势。加之“主者不念吉凶同患之义，而更招致票狡不识大体者，与之亲比”，更进一步加剧革命政权内部的动荡。不过即便如此，作为新兴的政府，民望仍在，朝气犹存。但是惜乎执政者“性行疏嫚，不能割制，内多欲而外憙言文政；狂狡戟持其间，会集专己寡谋之士；又以少年无行，循势俛仰者奸之，更相噬齿，莫适为主，于是形涣势屈，而禄胙归于北廷矣。”[17]可以看到，章太炎认为当初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之所以走向涣散衰颓，南京临时政府的衮衮诸公要负主要责任。他们（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孙中山、黄兴）为政无方，所用非人，造成革命阵营内部互相倾轧，彼此争利，大失民望，徒然给北廷（袁世凯）以机会，让他得以各个击破，渐渐独揽大权。 接下来，章太炎还对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心态与作为做了批评。在他看来，从前的革命志士“得志之顷，造次忘其前事。向之自相匡督，与夫感槩自裁之节，皆忽略以为游尘。”因为有功于革命，他们俨然以“从龙之士”自居，性情日渐骄横，加之许多党人年纪轻轻，更是视纲纪法度为无物。并且当初生活困苦、备尝艰辛的革命者们“宅京稍久，渐益染其淫俗”，作风越发堕落。这便给予那些旧日的官僚政客以可乘之机，“向者茸技之官，奔亡之虏，游食于北都者，乘其阽危，阳与为好，而阴蠹害其事。”凡此种种，最终致使“盟败约解，人自相疑，丑声彰于远近，而大势崩矣。”[18]通过这些反省，章太炎得出结论：“往始人惟恐其不成，终后人惟幸其速败者，何哉？侮唇齿之援，弃同德之好，远忧勤之人而任㛗扰之士也！”[19]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革命党在革命成功之后内耗与腐化，是导致民初乱象的重要原因。 《大过》，主要是章太炎记载了1914年在北京时与一位客人之间的谈话。这位“客”，便是当年章氏在光复会中的同志李夑和，而此时他已经投靠了袁世凯。[20]这次拜访章太炎，主要目的乃是作为袁世凯的说客，借机探听章太炎对于袁政权的态度。李夑和对章氏谈到，昔日清廷虽然腐败不堪，但是社会上仍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官场中犹存一二独善其身的良吏。而反观民国，情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每况愈下，所以李夑和甚至于认为，“中国其遂亡邪？”[21] 对此，章太炎认为革命是一项十分艰巨且繁复的事业，经此巨变，“其旧朝贪人恶吏，未有不诛也。”然而武昌起义不久，各省便纷纷响应，使得清政权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这样就让昔日的贪官污吏得以侥幸偷生，混入新政权之中。彼辈“以曩日不絓刑诛，以为贪残不足以丧望实”，遂对过去的种种恶习一仍其旧，在新政权里行其故态。加之这一官僚群体“善为前却，尽色养于达尊，虽取得钜万，而理官不敢诘焉，其侮事媮得又宜也。”正是因为在革命的过程当中没有做到除恶务尽，让旧日的奸佞贪婪之人凭借各种手段混迹于民国。所以章太炎指出，要想做到洗涤污风，澄清政治，只要做到“上诚司契而不恣行，动遵法式，用财以度”，这样扭转颓势“无必有高材殊能，直心术旋梋之间耳。”[22]无独有偶，梁启超在当时也认为辛亥革命毫无革故鼎新之象，“遂使衮衮盈廷，易代尚称元老，尘尘伏莽，攀龙尽化侯王。”清末败坏纲纪者，入民国后依然故态；桀黠凶戾者，不但未曾受害，反而以富贵骄人。其结果乃是“萃一国之螟螣蜇贼前代所驱除淘汰然后致治者，今则居要津窃大名而系国家之命焉，举国侧目而莫敢诽也。”[2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像康有为、严复等人在目睹了民初乱象之后，开始嗟叹革命并未趋于善境，徒然造成恶果，大有当初反对革命之论“不幸而言中”之慨。与他们不同，章太炎虽然也不满意当时的状况，并且自身处境越发不利，其心中痛苦不减康、严等人，但是他却从未怀疑过革命的正当性，而是想方设法弥补革命之后的种种缺失，努力使“民国”名实相副。 二、关于革命参与者的辨析 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之前被处于软禁中的章太炎恢复了人身自由。面对着依然扑朔迷离的时局，他也开始尝试着化解与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而一个明显的表现，便是他开始修正之前对于辛亥革命过程的描述。1916年，章太炎为刚刚辞世不久的黄兴撰写遣奠辞，其中他说道：“烈烈黄君，允文伊武。忾是齐州，而戴索虏。内纠楚材，上告黄祖。趠行万里，瀛海奥阻。有械百梃，有众一旅。同盟初起，揉此兆民。义从荟集，郁如云屯。系君材武，善揗军人。智勇参会，叱吒扬尘。南暨赤道，西讫洮泯。束发受书，悉为党伦。乃临番禺，深入其闉。死士七十，并命和门。气矜之隆，天下归仁。”[24]第二年，他又为黄兴撰写了墓志铭。谈及革命党初具规模之时，孙中山“善经画，与学士剑客游，皆乐易，得其欢心，然不能获君吏。”黄兴到来后，“东游诸士官皆来会。”并且他“尤善抚揗，士官人人乐为用，海内始盛称同盟会，以著名籍为荣。”后来黄兴领导广州起义虽然失败，“然自是清吏褫气，闻同盟会名，辄股栗，吴楚间志士，益发舒矣。”[25]章太炎于此肯定了黄兴在革命党军事组织方面的领导作用，同时认为其策划的广州起义虽然功败垂成，但是却鼓舞了全国的革命斗志，间接促成武昌起义之爆发。而黄兴在整个革命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坚强意志，更是值得着重表彰。可以看到，在与同盟会诸人之间的“党见”日渐消除后，章太炎再次回忆辛亥革命的过程，其评价较之往日，已大为不同。