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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下载 内容摘要 严家淦是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重要的财经技术官僚，是台湾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推手。他早年帮助蒋经国历练经济事务，获得蒋氏父子的信任。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权力交接过程中，他因技术官僚的背景且无门无派而被蒋介石选为“过渡人物”。之后，他逐渐放弃财经官僚的专业角色，转而作为一个权力的配合者，直到蒋经国最终任“总统”。以严家淦为典型的技术官僚是台湾文官体系稳定的重要力量，有利于国民党政权最后和平转型过渡。 关键词 台湾 严家淦 蒋经国 接班 前 言 两蒋（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权力交接在台湾现代政治史有重要意义。国民党退台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除了所谓“反共复国”外，台湾政治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蒋氏父子的强人统治体制。因此蒋经国是否“接班”、如何“接班”长期都是当时政治观察者感兴趣的议题，也是后来历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严家淦是国民党退台初期的重要财经官员，曾任“财政部长”、“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与“总统”。在蒋经国“接班”过程中，严氏为政治上“过渡人物”。当严家淦被蒋介石选为“行政院长”代替陈诚时，他已经是一个十分干练的财经技术官僚，且长期都是陈诚非常倚重的下属。作为技术官僚，严氏易于控制，成为蒋介石挑选“过渡人物”的最佳选择。之后，他逐渐放弃财经官僚的专业角色，转而作为一个权力的配合者，直到蒋经国最终任“总统”。由于严氏本人长期低调，无门无派，使得外界对他角色、作用和影响研究甚少。影响蒋经国“接班”的因素很多，是个宏大政治史问题，如蒋介石和蒋经国个人因素、国民党的体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等等，都是学者喜欢着眼观察的角度。本文拟从严家淦的从政经历出发，探讨蒋经国“接班”的过程，以期丰富蒋经国“接班”研究。 严家淦与两蒋的渊源 严家淦生于1905年，江苏吴县人。他仕途顺畅，最初成名于福建。时任财政厅长的严家淦，抗战时期率先在福建推行田赋征实，颇受外界好评。[1]台湾光复初期，随老上司陈仪接收台湾，初任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长，不到半年又改任财政处长，此为严氏与台湾的关系的渊源。1945年11月，陈仪派严家淦飞重庆向交通部述职。接着，他奉命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详细报告台湾接收以后交通运输的修复状况。这是严家淦第一次见蒋介石。[2]不过当时严家淦的角色只能算是“党国青年精英”，离蒋介石财经决策圈还很远，并未给蒋介石留下多大印象。严家淦处事干练，一直执掌台湾光复初期的财政大权，历经陈仪、魏道明和陈诚三任省主席而不倒。 1949年初，内战中失败的蒋介石决议退据台湾，他将心腹陈诚任命为台湾省主席。陈诚作为军人，不懂财经，经济政策上完全依靠严家淦。上任不久，陈诚就携时任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飞赴杭州见蒋介石。[3]当时，稳定台湾的经济的最迫切问题是要进行币制改革。严家淦建议陈诚去杭州面见蒋介石时，就提议币制改革，要求中央银行从上海带过来的黄金中拨付80万两，做为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4]1949年3月15日，陈诚又带严家淦赴奉化见蒋介石，商讨财经问题。[5]此行给严家淦莫大机遇，得以有机会接近权力核心，施展才干。与严家淦主张在台湾实行币制改革不同，其时宋子文主张东南沿海一体改革，而不是单单进行台币改革。蒋介石最后拒绝了宋子文，采用了严家淦的建议。1949年6月15日，陈诚、严家淦宣布即日实施台币改革，发行新台币，收回旧台币。[6]币制改革隔断了台湾与大陆货币联系，避免了台币崩溃的命运。由于币制改革的成功，严家淦获得了蒋介石重视。 1949年6月蒋介石到台湾，在阳明山拟设立总裁办公室，8月1日总裁办公室成立，力推国民党改革。总裁办公室下面设立九个专门小组，吴国桢为第二小组组长，负责经济建议。1949年底，吴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严家淦接替他成为第二小组组长，俨然成为核心财经幕僚。[7]不久，陈诚任“行政院长”，任命严家淦为“财政部长”。1954年3月，陈诚升为副“总统”。