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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中后期，浙江战场呈现出日伪军、国民党军、中共势力三方角力与斗争的状态。中共在弱势情况下制定了灵活务实、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成功地统战了国民党军非嫡系的田岫山部和张俊升部，不但使自身力量逐步壮大，建立与巩固了四明山根据地，而且改变了浙东地区三方势力的力量对比。可以说，不断调整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的统战工作方略，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1941年至1945年中共在浙东地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浙东抗日根据地；浙东游击纵队；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231；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8）-09-0021-13 抗战中后期，浙江省钱塘江以东、以南的浙东地区又有大片土地沦陷。1941年4月至5月宁绍战役后，宁波和绍兴沦陷，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军主力沿浙赣路西撤。1942年5月至8月浙赣战役后，日军进一步推进至金华、衢州地区。至此，浙东的重要城市和大部分平原为日军所占领。尽管整体上已经沦陷，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浙江战场上兵力有限，主要控制城市和交通线。而除宁绍平原外，浙东地区以丘陵和山地为主，所以日伪军对浙东的占领并不广阔、深入。抗战中后期，浙东的基本态势是：日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地方部队和土匪等各种势力相互交织，不断角力，此消彼长。本文拟系统利用浙东抗日根据地已出版的史料丛书及海峡两岸未刊档案，在抗战中后期浙东地区各种势力发展与变动的背景中，细致考察中共对国民党军非嫡系部队田岫山部、张俊升部的统战活动，深入探讨统战策略具体运用中的各种关联性、限制性因素，及统战工作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①] 一、“多交朋友，少树敌人” 宁绍战役开始后，中共领导层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进入浙东敌后地区、发展游击战的良好时机。毛泽东、朱德于1941年4月底发电报给刘少奇等人，希望将浙东发展成独立战略单位[②]。5月1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具体指示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诸暨、绍兴、余姚、宁波已沦陷，该地群众基础很好，你们应抽派军政干部去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游击战。”[③]不久之后，这些指示即付诸行动。5月至9月，中共领导的浦东部队——淞沪游击队第5支队及其他一些部队共计900多人，分几批南渡钱塘江，来到浙东的三北地区。 “三北”是指钱塘江南岸的余姚、慈溪、镇海三县之北部地区，其地理特征非常特殊。从地图上可发现，这是一个向钱塘江明显突出的地带，由钱塘江泥沙积淀而成。这里北临杭州湾，东濒东海，西南以姚江为界，东南以甬江为界，四面环水，地理上相对独立，距离杭州—绍兴—宁波的交通要道也较远。三北地区虽然名义上为日军占据，但广大腹地实为真空地带。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占领宁波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部及直属的工兵、骑兵、警犬各队与下属第106大队、第103大队一部，由旅团长池田直三率领调至上海。未调走的第20旅团第102、103、104、105大队及第22师团第86联队第2大队，分驻宁波市区、奉化溪口、余姚陆家埠、上虞五夫、鄞江桥等地，总兵力约4400人。伪军谢文远部3000人驻奉化栖凤及附近地区。