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是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跃。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和新文化史的日趋活跃，改变了文化史研究的格局，推进了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但也带来了文化史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的困扰。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两者之间是完全可以调和的。而调和之道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采用传统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重建文化史实；另一方面，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进一步解释文化史实。这样，便将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探究传统文化史的内容，既弄清“是什么”的史实问题，又着力解决了“为什么”的文化解释问题，深化了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将求真的历史学方法与求解的文化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结合起来，将“白描”与“深解”结合起来，文化史研究在新文化史的关照下得以深入。 关键词：传统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 新文化史 深度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与新文化史的兴起。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在“文化热”讨论中重新起步，并围绕着文化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探究，产生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随着传统文化史向社会文化史及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研究内容日趋广泛，研究方法日趋多元，研究深度不断强化，创建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化史理论体系的条件逐渐形成。 一、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史研究的复兴，是由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引发的。人们从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对文化问题进行反省，对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新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思考，由此在1980年代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文化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出版了诸如龚书铎的《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张岱年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发表了多达600余篇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著关注的论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的敏感问题，如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重新认识，如对“中体西用”论的重新评价，如对五四精神的重新审视等；二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见解，如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现代因素以谋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如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及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建立中国本位的“化互为体用”说，等等。 随着199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近代知识分子、社会风俗风尚、中西文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化，并出版了诸如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吴廷嘉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王金铻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许纪霖的《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等有特点的研究成果。从文化近代化视角重新评价中国近代文化人物，成为学术界的趋向，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曾国藩、李鸿章、杜亚泉、陈序经等，均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出现了众多的学术论著。此外，社会风俗、宗教、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过去比较忽视的领域，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出现了诸如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等研究成果。 正是在文化专题史研究深入的基础上，全面反映近代文化发展风貌的综合性文化通史著作陆续出现。其中比较重要者有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汪林茂的《晚清文化史》及丁伟志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下册）等。其中由史革新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和黄兴涛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在体例和观点上有较大突破，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领域权威的通史性著作。耿云志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系列著作分为9卷：《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耿云志著）、《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郑大华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邹小站著）、《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郑匡民著）、《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王中江著）、《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嬗变》（宋惠昌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左玉河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张剑著），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文化转型问题，紧扣近代文化转型的主题，从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比较立体地展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近代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既显现其总体演变的轨迹，又显现出若干具体领域文化转型的轨迹，并提出了诸如公共文化空间形成的意义、近代学术体制化的趋势、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等许多新见解，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此外，包括京派文化、沪派文化、湖湘文化等在内的近代区域文化史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既有像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那样的宏观性著作，也有像陈伯海主编的《上海文化通史》、曲彦斌主编的《辽宁文化通史》、刘硕良主编的《广西现代文化史》、金海主编的《从传统到现代——近代内蒙古地区文化史研究》、朱汉民的《湖湘文化通史》等各地编撰的当地文化史著作，区域文化史研究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 二、社会文化史的兴起 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刘志琴于1988年发表的《复兴社会史三议》一文，首次论述了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的连带关系，并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交织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概念。此后，社会文化史的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使这个新学科得到迅猛发展。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出版后，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新词语与观念变迁、历史记忆、身体性别史、社会风俗等，均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其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如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公共舆论）、民众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心态）、集体记忆、社会语言（公共话语、知识）、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文化等。