“行政院长”由所谓“宫廷派”俞鸿钧接任，严家淦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保安司令。“财政部长”和台湾“省主席”当时都被看作是负责经济的重要职位，严家淦在这两个位置上先后任职，可以说一时风光无两。毫无疑问，严家淦才干已获得蒋介石的充分信任。 除了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严家淦作为陈诚的干将，在陈诚和吴国桢的政争中，帮助陈诚斗败吴国桢，巩固了他作为首要财经技术官僚的地位。 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经人事布局，主要由蒋介石、陈诚、吴国桢之间的权力博弈产生。吴国桢曾经敏锐地觉察到，蒋介石任用自己为台湾“省主席”是为了解决台湾的财政困难。他认为钱和剑是蒋介石政权的最主要的基础。[8]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行视事”，陈诚组阁。蒋介石在财经人事上，主要是平衡“行政院长”陈诚和“省主席”吴国桢之间的关系。吴国桢上任后用任显群为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氏有非常卓越的财政能力，在任期间发明统一发票，对加强税收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陈诚旋即任命严家淦为“财政部长”，以便与台湾“省政府”争财权。吴国桢得知严家淦任“财政部长”时，极为不满，要求自己兼任“财政部长”。蒋介石得知吴国桢的要求后，判断“其多半当受美国在台之使馆人员之影响也”。蒋不为所动，最后仍照原定名单提案通过，不管美国的态度如何。[9]不久，吴国桢卷入台湾银行秘密滥发钞票案，使得陈诚有机会反戈一击。[10]这个案子由陈诚面告蒋介石，最后用发行电力股票收回多发新台币。[11]陈诚的这个动作，当然离不开严家淦的工作。1952年4月1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在与陈诚政争中最终落败。在陈诚与吴国桢之间的权力博弈之中，主要还是反映所谓“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之争。陈诚此时依靠严家淦决定财政，但是主要赋税收入仰赖台湾一省。吴国桢则依赖任显群处理财政，处处受到陈诚的掣肘。严家淦和任显群都是非常出色的技术官僚，双方的财经政策也大同小异。因此这场财权争夺，无非还是权力博弈。吴国桢试图挟洋自重，以此斗倒陈诚。吴氏此举犯了了蒋介石的大忌，蒋介石为了美援，隐忍不发，在财政有所好转之后，果断剪除吴国桢。吴国桢离台去美国后，“中央”成功接收了台湾省的多数财经权力，严家淦也就自然的成了最炙手可热的财经技术官僚。 在严家淦仕途上升之时，蒋经国的仕途也快速上升，但两人起初并无交集。严氏比蒋经国年长五岁，蒋经国主要任职军政部门，起初在意收揽军政大权。蒋介石退据台湾后，一开始就极力拔擢其子蒋经国，表明蒋介石有意传位于子。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民主的根基微乎其微，威权人物传位给子女也未尝违反国民党的内部政治伦理。但是传子能否成功，取决于蒋介石对政权内部的处置和蒋经国个人的政治经验与才能。退台初期，蒋介石的声誉和权力下降到最低点。蒋介石“复行视事”，蒋经国被任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接着蒋经国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帮助其父巩固权力。国民党改造后一年，蒋经国又被选为国民党常委，成为蒋介石权力集团的核心。蒋经国在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就兼任特设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他在这个位置上既可以命令“台湾保安司令部”等相关部门执行具体命令，又可以通过对情报特务机关人事任免的备案，掌握全岛特务名单。[12]而且，蒋经国为了培养自己的班底，于1952年10月，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由蒋介石挂名团长，他任副职，实际控制。[13]蒋经国一直担任副团长达20年，把救国团建成他培养接班班底的重要机构。 蒋经国的这些工作履历基本上都是军政工作，几乎不管经济。虽然他在大陆时期有过赣南地方工作经验，但在台湾的经济和地方治理上缺少经验。蒋经国之所以不插手经济，与当时台湾特殊经济形势有关。国民党当时经济不能自立，极其依赖美援支持。蒋经国此前并无与美国经济官员打交道的经验，也不懂现代经济治理，很难插足。对于经济工作，国民党退台初期，技术官僚治理处于特别重要的位置。在美国经济援助台湾时期，美方一直逼迫蒋介石使用技术官僚来推行她的经济改造计划。负责分配美国经济援助的美援会一开始就是美国驻华共同安全分署之相对机构，是原国民政府的行政部门之一支。国民党退台后，台湾当局的美援会主任委员，按规定由“行政院长”兼任，行政院内各主要经济职能的部门，如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等主要负责人，另及台湾省主席，均为其委员。