[④]三北地区没有日伪军主要据点，由此成为中共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 浦东部队到达三北后，考虑到客观环境陌生、自身力量弱小，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生存方式。例如，不用新四军名义和建制，不采用根据地一般政策，只在“坚持抗日”口号下进行斗争。除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外，还和当地地主、资本家等各方建立密切联系，以求生存。[⑤]当时，第三战区淞沪专员平祖仁的秘书薛天白在余姚北部建立了“宗德公署”，但并无武装力量。最先到达三北的浦东部队即在薛天白处取得“宗德第3大队”的番号。这些务实的政策使浦东部队在三北地区逐渐站稳脚跟，但总体而言仍处在人数较少、力量较弱的阶段。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给中共在浙东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5月3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陈毅和曾山电令谭启龙、张文碧、刘亨云、何克希等新四军干部，要求谭启龙立即动身前往浙东主持工作，并指出：“凡是敌军到达的地方，我军即应前去大量组织民众，首先注意发展武装发动游击战争。”[⑥]新四军军政干部充实到浙东地区后，浙东部队的领导力量明显增强，有了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 当年7月，谭启龙领导召开了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谭启龙是江西永新人，曾长期在湘鄂赣苏区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担任中共苏皖区委书记、皖南区委书记，深悉长江中下游地区敌我斗争的复杂性。谭启龙在会上分析浙东的形势，指出：第一，浙东为山岳地带，地理条件有利，与新四军活动的苏北等平原地区有天壤之别。第二，日军兵力不够，绝对无法对敌后作全面控制。第三，敌后各种顽固派别内部有矛盾，怕吃苦、怕牺牲，在比较困难的时期，他们是不能忍耐的，必然要逃跑、分化或者投降。第四，中共在华北、华中已有丰富经验，在政策上、经验教训上、人力上，浙江将获得上级很大帮助。[⑦]在这次会议上，谭启龙还特别谈到以后对待国民党及社会相关力量的态度：对于与国民党相关的各种力量，必须执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抗日方面是联合政策，对其反共方面是孤立政策。关键的一点是“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具体而言，军事方面，对任何地方武装和外围军，不能去吞并，更不能“新四军化”，不能把顽军内部一切人看作是顽固分子。经济方面，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时，既要照顾工农利益，又要考虑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总之，对每个地方派别、地方领袖人士都需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讨论其根本意向所在，了解其有何利益，再确定基本政策。[⑧] 中共方面对于当时局势的把握，准确地抓住了要害。以谭启龙所述第二点，即日军兵力不够、无法对敌后作全面控制为例，在浙赣战役爆发之初的1942年6月，奉化武岭学校校务主任张恺向蒋介石汇报了当时的情况：“鄞奉一带，敌已抽调一空，新嵊、东阳等县，均无敌踪，惟匪氛甚炽。”[⑨]同年夏，日军和国民党军两方集中兵力进行浙赣会战，日军在已占领的宁波新嵊地区留置兵力不足，而国民党的军队则已经退至天台地区[⑩]，这些给浙东地区中共力量的壮大带来了非常好的时机。 当时，中共浙东部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向何处发展壮大？三北地区虽然相对独立，但大多是平原，且地域狭小，不利于游击作战和战斗实力的保存。1942年9月，中共浙东区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领导召开会议，作出巩固与坚持三北地区，建立四明、会稽两块山地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11]。