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1990年代以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并出现了两种研究途径：一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出发，辨析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循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文化派”，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为代表；二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框架，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依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商会派”，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尽管两派差异较大，但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欧洲近代市民社会有着根本区别。近代茶馆、公园、剧院等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瞿骏的《辛亥前后的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一书，围绕清末民初上海的开放私园、街头、店铺、茶馆、戏园、车站、码头、会馆等城市公共空间展开，研究范围包括舆论中的“革命”、形塑革命中的舆论变迁、新革命英雄谱系、革命烈士的生成、追悼会的现实情境、革命形象在生意中的呈现与流变、革命后的上海城市乱象与城市控制、民众日常生活等。王敏等编《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一书，选取了1843-1949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几种典型类型，如公园、戏园、电影院、游乐场、咖啡馆、跑马场等，叙述其沿革兴衰的历史过程，着重探讨其与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一书，试图再现成都的公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象，勾画在公共生活的最基层单位上日常文化的完整画面，并通过挖掘在成都茶馆中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事件，建构茶馆和公共生活的历史叙事和微观考察，从而以一个新的角度观察中国城市及其日常文化。他的另外两部著作《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和《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则着力关注底层的大众文化，对下层民众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社会心态史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并出现了众多研究著作，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王跃的《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等。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民众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嬗变，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社会观念史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方维规对近代中国的“文明”、“文化”观念进行了追踪式考察，刘慧娟对近代“国家”观念的考察、蔡永明对“外交”观念的考察、董丛林对太平天国时期“谶谣”的考察、金普森等人对“国货年”运动的考察及丁贤勇新式交通对人们时间意识影响的考察等，都是有代表性的成果。杨念群的《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一书，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及其内容，并考察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权的博弈过程中，如何逐渐丧失自身的操守，最终成为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协从者的悲剧性命运。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特别是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马敏的《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一书，则关注了近代商人观念及法律意识、政治意识等演变。魏光奇的《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罗福惠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等著作，则关注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演变。许纪霖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一书，从传统的天下观念遭受现代性冲击入手，讨论了儒家、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晚清的地方认同和个人认同、五四的“世界主义”、文明与富强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等等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中的尝试，最后提出了“新天下主义”的认同模式。此外，郭双林对辛亥革命知识界平民意识的考察，李恭忠对晚清“共和”表述的考察，孙燕京对清末立宪派政治心态的考察，罗检秋对知识界关于“文明”认知的考察等，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近代社会变迁与观念变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长期以来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但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史学界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并将新名词与新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黄兴涛从新名词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变革的关系入手，尝试着揭示近代中国新名词形成、传播之丰富微妙的思想史意义；冯天瑜对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及“封建”概念作了初步考察，郭双林等人对“国民”与“奴隶”二词的渊源及其在清末从古典意义向近代意义转化过程作了考察，刘学照就清末上海报刊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薛恒从历史语言考察和语言解释学的角度对“封建”概念在中国近代的兴起和含义变化的过程进行了探讨，章清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脉络探讨“自由”观念，徐时仪从语义学和传播学角度出发考辩“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探讨西学新词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都是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从语言、文学、性别、观念及文化交流等角度，对“她”字的现代性与社会认同进行了详细解读，堪称学界有关新名词研究的代表作。刘集林对晚清“留学”一词进行词源考察，侯旭东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流行的“专制”词语及其“中国古代专制说”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等，都体现了这种从文化视角揭示近代新名词的研究趋向。张帆对“科学”一词涵义的考察、桑兵对近代“华南”一词演变的考察、郭卫东对“北洋”一词进行的分析，均着力发掘新名词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展现了文化分析的独特魅力。 三、新文化史研究的活跃 在中国社会文化史兴起之际，国际学术界出现了所谓“文化转向”，新文化史在西方学界悄然兴起。新文化史家着力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历史，正如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所云；“文化不再被理解为是精神阶层所专享的知识和审美的领域，倒不如说是全民都在经历的体验生活的方式。”作为一种新方法和新视角，文化研究可以运用到历史学的诸多领域，一切历史现象均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都可以用文化分析方法加以解释。意义、话语、叙述、表象、文本、语境等，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工具。新文化史家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可以作文化分析的核心理念，必然导致文化史研究范围的空前扩大。日常生活、物质生活、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符号、大众文化等，均被纳入文化史研究的视野而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西方新文化史引入中国并与社会文化史研究趋向结合后，出现了从传统文化史向社会文化史及新文化史转向的新趋势，产生了许多颇具新意的新文化史学术论著。如湛晓白的《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一书，把时间制度与观念的演变置于晚清民国社会近代化整体变迁的过程中去考察，梳理了以公历、星期制、标准时、时刻分秒计时制等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时间体制在中国传播和建立的历程，以及近代时间为历法所赋值，为节庆礼仪所演绎，为政治文化所形塑的种种丰富的历史形态，并努力解读了其中所内蕴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再如张仲民的《出版文化与政治》一书，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切入，研究晚清生理卫生特别是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与传播，进而探讨人们生理卫生观念、生殖观念乃至性观念的变化。他的另一部著作《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这重点关注了清末民初中国的阅读文化建构及与之相关的“接受政治”问题、来自欧美与日本的新知识在中国如何再生产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派生意义与社会效果。