章门弟子许寿裳回忆，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主持《民报》笔政时，“注意于道德节义，和同志们互相切励；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如《革命道德论》、《箴新党论》二篇，即系本此意而作。”[26]确如他所言，章太炎极其重视道德精神在革命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光复诸华，彼我势不相若，而优胜劣败之见，既深中于人心，非不顾利害，蹈死如饴者，则必不能以奋起。就起，亦不能持久。故治气定心之术，当素养也。”[27]只有“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鞵，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以此楬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28]在《革命道德说》一文里，他具体提出革命党人应该具备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种道德品质，然后“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29] 职是之故，在章太炎1916年以后的辛亥记忆里，对于革命之道德尤其注意。这在他为革命党人所撰写的传记当中有十分明显的体现。在他笔下，黄兴勇武豪迈，“善技击，发铳，随手左右无不穿者，诸生益归君。”在汉阳保卫战中，革命军实力有限，士气不稳，“自君至，人心始振。会湖南遣军来援，学童裨贩皆赴师。君每战辄以身冲锋，有不前，则跪稽颡导之。由是士卒感奋，人自为战。”[30]展现出身先士卒、御下以诚的人格魅力。在撰于1924年的《喻培伦传》中，章太炎指出“民国之先，以气矜慑清吏，独行奇材相继也。”所以“武昌兵起，清吏所在奉头豨駾者，其气夺也。”就传主而论，喻培伦因实验炸药而伤一臂，但革命之志不为稍减。广州起义时，不顾他人劝阻，坚持带伤冲锋，最后身披重创，惨遭清廷杀害。在传尾，章太炎借喻培伦之行事说道：“汉族光复，藉狙击之威，余烈讫于数岁。袁世凯已定江南，犹曰：‘吾不畏南兵反攻，畏其药取人命于顾盼间。’由此观之，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非虚言也。然非轻死生外功名者亦弗能为。”[31]正是由于革命党人具备了不畏牺牲、拼死一搏的精神，所以革命才能够让清廷胆怯，并唤起国人的广泛同情。 不过1920年代以来，孙中山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坛失意后，开始效仿苏俄体制，重新改组国民党。这一举动，引起了章太炎的强烈反对。在他看来，“现在广东的党政府——什么‘党’、‘不党’，简直是笑话，直是俄属政府——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32]出于民族主义，他出面组织“反赤救国大同盟”，并且自任理事，与广东革命政府公开大唱反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方面神化孙中山，将其置于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把所谓“总理遗教”视为革命宝典，运用各种宣传动员手段向全国民众强制灌输；[33]另一方面厉行所谓“党治”，强化国民党的一元统治，视其他政治团体为异端，并进行打压。凡此种种，在在引起了章太炎的反感。他强调“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34]甚至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兴而“中华民国业已沦亡。”[35]在公开场合的讲演中，他指出“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东抄西袭”，“孙中山后来的三民主义，乃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中国之民不堪命，蒋介石、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36] 本着这样的态度，章太炎于1928年为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作序，强调“革命非一手一足之所胜任”，革命党早期仅有的几次武装起义“皆袭其边陲，事不久长”。很明显，他在这里是在批评孙中山当时所主张的在中国边疆地区起事的构想。随后，他论述道：“光复会比于同盟会，其名则隐，然安庆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孙、黄在同盟会，所见颇异，时多谓黄迂阔不足应变。然广州之役，震动侔于安庆，而为武昌事先驱，则黄兴、赵声为之也。谭人凤、宋教仁素亲黄兴，广州之役，则二子以为轻举，黄兴亦不肯听其言。然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共进会出同盟会后，黄兴在日本东京，闻之不怡，与其首领焦达峰争辩，焦亦抗论不肯屈。然武昌之起，黄兴所不与知也。谭、宋虽和会其人，乃谓举兵当俟三年后，及决策奋起，后引湘中，而前举汉上，豪帅制兵，齐势并举，则焦达峰为之。而自孙武以下，率兼入共进会者也。自徐锡麟死，光复会未有达者。李夑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员耳，而能复振其业，返归沪海，与湘军东伐者相结。