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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府行政以钱粮、刑名两项为基础。刑名一词在清代的语境中主要代指与谳（yàn，审判定罪）狱相关的政务。在地方，刑名事务有内地直省与边疆地区两种管理体制，其中直省由州县、府（道）、按察司、督抚组成；边疆地区则根据各自情况由理刑章京、驻防将军等组成。二者都以“同级集权、纵向监督”为基本运作特点，每一级的权责高度统一。相比之下，中央刑名体制的安排要复杂一些，有资格参与刑名事务的衙门和官员很多，其中刑部之权独重，具有“天下刑名之总汇”的地位。 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徐乾学将当时刑部的职权归纳为：“其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定三流以上罪，内自八旗、五城御史诸案牍，统归于刑部十四司。每岁报闻，而轻重决之。至于新旧条例，宜归画一，非时矜恤，务广德意。天下督抚之所帅以奉行者，惟视刑部之所颁下而已。”（《刑部题名碑记》）按照他的说法，此时刑部的主要职权包括：第一，对外核定各按察司“三流（指流刑）以上罪”。第二，对内审理八旗和京师五城案件。第三，岁定秋审实缓。第四，主持刑名大政特别是律例的修订颁布。 其中第二点，在当时被称为“刑部现审”，即由刑部官员亲自问讯的案件。刑部现审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是京师地区旗、民的徒、流以上案件；第二是皇帝亲自指定由刑部审理的案件，如涉及高官的政治类案件，因为地方官审理无果而需要刑部亲审的重大、疑难刑案等等。 一、 移送与派审刑部现审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是京师地区的移送案件。京师地区包括北京内城、南城，以及五城巡城御史所领属的顺天府部分辖区。清代的京师旗、民杂居，刑名案件采取地域与身份双重管理的办法。相对而言，在清前期，由于旗、民分居程度较高，管理更侧重于身份；步军衙门侧重旗人，都察院五城侧重民人。中期以后旗、民相对混居，管理也更侧重于地域。步军衙门侧重内城及城门周边区域，都察院五城侧重南城和城外领属的顺天府部分地区。 大致到乾隆中期，除内务府偶有处理所管上三旗包衣及内廷太监徒罪案件的纪录外，京师地区的旗人、民人，及旗民交讼的徒罪以上案件，不论最初受理的衙门是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五城司坊、还是八旗各佐领、各部院、内务府，都要移送刑部审理。宗人府受理的皇室成员徒刑以上案件，则要与刑部会审。 刑部办理现审案件的部门和人员，清代中前期有多次变化。康熙以前沿袭明朝制度，直隶和京师地区的案件由十四司（中枢六部均分司办事，刑部下辖14个清吏司，后改为17个）分别管理，京师案件送部后分司审理。不过，十四司工作繁简不一，繁杂之司如山东司、湖广司等，所管省份的咨奏案件已经应接不暇，一旦遇到现审繁难大案特别是钦派案件，往往难以兼顾。雍正年间，刑部奉旨添设左、右二现审司，配置相应员额的司官，左司专办钦交案件，右司专办直隶案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转，刑部发现，这样的安排也有两个问题。第一，现审司定员之后，官员的升补与其他各司相同，司官的办事经验、法律素养与各司水平相当，但现审司，特别是左司的工作压力明显大于一般的司。因此，即便在雍正朝设立现审司以后，考虑到司官的办案能力问题，遇到重大钦案，堂官仍会挑选各司精干司官审理，全失设立现审左右二司之初意。第二，京师官民消息灵通，长期固定现审司官员，易开交结串通之弊。