再如黄东兰主编的《新史学》第4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及张仲民、章可编《以教科书为中心：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等著，着重探讨近代以来国人业已熟知的各类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即知识的建构性，内容涉及历史、地理、生活、语言、医学、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傅荣贤的《中国近代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演进》一书，这在历时性分析近代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的总体演化轨迹及其谱系变革的动态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知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医疗社会史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学术界出版了诸如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胡成的《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跨国和跨文化视野之下的历史研究》、马金生的《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梁其姿的《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及《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等有代表性的著作。余新忠、杜丽红主编的《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一书，通过选取医疗社会史方面代表文章，强调将社会史的分析和文化史的诠释结合起来，不仅还原和描绘医疗史实演变的具体过程，更要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及其特定的文化含义。 大众文化是近代以来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复合体，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推出的笔谈《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王笛对成都娱乐空间与大众文化关联的细致考察，姚霏对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文化分析，姜进等人在《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中对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所作的探讨，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对民国时期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民国政治互动关系的考察，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对中华帝国晚期民间庙会的深入分析，均展现了从文化视角入手并以文化分析为手段探讨大众文化多重面相的新文化史趋向。 符号、仪式与节日纪念是新文化史特别关注的领域，同样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出现了许多成果。郭辉的《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一书，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探寻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仪式举办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功用。何卓恩对国民党“双十节”纪念的分析，陈金龙、李军全对中共节日纪念及中共纪念中肖像政治的研究及李恭忠、陈蕴茜等人对民国政治符号的解读，均有新意。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一书，从陵墓、葬礼和纪念仪式等方面考察了孙中山身后形象的塑造过程，并将之与国民革命和“党治国家”体制建立过程结合起来分析，展现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变革进程当中一个相对隐晦的侧面。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关注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建构，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的遗存和延续，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藉以整合社会、巩固其威权统治的一大创制。赖德霖的《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一书，通过考察民国早期礼制建筑及纪念物、南京中山陵的设计、中山纪念堂等问题，重新认识了中山纪念建筑作为政治符号和文化象征符号的深刻意义。此外，武洹宇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骷髅符号的释读，李俊领对民国时期泰山政治文化建构的探究，均注意发掘文化事物背后的政治内涵和文化意义，充分展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趋向和特质。 历史记忆与政治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关联，是新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孙江主编的《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从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殖民与后殖民记忆等方面探讨历史记忆问题。杨琥编《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及忻平主编《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均关注近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活动、社会生活问题的关联。罗福惠等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书，以民国以来各级政府、辛亥革命参与者、民间组织、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为研究对象，以期加深对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并透过百年来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加深对近现代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此外，王先明从绅权角度考察了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问题，郭辉、罗福惠还提出了“中共记忆史”设想，马建标关注了一战国耻记忆并对其进行政治文化阐释，候杰等人关注赛金花的集体记忆问题，孙江考察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中国近代记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代社会生活纷繁复杂，自然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上海辞书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20余部，涉及近代上海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胡俊修的《民国武汉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熊月之的《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忻平主编《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等著作，对近代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风俗习尚、文化娱乐等诸方面的变迁轨迹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并力图揭示近代社会生活变迁的文化意义。姜进的《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一书，则关注了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以演员和观众的访谈及越剧戏目的研究为基础，重新构建一个对于演员和观众充满意义的越剧的世界。韩晓莉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一书，以秧歌小戏为关注焦点，在北方农村社会百年变迁的大背景之下，展现民间戏曲的生存状态，尤其重点关注国家如何对民间戏曲加以改造过程及其背后涵义。 性别与身体史解读也是新文化史关注的热点问题。杨兴梅的《以王法易风俗：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干预缠足的持续呼吁》关注了知识分子对反缠足的呼吁，认为国家权力对缠足的干预与控制呈逐渐增强之势，但这并不是由于官方的主导而主要出自知识分子的要求。侯艳兴的《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一书，力图揭示近代上海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女性自杀的社会性别意义，曾越的《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考察缠足由盛转衰（倡导“天足”）、提倡“天乳”与“曲线”的革命、女体的公开、近代女性服饰的选择，以及女性与家庭的关系等问题。王雅娟的《权力话语下的身体规训与社会变革》从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国情出发，借助权力和规训等新文化史理论，以身体之服饰、辫发、缠足为三个思考维度，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探讨近代以来“身体”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联。 四、文化史的困惑与理论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是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跃。