[14]该会的实际地位远在“经济部”、“财政部”等常规经济职能的部门之上，其职权和影响力远超出美援运用范围之外，成为当局推行发展战略和制定宏观经济计划的重要部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援会是指导台湾经济的中枢机构，堪称台湾的“超级经济部”。 1950年1月26日，严家淦调升“经济部”部长，3月“行政院”改组，陈诚调严家淦任“财政部”部长，4月兼美援会副主任委员。陈诚是主任委员，但他对美援也是外行，美援会的实权掌握在严家淦等技术官僚的手里。1954年，严家淦任职“台湾省主席”，仍兼任美援会委员。由于严家淦熟悉美援分配流程，有关美援事项，严家淦都参与讨论。当时国民党兵源老化，当局财源有限，希望借助美援实现“国军”退伍就业和安置。因此，当1954年11月，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严家淦），培养蒋经国在经济工作方面的能力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严家淦与蒋经国首次供职一处。“退辅会”的工作主要由蒋经国在做，严家淦只是挂名。1955年4月，严家淦委托“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经国代理主委职务。6月，严家淦又辞“退辅会”主委兼职，由副主委蒋经国真除。从后来政局变化来看，此事对严家淦影响非常大。对严家淦来说，他已然明白蒋介石培养儿子的决心，不仅放手“退辅会”，而且积极帮助蒋经国取得政绩。彼时，严家淦是美援会的委员，对如何利用项目争取美援得心应手。严家淦利用影响力，积极帮助争取美援。蒋经国拟定了一个计划，与美磋商，所提出计划由美援会先后于1954年11月及1955年2月提送安全分署。随后，美国政府同意于1955年会计年度移拨1亿美元，供增加台湾军经援助之用，其中经援项下用于退除役官兵计划者计4200万美元。[15]计划项目包括：增设大同合作农场10处及海埔地开垦、伐木造林及采集松香、渔殖；省建设厅下成立荣民工程处承办建筑工程、设立技术训练机构；兴筑横贯公路；建立各科医院等九项计划；设立职业检定中心及职业介绍机构；兴筑荣民之家10所。[16]蒋经国风餐露宿，与老兵共患难，获得外界好评，赢得亲民的形象。这些工作当然都有“省政府”各部门共同推动，严家淦实质为蒋经国取得政绩创造了诸多便利。 严家淦在“蒋陈之争”中的角色 1954年5月，陈诚担任“副总统”。按照“宪法”，“副总统”是备位，本身并无实权。11月，陈诚又兼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2月，又兼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当时“反攻大陆”喊得震天响，虽然这两个职位也不拥有实权，但却有指标意义，似乎意味着是真“备位”。1956年8月，陈诚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八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0月，中国国民党总裁提名，经“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陈诚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过去历史上只有汪精卫当过这个职位，给外界“陈诚就是接班人”的强烈暗示。此时，蒋介石已年近古稀，外界都在传他的接班人问题。在国民党的威权体制里，处于权力顶端的威权人物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君主一样，继承问题是所谓“国本”。但是，作为所谓“革命民主”政党的国民党本身并没有完善的制度，它既不能按照民主制度选举产生，也不能明言按照君主制直接血统继承。因此，外界纷纷热议国民党政权在继承问题上的态度，来观察台湾当局的政治动向。 早在国民党退台之初，陈诚与蒋经国就有隔阂。陈诚反对蒋介石在军队设置政工制度。陈诚当然知道蒋介石用政工的目的无非是监军。美国国务院情报局的官员就注意到“在中央改造委员会和‘国防部’之间的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私怨。这些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存在造成了局势的不稳定，并且呈现出潜在的爆发态势” 。[17]这个所谓爆发态势最后并没有发生，不过陈诚与蒋经国之间已然形成接班人争夺的暗中较量的态势。 1953年9月，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又作关于蒋经国的分析，指出： 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国政治王朝中的重要地位源于他的职位：（1）“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2）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3）“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利用这三个组织的功能和活动，小蒋能够在政府和党务运作中扩大其个人权力，他已经成为他的父亲的合法接班人之一。 ……蒋经国的首要对手是陈诚，他是前 “行政院长”和蒋介石的忠诚副手。[18]…… 1957年底，“行政院长”俞鸿钧遭到“监察院”弹劾。俞鸿钧是所谓蒋介石核心权力圈子“宫廷派”成员，与宋子文和孔祥熙关系密切。很显然，“监察院”这个举动有损蒋介石的威权。经过长达六个月的政治喧嚣，蒋介石终于不得不接受俞鸿钧的辞职，改任陈诚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行政院长”。 1957年8月，严家淦因“刘自然事件”辞台湾省“省政府主席”，调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美援会主任委员、经安会副主任委员。严家淦原来就与陈诚合作良好，陈诚随即请示蒋介石调任严家淦任“财政部长”。 很显然，作为技术官僚的严家淦，尽管派系色彩淡薄，也不得不卷入当时国民党政权最核心的问题——继承人问题之争的漩涡之中。 严家淦在陈诚与吴国桢的政争中站在陈诚一边，此次再次任职“财政部长”，势必要在接班问题中站边。 陈诚回任“行政院长”前后，就已和蒋介石在人事上产生分歧。严家淦的任职如陈诚所愿，与蒋介石并无分歧，但在“教育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任命上，未能如陈诚意。蒋对陈强调，未来政策需与人事配合，“教育最为重要”，并提出希望“教育部长”一职由张其昀留任，而陈却属意清华校长梅贻琦，蒋介石最后勉强同意陈诚提名。后蒋介石发现，陈诚提名梅贻琦是胡适的主意，大为不满。[19]陈诚回任“行政院长”期间，与蒋介石在诸多政策上有分歧，罅隙不断，已不复往日关系。 随着第三次“总统”选举日期临近，岛内各界对要求蒋介石遵守“宪法”不再当“总统”的呼声颇高。不过蒋介石决定通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执意重选“总统”。1960年3月，蒋介石当选第三届“总统”，陈诚任“副总统”。此前，台湾政坛有所谓宪政难题的风波，但是波澜不惊，根本无法阻止蒋介石再次担任“总统”。1963年底，蒋介石和陈诚摊牌，陈诚欲辞去“行政院长”。11月23日，蒋介石接“副总统”陈诚辞行政院长函，日记记载： 接辞修辞职密函，以其最近心理病态如狂自大，会前各种刁难特予容忍，而在大会期中对余提商名单竟置之不理的态度，至此再难忍受，只有准其辞去“行政院长”，否则必将使之公私两败。召见岳军（张群）转示此意。[20] 12月1日，蒋介石决定严家淦为“行政院长”，日记记载： 与岳军谈“行政院长”问题，辞修尚劝严静波（家淦）不要干，但严已遵令不辞，乃决以严为“行政院长”也。……下午召见严家淦，面令其准备筹组“行政院”，受命而退。……晚，辞修亦来参加我结婚（纪念日）宴会，当其临别时即告其余已令严继任其“行政院长”之职，嘱其辅助之。[21] 这段日记颇值得注意，严家淦是陈诚内阁中最为关键的技术官僚。陈诚事前准备辞去“行政院长”职时，已经通知严家淦一体辞职，以示共进退。显然，陈诚把严家淦当作自己派系人来看待。不过，严家淦此时显示出他从政精明一面，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这估计是蒋介石最终选择严家淦继任“行政院长”的最主要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家淦虽然已经当了多年“财政部长”且当过台湾“省主席”，但是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还是很低，甚至都不是中央常委。在准备提名严家淦任“行政院长”的前一天，国民党匆匆提报严家淦为中常委。“行政院长”在台湾当局的体系里，位置重要不言而喻。陈诚作为位高权重的军人，出任“行政院长”颇负人望。严家淦作为一个派系色彩不浓的技术官僚，担任这个职位，当然倍受质疑，舆论一片哗然。 严家淦“组阁”后，投桃报李，旋即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其时“国防部长”是学者将军俞大维。俞大维已任“国防部长”多年，深得蒋介石信任。严家淦和俞大维皆为技术官僚，蒋介石任用这两位无派系人物，外界已经确信他将传子。1965年1月，俞大维请辞，由蒋经国接任“国防部长”。 严家淦、蒋经国之间财经权力的交接 1963年12月，严家淦接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先任“国防部”副部长，再任部长，掌握军权，“军国大事”继续皆由蒋氏父子掌控。蒋介石年老，此时的蒋经国实际已掌握实权，但在经济领域还是尊重技术官僚治理。1969年蒋经国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经营财经权力，直到1972年他任“行政院长”完成财经权力的交接。蒋介石晚年与技术官僚们相处融洽，可以说整个60年代真正掌握台湾经济建设方向的是严家淦这样的财经技术官僚。