四明山区位于三北地区的南部，会稽山区位于三北地区的西南部，这三块区域在地理上有天然的连带关系。以余姚梁弄为中心的四明山根据地，后来发展为抗战后期中共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事实上也非常重视四明山区，正是在1942年秋季，他指示顾祝同：四明山为国民党军宁绍游击唯一之根据地，不得任意放弃为要[12]。但事实上，这里除了鄞县县长俞济民领导的地方部队外，并无国民党军的正规部队驻扎。四明山区和会稽山区往北是宁绍平原，往西是浙赣铁路线，由日伪军控制；往南是金华—永康—天台一线，由国民党军控制。相对于三北地区，四明山区和会稽山区有更为纵深的腹地，山高水长，物产富饶，适合开展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 在中共往南向四明山区发展的过程中，浙东区委基于自身力量较为弱小，而周围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相对较强的状况，继续执行“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于那些挑起磨擦的国民党系统的军队，不主动向其进攻，而是多方设法和解，写信送礼，经中间人士联络沟通，恢复谈判，改善关系。[13]对国民党军非嫡系的田岫山部和张俊升部的争取工作，正是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 田岫山，1909年生，河北人。原是国民党第10集团军新编第30师第88团团长。新编第30师的前身是独立第45旅，旅长为张銮基，直属南京军委会。1937年淞沪战役中，独立第45旅被打散，原为排长的田岫山收拢散兵，自称大队长，在浙江嘉兴地区打游击战。张銮基则与淞沪战役中突围出来的余部到达安徽屯溪。1938年春，张銮基奉命到浙江上虞整顿部队，之后投入苏南、浙西的游击战。同年夏，张銮基派自己的堂侄张俊升率兵找到田岫山，将田岫山部编为独立第45旅的特务团，田岫山、张俊升分任正、副团长。[14]1939年，特务团改成第733团，与独立第45旅所属的第734、735团一起打游击。[15]1939年秋，独立第45旅扩编为新编第30师，张銮基任师长，田岫山任该师第88团（由第733团改编）团长，张俊升任第89团（由734团改编）团长。根据第三战区向蒋介石的报告，该部在浙西游击战中表现一般，军队风纪亦不甚佳[16]。宁绍战役后，新编第30师退守浙东地区。据张俊升回忆，1942年10月，师长张銮基在浙江临海被狙击而死，开往天台的田岫山第88团被浙江保安处处长宣铁吾胁迫围剿[17]，新编第30师的番号亦在此时被取消[18]。这显然是国民党军内部的一次角力，以张銮基为代表的非嫡系部队受到整肃。田岫山、张俊升两部被迫转移至四明山区，面对政治上何去何从的问题，田岫山部有北上宁绍平原投降日伪之意。 这时，中共正面临国民党军的“围剿”。1942年11月，钱塘江北岸的忠义救国军第1支队艾庆璋部南渡，欲与中共浙东部队发生冲突。中共决定与正在北上的田岫山部取得联络，最好是确保田岫山部不会趁火打劫。时任浙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何克希[19]，是中共浙东方面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他是四川峨眉人，生于1906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和领导江南抗日义勇军，具有丰富的敌后抗战经验[20]。何克希先派参谋张任伟带着他的亲笔信，找到正在行军途中的田岫山部，探听其下一步的意图。田岫山自然不会向张任伟透露此次北上的真实目的，不过张任伟得知，田岫山即将前往的目的地是慈北三七市。他立即返回，向何克希、谭启龙等报告。何克希、谭启龙分析形势，判断田岫山很可能是要去投降日伪。何克希认为：“田胡子现在无路可走，他为报天台三战区排除异己杀死老师长张銮基的一箭之仇，想投靠日伪苟延残喘。当前田不敢四面树敌，也不敢轻视我们的力量，需要留一条后路。”[21]何克希决定前往三七市，劝田岫山不要投敌，并争取他不要和中共作对，在中共与艾庆璋的作战中保持中立[22]。对于不要投敌的劝告，田岫山并没有接受，他于11月25日将部队开进余姚城，接受日伪整编[23]。田岫山不愿意与中共合作的原因，很可能是觉得中共力量太小，不足以谈合作。