改革开放初期复兴的传统文化史，是与经济史、政治史并列的以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它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并以史学研究方法为主。传统文化史研究坚持历史学的求真宗旨，着力弄清近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历程及其情况，进而揭示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传统文化史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方法，尤其重视历史考证法，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不重视“解释性研究”，所采用的解释框架主要是社会经济对文化影响的因果式关联性框架。复兴后的传统文化史研究领域、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发展，但正因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忽视“解释性研究”，这种传统式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并没有得到较大突破，故传统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显得比较平稳。 真正激荡起近代文化史研究高潮并促使其向纵深发展的，是社会文化史及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社会文化史虽然提倡从自下而上的新视角审视文化现象，但在是否仍然将其视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问题上有较大分歧。部分学者仍然将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确定为特定的文化现象并将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加以建设，并不否认文化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所不同的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但更多学者不赞同将社会文化史视为一种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作为新视角和新方法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史，实际上与西方新文化史理念基本相同。新文化史翻转了学界对传统文化史的认知，不再将文化史视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史学分支学科，而是将其视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在新文化史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这样便出现了文化史研究范围的空前扩大和研究方法的突破。 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和新文化史的日趋活跃，改变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格局，推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但也带来了文化史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的困扰。传统文化史将文化史视为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学科一种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作为学科的文化史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求真为目标，以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及作为学科建设的文化史的主流。但存在的弊端是：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方法陈旧，以实证的方法研究文化史，可以弄清“是什么”的问题，但无法进而弄清文化现象“为什么”的问题，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不重视“解释性研究”，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深度，文化分析的方法难以运用。新文化史将文化史研究视为一种新视角和方法，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都可以进行文化分析，弥补了传统文化史研究方法成就和分析不足的弊端，但新文化史研究领域异常广泛，不再将“文化史”视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根本否定了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因而“文化史”研究就丧失了起码的研究领地。这样，文化史研究出现了因学科属性差异而导致的方法困惑，出现了传统文化史偏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新文化史偏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两难问题。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与新文化史范式在对于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和方法属性上存在的根本分歧，严重困扰着当前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两者之间能否协调？这实际上关涉中国文化史研究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实际上，两者是完全可以折中调和的。而调和之道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仍然以传统文化史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为限，不能像新文化史所强调的那样将一切历史都视为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而是仍然将文化社会研究限定于文化现象及其发展情况，不能无限扩大文化史研究的范围。这就是说，仍然将文化史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承认其有独立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地位，不能仅仅将文化史视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而不承认其有特定的研究领域，而是首先将其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然后再在这个确定的研究范围内作为方法加以审视。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文化史研究采用的方法首先仍然是历史学的方法，注重实证性研究，以历史的求真为目的，充分重视其“描述性研究”的特性，在重建史实，在史实层面上弄清文化史的“是什么”问题，发挥其“实证科学”的特性。 其次，文化史研究要采用新文化史的视角、理念和方法，对传统文化史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深度的文化解释，用新文化史所强调的文化分析、文化解释来研究被限定的文化现象（对象），着力发掘文化事项的内涵及意义，充分关注新文化史“解释性研究”的特性，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门“解释科学”加以重视，在历史学重建史实的基础上，注重文化解释，重点解决“为什么”问题，对文化现象作深度解释。概括起来说就是：一方面，采用传统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重建文化史实；另一方面，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进一步解释文化史实。这样，便将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探究传统文化史的内容，既弄清“是什么”的史实问题，又着力解决了“为什么”的文化解释问题，深化了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将求真的历史学方法与求解的文化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结合起来，将“白描”与“深解”结合起来，文化史研究在新文化史的关照下得以深入。 为此，新文化史关照下的文化史研究要注意三个基本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用白描(浅描)的方法，将社会生活（文化事项）的表象呈现出来，回答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层面，要用浅层解释的方法，说明社会生活表象的直接原因和表层意义，回答并解释“为什么”的问题；第三个层面，要用深度解释的方法，揭示社会生活现象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及文化意义，回答并解释“怎么样”的问题。既要关注社会生活，因为这是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立足点，更要揭示生活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这是新文化史研究的要求。采用新文化史所强调的深度解释并着力于发掘文化事项背后的意义，是文化史研究值得探索的可行途径。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取得丰硕成绩，但目前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还处于“白描”及“浅释”层面，缺乏“深解”的理论自觉。文化史研究从“白描”阶段提升到“浅释”阶段，进而发展到“深解”阶段，是从传统文化史研究深化到新文化史研究的要求。为此，必须将“寻求意义”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根本目标，从“深度解释”入手寻求历史活动的深层意义。深度解释，是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有效途径。作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社会文化史及新文化史必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重要生长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将会加强，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思想史与观念史的结合研究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学界同仁已经有了许多年的探索实践并作了初步思考，创建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文化史理论体系的条件逐渐成熟。 原刊《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