因此，到乾隆六年（1741），刑部奏准将左、右二现审司分别改为奉天、直隶二司，专核奉天、直隶两地案件，而将京师现审案件改由十七司轮流掣签派审。 步军衙门、都察院五城等在对所管地区的刑案犯证进行初步审讯后，先对照律例对该案犯的罪行进行大致判断。如果是笞、杖轻罪，步军衙门、五城可以自行完结。如果涉及徒刑、流刑以上罪名，则要马上移送刑部。案犯移送到部后，由本日值班的司官即“当月司官”负责登记，查对步军衙门等处来文，将人犯收禁，证人等取保。随后当月司官将人犯送到提牢厅，由提牢主事掣签，将犯人收入南、北两监中人数较少的监房。其中同案犯要隔别监禁，以防串供。女犯会被单独安置在女监。宗室人犯不必押送刑部监狱，而是关在宗人府空房中待审。收禁次日，收禁犯人的当月司官将该案文卷呈堂，由堂官掣签，分配给十七清吏司中的一个审理。 不过，这一处理方式又重现了康熙年间的问题。如果案件重大，碰到本司事务繁冗或缺少干练官员，案件就非常难办。面对这一问题，乾隆中期体制已近完备，秋审处给出了解决方案。这一时期，刑部律例最熟，能力最强的司员都聚集在秋审处，碰到现审的烦难案件，刑部将掣签与派审结合，除接案时仍将案件掣交某司审理外，由“当家堂官”指派秋审处干练司官若干名与之会审。在这种情况下，派审司员自然而然成为真正的主审官，本司人员不过“拱手陪坐”而已。总的来说，乾嘉年间派审的情况尚少，道光以后则逐渐形成现审大案无不派秋审处司官的局面。到同光年间，现审大案则全由派审司官处理，本司官员似全然不必参与。如光绪九年（1883）沈家本担任奉天司主稿，九月三十日记本司掣得现审案一件，“堂派徐兆丰来司办现审，李念兹帮办现审”。十月初四日记：“徐、李二君到司，现审有徐君办理，可以弛肩矣。”可知此时各司掣签现审不过名义而已，本司司官对案件已无过问之权责。 二、审讯与用刑现审案件分配到司后，就进入了审理程序。乾隆以前，刑部现审有所谓汉人不问满事的倾向，这是延续了清廷在关外的习惯。在康熙中期以前，刑部审理旗人案件需要用满文录供，汉官虽然也可以参与审案，但看不懂供词，只能审阅经笔帖式翻译后的招册。另外许多案件涉及到旗人内部的习惯、利益，汉官也不愿过多参与。因此，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后，虽然旗人案件招供改为兼录满、汉双语，但汉官不问满案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不过，清初满官的文化水平较低，对律例的理解更是远不能与汉官相比，满官即便遇到旗人案件，也往往会就律例的适用问题向汉官请教。康熙年间的律学家王明德在《读律佩觽（xī）》中记载，康熙九年他在刑部福建司任职时，旗下有一小叔收嫂案，全司的满汉官员都找不到对应的律条处理。河南司的掌印满司官名叫库而康，平时学习汉文很是用功，他认为应该适用《大清律》中“出妻”一条注释中“期亲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王明德解释说，《大清律》中“出妻”“完娶”分属不同的条目，不能混淆在一起适用。几番辩论后，库而康对王明德十分佩服，其他满汉官员也都很认可。不过，该案最终并没有按照王明德的意见断拟，而是由福建司掌印郎中宜成格裁定。由此可见，此时的满官虽然努力学习汉文与律例，但在熟练程度上还存在很大问题，遇到旗人案件，也需要与汉官讨论相应的法律适用问题。当然，最终的决策仍要由满官做出，汉官即便稍有异议，也不会越俎代疱。 乾、嘉以后，所谓汉官不问满事的惯例被逐渐打破，移送或是钦交的现审案件不分旗汉，普通案件由各司统筹分派官员审理，大案则由堂派的秋审处司官会审。与清代其他行政事务的做法相同，刑案派审一般都采取满汉兼用的做法，如一满一汉、两满两汉之类。 如果是本司审理的普通案件，本司多选派一满一汉两位司官坐堂。司官手写一票，命衙役送到南北二监，交司狱官提取人犯，由帮班禁卒押带至司堂听审。审讯大多安排在白天，如果案情复杂、限期紧迫，也会在夜间熬审。至于堂派秋审处司官到司会审的案件，审讯安排须以秋审处司官为准。