此时，世界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发达国家的跨境投资越来越活跃，台湾的经济发展在岛上或国际上都处于好时机，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1963—1973年台湾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1.13％，工业生产增长18.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5倍。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发展较快，1972年的出口额比1963年增长了18倍。随着出口增长，国际收支状况大幅改善，1971年实现贸易顺差，扭转了1952年以来18年的逆差。工业占出口比例也在1972年大幅提高，超过80％。这表明，经过10年经济治理，台湾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发展，工业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22]这其中，严家淦作为经济推手的角色功不可没。 1965年2月27日陈诚病逝，蒋经国在台湾当局政坛已经没有竞争力的对手，接班将顺理成章，所谓接班人争议至此落幕。1966年，蒋介石提名严家淦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被提名以后，蒋介石曾说了两句意义深长的话替严家淦宣传，他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短处。”[23]提拔“新进”，自然要排除元老级的张群、孙科、何应钦等人，专心要他们关注“党务和军事”。但是还是有很多老国代不听蒋介石劝告。3月3日，蒋介石与张群谈论选举事宜，日记记载： 又关于“副总统”选举事，不良代表乘机向“行政院”严“院长”要求平民新建住宅须与优先权等狡诈。此等民意代表存在，不仅无法实施“反攻”计画，而且只有妨碍“国家”进步也，可痛之至。[24] 结果，严家淦得票782票，仅以微弱多30多票，勉强过关。蒋介石本意要得千票以上为预期之标准，因此颇为懊丧。[25]蒋介石认为谷正纲在国民大会中，反对国民党政策与决议，不愿贯彻政策，以致影响选票，应负重大责任，并指“彼不自知其贵，而且必于强占大会秘书长职务，把持‘国大’，其居心自私，已陷于危险境地”，“为使其自反、自省、自觉，不陷于自绝之境，故决明令撤职以平公愤”，决定罢免谷正纲。[26]“副总统”选举纠纷表明，残存的民主机制对威权人物还是有牵制作用。正因为这样，蒋介石在蒋经国接班的问题上，对“行政院”系统官僚的安排也破费心思。 严家淦当选“副总统”后，又兼任“行政院长”。这一届“阁员”中，黄少谷任“行政院”副院长、魏道明任“外交部长”、徐庆钟任“内政部长”、蒋经国任“国防部长”、陈庆瑜任“财政部长”、阎振兴任“教育部长”、李国鼎任“经济部长”、郑彦芬任“司法部长”、沈怡任“交通部长”、郭寄乔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秘书长为谢耿民。[27]李国鼎、沈怡都是出身美援会的技术官僚，陈庆瑜则是财经系统的官僚，长期在财政部门工作，属于迁台第一代财经官员。1967年11月，蒋介石对“行政院”进行局部改组，决定以年青的俞国华接替年长的陈庆瑜，出任“财政部长”，与蒋经国交好的孙运璇则接替沈怡。至于“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里排在副院长之后的三号人物），蒋介石要求严家淦换蒋彦士接任谢耿民。但是严家淦拒绝换谢，拖延不决。蒋介石获知后，“殊出意外”，指责他“不求新、求行与科学化之决心，毫不容怀，非仅不动其心而已”。11月26日上午，蒋介石接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指示其“即以所定人事办法以陶声扬〔洋〕、蒋彦士二人，任严（家淦）择其一人为秘书长之意转告，以及调整各部长，亦一并明告”，如果严不同意，则告以“准备其辞职，另选‘行政院’长之决心”。晚间，张群向蒋介石报告，严已照蒋介石“所示办理”。[28] 个性圆融、行政干练的严家淦很少与蒋介石有冲突。因此，蒋介石对严家淦“抗旨” “殊出意外”。不过，蒋介石仍然给严家淦留了面子，他建议任用陶声洋目的是安抚严家淦。陶声洋也是美援会出身，研究兵器，是著名的技术官僚，与严同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蒋彦士则是农复会系统的技术官僚，与严家淦交集不多。11月27日，“行政院”发布公告，拟以俞国华为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查良鉴为政务委员兼“司法行政部”部长，孙运璇为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蒋彦士为“行政院”秘书长。[29]可见，在蒋介石压力之下，严家淦干脆服从上意，不在人事上过多纠缠。但“行政院长”连一个秘书长都决定不了，严家淦的权力实际上大大削弱。