江南制造局之役，事败气熸，乃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则李夑和为之也。”[37]可见，章太炎叙述了整个清末革命运动中各阶段重大事件的发起人及其影响，并不讳言革命党内部的分歧，其所欲表明者，乃是强调辛亥革命实为积众人之力而成，整个过程艰难困苦、崎岖万分，不同的革命组织以及个人皆为之付出极大心血，甚至牺牲性命。因此，万万不能将此全功，归于某一位被“塑造”出来的“领袖”头上（并且此一“领袖”之主张，亦非皆真知灼见）。那些自诩为继承“革命遗志”的“后进”，更不能因掌控了话语权而“侮耆旧，擅兴作”，[38]让革命真相晦而不彰。[39]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在这里追忆辛亥革命之过程，强调不可将功勋与荣誉归于某一人或某一党派，而是坚持革命乃是集众人之力，各革命组织皆襄赞其中，因此始获成功。这除了体现他对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灌输的一种反感，实则亦本之于他对于“国家”本身的看法。在作于清末的《国家论》一文里，他指出：“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所以，“其集合众力以成者，功虽煊赫，分之当在各各人中，不得以元首居其名誉，亦不得以团体居其名誉。”因为此等事业“非必一人所能为，实集合众人为之”，故而“美名所在，不归元首，则归团体，斯则甚于穿窬发柜者矣。”[40]既然如此，那么章太炎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也可以说乃是他“国家论”的一种具体实践。 三、传统视域下对革命理论的反思 时至1930年代，章太炎目睹日本侵华野心渐彰，民族危机加剧，于是开始设坛讲学，希望借此来激扬民气，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他的讲学内容，多为论述古代学问流变或者指引青年人治学门径，但是1933年，章太炎却在苏州国学会公开讲演“民国光复”，专门讲述自己眼中的辛亥前后史事，鉴于他3年之后便与世长辞，所以可以说，这次讲演应该算是章太炎辛亥记忆的最终版本，因此值得仔细分析。 在讲演中，章太炎提到： 按清入主中原三百年间，反清之意见，时载于书籍，鼓励人民之同情，今举其一代所宗大儒之言以概其余。顾亭林《日知录》中解《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见目录而解义删去。然见钞本《日知录》中说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谓可仕于其朝也。”又解《论语》“管仲不死子纠”，谓“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即见亭林之志矣。王船山亦谓：“一朝之变革不足论，惟宋之亡于夷狄，则中国失其为中国矣。”又云：“种族不能自保，何仁义之云云。”二先生学问极大，见地独高，故彰明于世，学者宗之。而草野户牖中诸儒，与二先生论调同而名不显者，不知几何也。吕留良之意见与顾、王相同，及曾静狱兴，事乃大露，清廷因之大兴文字之狱，以集《四库全书》为名，焚禁天下诋毁清廷之篇籍。秦始皇焚书，刘向校书，二者不可得而兼，惟清四库馆则兼而行之，其防制可谓无微不至。然不知此种观念已深入人民心中，故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孙中山虽未读顾、王诸先生之书，亦能起兵抗清，何必读书之士为能然耶？[41] 总之，在章太炎看来，辛亥革命的思想渊源，可以远溯至晚明。抗清诸义士奋起相争，不向清廷屈服；诸遗老不降志，不辱身，通过著书立说来阐释夷夏之辩。这使得反清思想得以流传甚广，潜伏民间，一旦时机允许，各阶层的民众便会揭竿而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闾巷之甿，山泽之宗帅，惎恶胡人众矣！”[42]而辛亥革命，正是因为继承了前人的这些思想，所以能够武昌军兴不久，天下纷纷响应，不旋踵清廷即遭覆灭。这一点，其实早在1913年他与冯自由的信中便有体现。在那封信里，章太炎开列出六类在他看来值得被表彰纪念的人。首先是“明末遗臣国亡以后百折不回者”，包括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李来亨等人。其次是“耆儒硕学著书腾说提倡光复者”，包括王夫之、顾炎武、傅山、吕留良、吕毅中、严鸿逵、齐周华、曾静、戴名世等人。其中他特别强调王夫之“为民族主义之发源。”复次是“倡义起兵功烈卓著者”，包括朱一贵、林清、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冯云山、萧朝贵、石达开、林凤翔、陈玉成、李秀成、赖文光、容闳等人。最后是“死难者”、“横死者”、“生存者”，其人员分别为杨衢云、赵声、邓实、黄节。[43]同样是上起晚明，下至民初，时间跨度三百余年。 其实章太炎关于辛亥革命的这一认识，很大程度上与他自从立志革命以来的相关宣传策略一脉相承。1902年他与秦立山拟在日本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虽然其事由于日本警察的阻止而未果，但是在当时已经撰就的《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中，章太炎疾呼：“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通过那些明清之际抗清将领的名字，来唤起人们的反清之志，“庶几陆沈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44]此外，虽然清廷大肆销毁有关明清之际史事的书籍，以至于“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从而达到“遏吾民之发愤自立”的效果。