秋审处部案累累，如果正值秋审核稿之期，更是繁忙，拖延的时间往往更长。至于钦命刑部与其他衙门会审的案件，虽然谕旨上通常指派由某大臣前往会审，但真正到堂参与审讯的多是该大臣所在衙门的司官。当然，如果是极其重大的钦案，特别是针对高级官员的政治类案件，也有钦派亲王大臣与刑部堂官（即尚书、侍郎）同堂会审的情况。如雍正朝审理有关年羹尧的一系列案件时，就多以亲王、重臣会同刑部审理。《文献丛编》中收录有《戴铎口供》一份。戴铎系雍正帝潜邸亲信，因为与年羹尧关系匪浅，此时亦被牵连在内，押赴京师受审。对于这样的人物，如果仅以刑部司官坐堂，必然被其轻视。因此雍正帝命他最信任的弟弟怡亲王允祥与刑部会审。戴铎口供开头写“十三王爷同大人问”，即指怡亲王与刑部堂官当堂所问。 在问讯过程中，理想的方式是运用“听辨五辞”，即运用《尚书·吕刑》中提出的辞、色、气、耳、目五种方式理刑狱、求民情，要以诚待之，以理鞫之，则“未有不得其实者”。那些洞悉人情的“名吏”在传记中也往往被赋予这样的形象。如孙家鼐记载晚清法律大家薛允升审案经常审到半夜，一盏孤灯照在屋内，吏役都已经睡去，只有薛允升一个人平心静气，毫无疾言厉色地与囚犯絮絮对语。囚犯忘记了他是官员，他也似乎忘记了囚犯是犯人。所以凡是他审理的案件，没有不情罪相当的，囚犯即便最后被判处死刑，仍然感念他的恩德。但是，受刑侦技术局限，清代刑官问案，还是以口供为重，是以刑讯一事，在审讯中几乎不能避免。精干高明如沈家本，也曾对犯人“分班拷讯”，且并不讳言。 刑部官员刑讯犯人一般以掌嘴、杖刑为主，对拒不招认的重犯则用夹棍、拶（zǎn）指。审讯三品以上大员，如需动刑，则要事先请旨。刑部的刑具由四川司掌管，按例设有“夹棍十副、桚指十副、枷一百四十具、板二十副、镣锁各八百件，又扛子二十根”，各依典章制造。但事实上，刑具的规格也并非那样统一，衙役借此上下其手，收受贿赂。这样的情况在清初比较常见，连康熙帝也有耳闻，并曾亲自告诫刑部堂官：“犯人各有应得之罪，今闻尔部枷孔大小不一，板有厚薄。贿嘱者板薄而孔大，否则板厚而孔小……此等情弊尔等宜亲行严察禁止。”（《清圣祖实录》） 刑部官员虽然以慎刑自勉，但常年从事审讯工作，对刑讯的危害也难免冷漠麻木。越是遇到疑难大案，特别是限期迫近，经过皇帝亲自督促的案件时，刑部官员用刑的力度就越大。如嘉庆九年（1804）二月，刑部部内的赃罚库被盗，涉及看库吏役、兵丁二十余人，屡供屡翻，审讯数月，毫无结果。嘉庆帝大为震怒，痛斥：刑部是天下刑名总汇，自己衙门被盗了都这么久破不了案，其他棘手大案，还能指望你们迅速审理清楚吗？此后，皇帝又多次就此事对刑部提出批评，使刑部堂司倍感压力。为了早日审结此案，刑部将疑犯反复刑求，二十余人“备受各刑，体无完肤”。与之类似的是道光二年（1822）刑部承审的御史常赓滥责酿命一案，刑部在审讯中直接将本案要证唐七刑讯毙命。不过，刑部地处京师，上有皇帝，旁有科道言官，与地方官署一手遮天的情形还是有所不同。刑部如果出现刑讯过度的情况，会被言官揭发弹劾，引来皇帝的干预。前举嘉、道时期两案，都是如此。 三、定稿与上奏刑部官员在问讯犯人时由书吏为犯人录供，如系徒、流轻罪，司官即可就供拟出判语，呈堂发落。一件案子通常由满汉两名司官审理，二人需商酌办理，如果出现抵牾，难免要有一番争论。乾隆年间的刑部司官王友亮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乾隆五十年我接到某甲偷砍了自己家祖坟上两棵树卖了的案子。我们司的书吏说应该刺字，我表示律例上没有这种规定。书吏说虽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前不久浙江司刚接到了类似的案子，他们将案犯某乙比照窃盗之例刺了字。和我一起办案的满洲主事五泰很困惑，我说：不应该这样判，子孙盗窃父祖的财产，父祖会对他施以家法但不会将事情公诸于街市，是不忍心子孙留下盗贼的名声。那么盗祖坟上的树木和盗父祖的财产有什么区别呢？