这之后，严家淦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蒋经国接班的过渡人物。其所擅长的财经治理，也逐渐转移到俞国华和李国鼎等新一代技术官僚。1968年初，蒋介石频频接见俞国华，1月2日，蒋介石与俞国华商谈“整理财政与岁收增加问题”，指其与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周宏涛“皆为奉化，如不能澈底整顿有效，则无以为政”。[30]1月3日，蒋介石接见“国防部长”蒋经国、“财政部长”俞国华与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周宏涛三人，令他等负责整顿财政，并指示要领。[31]可见蒋经国已经开始插手“行政院”财经系统的人事安排和工作。 俞国华是浙江奉化人，很早就和蒋经国熟悉，是他的中学同学，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曾任职南昌行营。1961年，俞国华转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兼任“中国产物保险公司”董事长，是个非常有经验的财经官僚。蒋介石用他担任“财政部长”护驾蒋经国的意图不言而喻。至于孙运璇，则因为背景单纯而干练被蒋经国看中。 孙运璇的教育背景和蒋经国有部分类似，孙氏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学校是苏联训练中东铁路人员而设立的，学校大多是俄罗斯教师，全部是俄式教育。这和蒋经国接受苏联教育的情况类似，两人有共同语言。作为一个技术官僚，孙运璇在台电工作颇有名声。另一方面，孙运璇与经安会、美援会等并无渊源关系。蒋经国属意孙运璇，显然也在意他的无门无派。[32] 至此，严家淦就渐渐淡出财经决策圈。1972年，蒋经国任“行政院长”后不久决定启动十大建设。严家淦予以支持，并建议核电建设列入。核电是他1963年考察访问美国时就希望引入台湾的基础建设项目。除此之外，再也难以见到他的财经治理建议。 严家淦作为“过渡人物”的角色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迅速做出两项决议：其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继任蒋介石遗缺；其二，蒋经国以“从政主官”同志身份，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衿念此孤臣孽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中常会责以“效死勿去”，“衔哀受命，墨绖从事”[33]。第二天，严家淦发布一篇对外通函，表达“国丧”期间不接受外界恭贺升任“总统”： 天不整遗，故总统蒋公遽告崩殂，遗大报难，降任于藐躬。自维德薄能鲜，殊有春冰虎尾之惧，矧兹国丧期间，忧伤未释，岂敢受贺。渥承藻饰，益增惕厉。所望时抒嘉猷，以匡不逮为望。耑此函及，兹颂勉绥。[34] 这篇通告与国民党中央发布的决议文一样，把蒋介石去世宣传成传统时代的皇帝驾崩。严家淦很明白自己这个“总统”的性质，无非是让他演“周公辅成王”的戏码。就任“总统”两星斯以后，严家淦在4月18日上午约见当时担任“新闻局长”的钱复。严、钱两家是干亲家，严家淦的三女严隽菊是钱复母亲的义女，钱复算起来是晚辈。严家淦很客气，请钱复坐下来，跟他透露心声：“我这个位置是暂时坐坐的，将来我要顺利地交给蒋经国兄。”[35]严家淦就任“总统”以后，“行政院长”蒋经国曾经跟他商量，要在台北近郊芝山岩外双溪ー带，拨出一块土地，为他建造“总统”官邸。严家淦立即婉拒了这个建议，他指着在附近护卫的李连庚说：“你去拟一个安全警卫计划，这里很安全的没有问题！”[36]严氏尽量低调，以便突出蒋经国这个“核心”。严家淦之子严隽泰回忆，1975年4月，蒋介石过世后，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党主席时，严家淦特别向蒋经国致意，表示将亲自到蒋经国住的七海官邸向他道贺。蒋经国对严家淦的这番盛情，投桃报李，他在电话中告诉严家淦说：“‘总统’！应该我来看您，我到官邸去看您”。[37] 按照所谓“中华民国”体制，“总统”本来就是偏向内阁制的双首长元首，权力在内阁。蒋介石在位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越权。严家淦担任“总统”反而回到了偏向内阁制的本来原貌。外交、两岸事务，属于“总统”权力，钱复回忆，当外交人员向他汇报外交问题，他只听不做决定：“你去和经国先生讲”。[38] 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在这之前，蒋经国几次到严家淦家中，恳请他“留任”，扮演稳定力量。但他一直以年事已高拒绝。[39] 1978年3月11日，“国民大会”选举蒋经国为“总统”，谢东闵为“副总统”。这场早已安排好的权力交接程序和仪式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古今中外很多强人政权在权力继承过程当中，经常发生血雨腥风的变局，以致生灵涂炭。对于严家淦来说，和平过渡就是对当局的最好交代。