不过，这次何克希主动与田岫山会面，并在田岫山部住宿一晚，展现了中共对田岫山的坦诚与善意，并建立了初步联络。从客观形势上看，田岫山投敌后，在宁波、慈溪、余姚的日军集中精力整顿田岫山部，客观上减少了对中共浙东部队的压力，中共顺利打退了艾庆璋部的进攻[24]。 日军将田岫山部置于慈溪北部的周巷地区，对其采取一系列整顿与限制措施。面对日军的整顿，田岫山“居安思危”，又产生了回到国民党阵营的念头[25]，加上张俊升的劝导，遂决定起义。1943年4月，田岫山率部在周巷镇反正。三北的中共部队为配合田岫山部，主动对敌伪进行打击[26]，并派人掩护田岫山部南渡姚江。此后，田岫山部主要驻扎上虞下管、丁宅街一带。当月，何克希亲自到下管做田岫山的工作，后来还派黄源等人到田岫山部做政治工作[27]。田岫山反正后，和中共逐渐接近，与国民党的关系则若即若离。一方面，国民政府因田岫山投降日伪，于1943年2月颁令褫夺曾经颁发给他的华胄荣誉奖章，并通缉在案[28]。田岫山也知道，国民党军并未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田岫山对于有朝一日得到第三战区的正式收编和弹药补给，仍心存希望。 总体而言，1942年秋至1943年春，中共浙东部队与田岫山之间的接触较为顺利。此时距离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仅一年有余，中共浙东部队只有1500人左右，力量有限[29]，为了站稳脚跟、顾全大局，必须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友党友军[30]。当然，中共的想法如果是一厢情愿，也很难奏效。此时，两个方面的客观形势对中共有利：一是随着宁绍战役和浙赣战役的发生，国民党军向南、向西退却，日军向前推进的同时，没有着力占领四明山区，这给中共力量的发展带来了地理空间和历史机遇。二是1942年，浙东的国民党军着力整肃部队军纪。张銮基被杀，田岫山和张俊升被迫向北转至四明山区。在地方内部出现争斗的情况下，中共浙东部队制定了“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的工作方针，将矛头主要指向主动前来挑衅的艾庆璋部，对于以田岫山、张俊升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非嫡系部队，则以联络、劝说、遥相呼应为主。可以说，正是这一务实政策，使力量弱小的中共力量在三北地区和四明山区得以立足。 二、从争取合作到兵戎相见 1943年是中共浙东部队发展较为迅速的一年。当年1月，中共浙东部队撤销了淞沪游击队的番号[31]，改组为三北游击队，何克希任司令，连柏生任副司令[32]。年底，三北游击队的直属部队发展到3600多人，武器数量和质量也有较大提升[33]。 面对这一情况，国民党浙江方面随即作出反应。1943年3月，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致电蒋介石，详细汇报了一年多来中共武装在浙东从无到有的发展情况。他写道，1941年夏，连柏生带领淞沪游击第5支队数百人来到镇海。浙江省政府原拟“剿办”，因第三战区长官部不同意，未果。浙赣战役后，连柏生部乘机扩充势力。至1942年底，该部连同地方部队等，共有四五千人，步枪3000余枝、轻机枪40余挺，重机枪10余挺，迫击炮5门。而浙东沦陷各县、国民党军驻守区县自卫武力有限，不能防范制约该部。因此，黄绍竑希望设立专门的绥靖机关，请中央拨发经费和械弹，由国民党军、保安团队及区县自卫武装互相配合，“剿灭”浙东的中共武装。[34]从黄绍竑的报告可知：第一，浙江省政府早在淞沪第5支队到达浙东时，便想予以“剿灭”，但没有得到负责该地区军事的第三战区司令部的同意。黄绍竑把责任推诿到第三战区身上，客观上反映出国民党在浙江的军政两方不能统一与合作。第二，对照中共方面的材料，黄绍竑将中共武装的人数和武器数量有所夸大。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为了争取设立绥靖机关，并获得更多的“剿共”经费、武器支持。第三，黄绍竑对浙东中共武装发展经过的描述大致符合实际情形，表明国民党一直在关注中共浙东部队的活动，并开展了相应的情报工作。当然也说明中共武装在浙东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蒋介石很快将黄绍竑报告的情况转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并责成其“指派有力部队，限期解决”[35]。