将他施以杖刑就可以了，如果刺字，就是将他的偷盗行为公诸于世，绝了他的自新之路，他父祖在天之灵也会伤心。法律当然不可以任意增减，但愚民无知，如果深文周纳，比照不孝律治罪，那杀了他都不过分，何况是刺字呢？五泰说：你说得很对，不过，本案的某甲和浙江司的某乙都是贫民无赖，以后一定都会再犯，那么在稽查他们的案底时，尚书大人一定认为浙江司刺字的做法对，而咱们则会因为宽纵而受到处分，如果有这一天，我会和你一起领受处分的。一年以后，果然如五泰所言，吏部将我们俩分别给予了罚俸半年的处分，而在续修条例时，还增加了不能因为盗窃的赃物价值不高而免于刺字的条款。我在刑部工作六年，经常和人意见不一致，五泰公这样的同事真是不易得啊！ 此案系王友亮与五泰二人承审，二人本意将该犯按律定罪，被书吏告知浙江司有从严的成案在先，王友亮坚持原议不肯俯就。五泰深知其时政尚严厉，本案如与浙江司所断不一，碰到犯人复犯，自己作为承审司官难免要因为“误出人罪”受到处分。他明知处分在即，能慨然与王友亮“分任之”，同事之宜颇笃。而从王友亮的感慨中也可以体会出，同审司官之间对案情与法律适用出现争执，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如果是钦交重案，司官在审讯后，应将口供送各堂官审阅。回定供稿之后，司官不必再同地方官那样拟写招册、看语等文书，而是直接拟写奏稿。现审案件的奏稿与直省刑案题本、奏折的形式不同，既包括刑部对该案的叙述，也需包括犯证的供词。因此，有经验的刑部司官在问口供时必须兼顾奏稿的内容，如果供词与最终适用的律例有出入之处，就很棘手。光绪年间的兵部司官陈夔龙、工部司官端方在与刑部会审大凌河马场一案时，趁刑部司官不在场时，问出犯人口供，刑部司官却说：这件案子你们二位变着法的让犯人招供，甚好甚好。但是供词里叙述的情节，很难与律例对得上，我们没办法拟定结案报告上奏，只能重新审理，再录正供。陈夔龙认为这是刑部司官自己审不出实情，看到我们取得了口供，他们面子上过不去，才故作挑剔之语。站在陈夔龙的角度上，这样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也确有陈、端等人不知道刑部问供要领的原因。 钦交案件特别重大，有时也由精通律例的刑部堂官亲自拟写奏稿。薛允升因为极善作稿，任司官时与同事蔡赓良并称为“薛三千、蔡万言”。他在升任堂官后也常常亲拟奏稿，审理江宁三牌楼一案时就曾“闭门八日，手治爰书”。 京师现审的死刑案件，刑部在初审后，还要有“会法”的程序，即三法司会审。刑部初审官将审讯口供抄送都察院、大理寺各一份，由院、寺择期派出官员到刑部会审。最终结案的题本也要由三法司堂官共同署名。不过在实际运作中，“会法”极少有推翻初审的情况，特别是乾隆以后，现审会法的程序完全流于形式。 刑部结案报告拟好后，即可上奏。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一些重要的钦交大案，皇帝常常在办案过程中就向刑部堂官询问审理进度。一些殷勤主动的堂官，也往往愿意及时将审理的情况向皇帝汇报。这样的做法固然对督促刑部审案，避免拖延扰累有正面作用，但另一方面，皇帝在了解案情时，往往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又给刑部的审理带来一些麻烦。案件讯问未尽，许多情节还没有弄明白，或有反复也未可知。而皇帝并非审官，对全案掌握并不清楚，听堂官口奏几句，难免产生先入为主的主观猜测。皇帝的身份又决定他一旦说出自己的看法，很容易造成审官先意承志，顺从其思路进行后续问讯的结果，审讯客观性难以得到保障。这是皇帝直接干预钦案审理之弊端。 作者简介 郑小悠，女，1987年生。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著有《年羹尧之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