台湾当局当然不会放弃机会粉饰太平，媒体一阵热闹宣传。虽然严蒋交接被外界认为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游戏，严家淦只是作了表演，没有实质影响力。但是就历史传统而论，和平交接在现代台湾政治史上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严家淦是台湾文官系统中的代表人物，和平交接既表明了蒋经国权力基础稳固，也表明了台湾的整个文官系统正常的运行。 结语 《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对蒋介石挑选严家淦作为“过渡人物”时写到： 蒋先生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我们认为的严的缺点，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40] 江南称严家淦“没有野心，没有班底”，诚然如此，但说他“庸庸碌碌”也与事实不符。严家淦是国民党迁台后技术官僚的典型。严氏专业、精明强干，在建设台湾经济上贡献很大。他受制于政治强人，配合多余独立。作为有名无实的“副总统”、“总统”，实际上掩盖了严氏作为台湾重要经济推手的历史形象。但从制度稳定的角度来说，严家淦这样的技术官僚是台湾文官体系稳定的重要力量。以蒋经国为代表的强人政治在1980年代后期谢幕，但是台湾整个文官体制并未发生巨大变动，而是和平转型过渡，避免了社会大动荡，其中当然有以严氏为代表的技术官僚的贡献。 注释： [1] 参阅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台北“国史馆”印行，2013，第32页。 [2] 参阅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38页。 [3]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大事记》下，众文图书公司印行，1968，第176页。 [4]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46页。 [5]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大事记》下，第177页。 [6]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825页。 [7] 关于总裁办公室的情形和来龙去脉，参阅冯琳《中国国民党在台改造研究（1950-1952）》，凤凰出版社，2013，第41-46页。《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一书认为严家淦在总裁办公室成立之初就已经任经济小组组长，有误。参阅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44页。 [8] 参阅吴国桢口述，裴斐、韦慕庭整理：《从上海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吴国桢口述回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132页。 [9] 《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50年3月5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篇》第九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印行，2015，第462页。 [10] 吴国桢口述，裴斐、韦慕庭整理：《从上海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吴国桢口述回忆》，吴修垣译，第111页。 [11]陈诚：《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东方出版社，2011，第390页。 [12] 毛德传：《蒋经国统驭台湾情报特工》，《军事历史》2004年第2期。 [13]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第256页。 [14] 参阅周锈环：《严家淦与美援的运用（1948—1965)》，载吴淑凤、陈中禹编《转型关键——严家淦先生与台湾经济发展》，台北“国史馆”印行，2014年。 [15] 参阅赵既昌：《美援的运用》，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第10页。 [16] 《四十五年度美援计划说明》，1955年，《严家淦档案》（以下称《严档》），原档号：Art12315-032018，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7]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台湾国民党政权形势的评估》（1950年8月21日），载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七编《台湾问题》，东方出版中心，2009，第307页。 [18]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蒋经国之阅历、权力地位及执政能力的评估》（1953年9月8日），载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七编《台湾问题》，第329页。 [19] 参阅陈红民：《台湾时期蒋介石与陈诚关系探微（1949—1965）》，《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20]《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63年11月21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一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印行，2015，第707页。 [21]《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63年11月23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一册，第707页。 [22] 参阅张敏：《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及其战略调整》，《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23]江南：《蒋经国传》，第412页。 [24] 《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66年3月3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二册，第272页。 [25] 《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66年3月3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二册，第274页。 [26] 《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66年3月4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二册，第293页。 [27] 郭传玺主编：《中国国民党在台湾4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53页。 [28] 《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67年11月26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二册，第469页。 [29] 参阅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二册，第470页。 [30] 《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68年1月2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二册，第1968年482页。 [31] 参阅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二册，第483页。 [32] 蒋经国和孙运璇过去曾经有过接触，因为蒋经国希望长子孝文进入国有公司工作，所以当他被任命为总经理时，除为子找一份工作外也希望孙运璇能看紧蒋孝文。但由于蒋孝文身份特殊，一般单位难以任用他，于是孙运璇调蒋孝文担任台电桃园区管理处长，专门查缉追讨军队、眷村偷电、积欠电费的事务。参阅谷正文：《牛鬼蛇人——谷正文情报工作档案》，书华出版社，1997，第287—288页。 [33] 参阅江南：《蒋经国传》，第446页。 [34] 《“总统”严家淦复谢“中央”民意代表恭贺继任“总统”之通函拟稿》，1975年4月6日，《严档》，原档号：Art128149-112046。 [35]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157页。 [36]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163页。 [37] 《严隽泰伉俪访谈录》，载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408—454页。 [38]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393页。 [39]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第 167页。 [40] 江南：《蒋经国传》，第40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