[45]但是，章太炎依然坚信，对于清廷的恶感，从南明以降，数百年来一直未曾消失。从钱谦益、陈名夏这样降清的明朝故臣，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所谓的“中兴之臣”，虽然表面上都是为清廷效忠，实则多属出工不出力，在献策建言上有着很大的保留。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他们眼中，清廷毕竟是外族政权，在民族大义驱使之下，虽然食其禄，但不尽其事。[46]而晚清的革命党人，正是要将这股在章太炎看来数百年间未尝一日消亡于天地之间的反清意识发扬光大，只有这样，革命方有可能唤起社会上广大民众的充分同情与支持，从而获得成功。 不过，章太炎在1933年的讲演里，追忆晚明遗老的著作乃是革命思想，甚至“民族主义”的来源。这一点，实则与他在清末从事革命宣传时的主张有所差异。众所周知，近代中国，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处列强环伺之下，其具体处境，较之明清之际，已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从宣传动员的角度而论，利用明清之际史事来作为激发一般民众种族意识的工具，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策略。但是伴随西力东侵而来的西学东渐，使得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流行于其时代的各种西方思想学说之影响。在这一点上，章太炎亦不例外。1906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做讲演，自言其“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47]他的这一番话，堪称夫子自道。章太炎在清末放弃“与尊清者游”，走向革命之路，一个很明显的动作，就是删定《訄书》。在《訄书》重订本当中，章太炎大量援引各种西方学说，以此来作为构建他自己政治思想、革命理论的重要参考。他在其中所涉及到的西学，不但包含了培根、洛克、卢梭、康德、斯宾塞等著名哲人的学说，还提及到了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美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日本语言学家武岛又次郎，宗教学家姊崎正治、社会学家有贺长雄等人的著作，显示出对于当时新兴学科的重视。[48]这些足以证明他在那一时期对于西学（包括东学）的巨大热情。所以，章太炎的革命思想已经绝非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夷夏之辩、复九世之仇等观念所能涵盖。 但是何以到了晚年重新提及当年旧事时，章太炎却将革命思想中的西学因素予以忽略？依笔者之见，这或许与他1906年以后对于西方思想的批判性认识有关。1907年，章太炎发表了《<社会通诠>商兑》一文，对于那种一味盲目崇拜西学，“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的现象大加批评。同时强调“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因为“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49]各国由于历史与文化的不同，不能用产生于某一地区之下的学说来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基于这样的认识，章太炎强烈反对依据某一种西方学说来作为解析中国问题之灵丹妙药，而是主张充分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原创性。一年以后，他又发表了《四惑论》一文，对于源自于西学话语体系下，并且在当时极为流行的四个概念——公理、进化、唯物、自然进行了质疑，进一步显现出他对于西学的排拒。本此见解，在结集付梓于辛亥革命前一年的学术代表作《国故论衡》中，章太炎认定中国文化属于“能自恢弘者”，即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所以主张“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50]这一认识在进入民国之后日益深化，毫无变更。[51]因此，在章太炎的辛亥记忆里，论及革命思想之来源，自然就极力强调它的本土性，而对于其中的西学成分进行了有意识的忽略。 在那此讲演中，第二个值得注意之处便是章太炎反思了民国初年的政坛乱象。对此，他说道： 今论政治之改革。政治至今只有纷乱而无改良，盖革命党人忠实者固多，而好勇疾贫行险徼幸者亦不少，其于政治往往隔膜。当革命未成时，群目宋教仁为将来之政治家，然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务为奇异。不知此二制度，中国已行于唐宋。副署之制，唐时诏令俱然，并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为制敕，其所为墨敕内降者，则出乎法外者也，逮宋亦然。明之内阁大学士，实即唐之翰林学士，只是天子秘书，故不能副署诏令。清亦沿明制，然如军机大臣奉上谕，内阁奉旨，虽不以人署名，而以机关署名也，则未尝无副署之意。下此则州县决狱，典吏亦须副署，此何足矜为奇创耶？又两院议可否，唐之门下省给事中，即议诏令可否者也，有封还、涂归，批敕诸名，宋、明因之，清则将给事中并入都察院，无封还诏令之权，仅能分发诏令与各衙门，所谓邸抄者也。唐给事中四人，明设六科，亦只数十人。而国会议员至数百人之多，当时所选者半非人望，议员以可否权之奇货自居，于是势凌总统、敲诈贿赂，无所不至，国会名誉扫地无余矣。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由今观之，其政治知识实未备也。[52] 在章太炎看来，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党人，不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特色与沿革，盲目的崇尚西方政治制度，希望将其原封不动的移植于中国。可是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在帝制时代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数千年且日趋完备的制度体系。所以在进行政体设计时，便不应该将这一事实忽略。章太炎于晚清宪政思潮尘嚣直上之际，撰写《代议然否论》，指出议会制度源于西方的封建制传统，在中国并不一定适合。1923年他致信章士钊，建议师法古时的给事中与御史之制，以此来分别监督政府与官吏。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章太炎论政的一大特色，即尊重历史传统，反对盲目照搬西方（或者日本）的政治制度。而直到1930年代回忆辛亥革命时，仍旧将宋教仁等人一味向往师法西方政治制度这一主张，视为造成民国初年政局混乱，国会形同儿戏的主要原因。从中也可看出他对这一问题实为印象深刻，言之痛心。非常相似的是，属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人家属”的陈寅恪，在1945年回忆戊戌变法时，也对于康有为那种“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的激进改革模式表示遗憾。并且感慨到：“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53]章、陈二人，学术背景与政治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出于对历史的熟悉以及对现状的深切思考，都在反思那种激进盲目的政治手段能否让中国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历史的发展，也适证明他们所言并非无的放矢。 四、结语 人恒言，“历史”有两种：一为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一为被人所记忆或叙述的历史。前者发生之后，遂不复存在，虽刻意搜求，已难再现全貌。后者虽然可以形诸笔墨，留存久远，但是却难保完全客观。记录者的特定立场、着眼轻重、甚至是心术见地，在在影响到了对于一件史事的描述与刻画。然人非圣贤，这些主观因素难以完全避免，遂使得所谓“信史”只能为一高悬的理想，而实难以完全获求。章太炎作为辛亥革命的主要亲历者，并且对于历史之学素来提倡，按理说他的辛亥记忆，应该可信度极高。不过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他亦难免因特定的政治立场、学术见解，从而对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有着独特的追忆。其中对于一些史实做了有意的忽略，对于一些史实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见解，更对于某一方面的史实有意的予以强调。所以分析章太炎的辛亥记忆，不光是梳理清楚他对这段经历的相关论述，更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他的学术以及政治思想，甚至是强烈的个性。 但是人们或许会说，章太炎既然撰写过《征信论》，十分强调“信史”。何以他自己在对晚近历史进行叙述时，同样也夹杂了自己的许多特定立场。这岂非亦是“提倡有心，实行无力”？正如葛兰西所言，“党的历史必定是社会集团的历史”，因此“一个党的意义和影响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它特有的活动在怎样的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历史。”[54]章太炎的辛亥记忆，留给后世的珍贵之处，并非他对于史实有如何确切详尽的考述，而是他强调辛亥革命的过程并非某一党派或某一领袖所主演，坚持主张革命乃是集众人之力，各革命组织皆襄赞其中，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付出巨大牺牲，因此始获成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势。历史变革的真正主体，乃是广大参与到这场革命当中的，有觉悟肯牺牲的众多仁人志士，而非一二被奉为“先知先觉”的钜子。[55]这对于理解20世纪的中国革命，理解革命的最基本动力与内涵，实有不少启发之处。并且他反思革命，强调革命者自身的堕落、腐化与倾轧导致了革命理想落空，造成革命之后的混乱与动荡，旧邦难开新命；革命过程中应该顾及最基本的历史与国情，而不是以某一种异域之理论或现实作为实现理想未来的良方。这两点，更是值得人们在分析近代历史的巨变与未来转型的方向时予以充分重视。 注释 [①] 章太炎：《与朝冈继》（1924年4月），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0页。 [②] 章太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册第139—140页。 [③]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3页。 [④] （法）雷蒙·阿伦著，董子云译：《历史意识的维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⑤] 关于“辛亥记忆”这一问题，朱英、罗福惠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之有详尽而系统的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典范。其中的第三卷专门讨论“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梳理了民国以来诸多个人或集体撰写的关于辛亥革命之著作。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对于辛亥革命有所关注，不一定非要写成系统的论文或专著，其他论著中关于辛亥革命的只言片语，其实都可以作为一种“研究与诠释”而被关注。像章太炎虽未就辛亥革命有过专门的系统论著，但是并不代表他对此问题没有过“研究与诠释”，而在这套书中，似乎对此并未有过专门的论述。故本文聊为续貂，略作探讨。 [⑥] 章太炎：《与冯自由》（1913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505页。 [⑦] 章太炎：《与孙中山》（1912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21页。 [⑧] 章太炎：《与孙中山》（1912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19页。 [⑨] 章太炎：《与孙中山》（1912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19页。 [⑩] 章太炎：《与张继》（1912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60—461页。 [11] 章太炎：《与友人书》（1912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90页。 [12] 在时过境迁，意气之争平息之后，章太炎对于此事又有另一番描述。1936年他在《秦立山传》中，他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时不受留学生关注，是秦立山“独先往谒之”，因而引起了留学生们对于孙的重视。（章太炎：《秦立山传》，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184页。）而不再过于强调自己的作用。 [13] 章太炎：《与王揖唐》（1912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94页。 [14] 当然，章太炎谈及这些观点的时候，距离相关史事发生的时间非常近，因此，这些言论虽然属于一种“历史记忆”，但也可视为一种“时事评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会得出不同的看法。 [15] 章太炎：《与冯自由》（1913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506—508页。 [16] 杨天石整理：《钱玄同日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上册第219页。 [17] 章太炎：《检论·小过》，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16—619页。 [18] 章太炎：《检论·小过》，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19页。 [19] 章太炎：《检论·小过》，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19页。 [20] 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3页。 [21] 章太炎：《检论·大过》，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21页。 [22] 章太炎：《检论·大过》，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22页。 [23] 梁启超：《罪言》，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集第2398—2399页。 [24] 章太炎：《黄克强遣奠辞》，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93页。 [25] 章太炎：《勋一位前陆军部总长黄君墓誌铭》，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95页。 [26] 许寿裳：《章炳麟》，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225页。 [27] 章太炎：《答铁铮》，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69页。 [28] 章太炎：《答铁铮》，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75页。 [29] 章太炎：《革命道德说》，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69页。 [30] 章太炎：《勋一位前陆军部总长黄君墓志铭》，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94—495页。 [31] 章太炎：《喻培伦传》，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180—181页。 [32] 章太炎：《我们最后的责任》，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 [33] 关于国民政府对孙中山形象的建构与神化，参见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第172—173页。 [34] 章太炎：《与李根源》（1928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709页。 [35] 章太炎：《与李根源》（1928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710页。 [36] 章太炎：《在招商局轮船公司股东大会上之演说》，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296页。 [37] 章太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140—141页。 [38] 章太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140页。 [39] 当然，在章太炎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辛亥革命过程的叙述中，一个时常令人提起的便是他在《大总统黎公碑》中对于黎元洪的评价。关于这一问题，严昌洪先生在《章太炎修改<大总统黎公碑>考议》（《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里对之有详尽的梳理与论证，特别是研究了章太炎在为黎元洪做传时所引起的各方争议以及章太炎所持的立场。既然有此佳作，所以笔者在本文中对这一问题遂不再赘述。 [40] 章太炎：《国家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57—461页。 [41] 章太炎：《民国光复》，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88页。 [42] 章太炎：《检论·小过》，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16页。 [43] 章太炎：《与冯自由》（1913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509—510页。 [44] 章太炎：《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89页。 [45]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哀焚书》，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4页。 [46] 关于这一论述，参见章太炎：《正仇满论》，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卷上册第96页。 [47]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1页。 [48] 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49] 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23页。 [50]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7页。 [51] 关于章太炎对西方思想由接受到批判的过程及其内容，详见汪荣祖：《章太炎对于现代性的迎拒与多元文化思想的表述》，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 [52] 章太炎：《民国光复》，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90页。 [53]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载《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7—168页。 [54] （意）葛兰西著，陈越译：《现代君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55] 这也正如近藤邦康所言，章太炎批判性的继承了康有为的救亡课题，并将之深化到排满与反帝，把救亡的主题不再寄托于皇帝，而是整个汉民族，同时阐释“无生主义”，将长期匍匐于君主制之下的万民转化为革命的主体，唤起后者抵抗压迫的政治自觉，切断作为王朝统治参与者的士大夫传统，创造出站在民族革命前列的知识人革命家。一言以蔽之，章氏否定继承戊戌变法，开辟辛亥革命的道路。参见（日）近藤邦康：《从一个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第163—17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