蒋介石还指示何应钦在弹药和款项方面对浙东国民党军予以支持，并批准浙江成立绥靖公署[36]。顾祝同得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开始具体布置浙东“剿共”事宜。1943年7月中旬，国民党方面在浙江天台召开会议，由此时担任浙东防务的第32集团军司令李默庵主持。第32集团军总部仅辖第88军一个正规军，以及李默庵1942年进驻浙东时带来的第1、2突击队，每个突击队有五个加强营。[37]根据田岫山和张俊升给何克希的信，7月的天台会议拟一边“剿灭”中共武装，一边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削弱田岫山、张俊升两部。国民党军的具体布置为：负责协同配合作战的浙江保安第1、2团已经进入诸暨、嵊县交界地区的长坑及绍兴南部的王城附近，俞济民部由奉化向四明山地区挺进，贺钺芳[38]部则由新昌县、嵊县直扑王城、章镇和梁弄[39]。为便于指挥和作战，国民党方面委任贺钺芳为第3纵队司令，田岫山为第4纵队司令，张俊升为第5纵队司令，另外加上第1突击队的部分力量。[40]中共估计，双方一旦开战后，形势将非常复杂，对自己较为不利。一是国民党军约有主力4000人，大大强于中共。二是四明山区面积不太大，回旋困难。三是国民党军进入四明山区后，田岫山、张俊升可能更加动摇，并发生变化。尤其是张俊升与贺钺芳部有旧交，贺钺芳本人进入会稽后，即亲至章镇拉拢张俊升。[41] 一年前，田岫山、张俊升与国民党闹翻，与中共武装有一定联络，但这次又接受国民党第4、5纵队司令的委任，以获得武器弹药，如此反复无常，中共当然要制定相应对策。谭启龙、何克希向军部汇报说：“争取田张，先解决贺部，对我较有利。故决心以三、五支队主力集结峙岭，主力俟贺部进入后即予歼灭。另以小部坚持梁弄以南横坎头阵地，如田、张翻脸，则我让出横坎头，解决贺部后再求转而对付张、田，我以一部坚持峙岭阵地，先行解决田、张，转而对贺。如田、张能守中立，我们对他们保持友谊。”[42]也就是说，在冲突刚起时，中共希望稳住田岫山、张俊升两部，先解决贺钺芳部，同时也做好了田岫山、张俊升翻脸的应急准备。 11月上旬开始，军事形势渐趋紧张。贺钺芳两个支队约2000余人于11月13日经嵊县以北的仙岩镇渡曹娥江东来，14日进攻北庄一线。田岫山、张俊升两部自然也需要一起配合进攻。为了强调自己的进逼并非故意针对中共，田岫山让中共派驻自己部队的黄源带信，说他守中立，只是在梁弄地区与中共对峙，等中共解决贺钺芳部后，他会让出梁弄。此时，田岫山、张俊升两人还将贺钺芳部的兵力、作战计划等转告中共方面。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逼近，中共决定采取以少数部队钳制田岫山部和张俊升部，集中主力解决贺钺芳部的方针。[43]应该说，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先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最顽固的敌人，然后田岫山、张俊升两部必定动摇，对中共取合作态度。 11月19日，贺钺芳部向中共三北游击队第5支队驻守的蜻蜓岗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第5支队坚守阵地。这标志着1943年冬至1944年春浙东国民党和中共的武装冲突正式开始。此时，张俊升部从侧翼向第5支队进攻，第5支队两面受敌，被迫退出战斗。当晚，三北游击队第3支队向大俞进击，将贺钺芳部主力第2支队的一个营击溃。11月25日，三北游击队又在东西岙与贺钺芳部决战，获得胜利。但是，蜻蜓岗和东西岙战斗并未彻底打垮贺钺芳部，该部暂时退到晦溪、东林一线，整理部队、稳住形势。[44]中共方面对贺钺芳部未能跟踪追击、扩大战果，不能彻底获胜，这影响了田岫山和张俊升的态度。 中共部队与贺钺芳部在蜻蜓岗激战时，田岫山除以少数部队留守梁弄外，决定执行天台前进指挥部的命令，继续北犯。事实上，他在坐收渔翁之利。此时，尚在田岫山部的黄源向他严正指出：这是不讲信义的行为，违背了“挺四到梁弄为止的约定”。田岫山拿出贺钺芳的信，说：“你叫我有什么办法，等不到何司令的捷报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源表示不能再留在田岫山部了。田岫山未作留难，派人将他们“礼送出境”。在挺进第5纵队工作的王文祥等人也被张俊升“送走”。后来，田岫山、张俊升部两还袭击了中共的后方机关和印刷厂、修械所等。[45] 恰在11月25日，还发生了一件事。中共四明区委宣传部部长顾德欢和四明地委书记陈洪在余姚出席群众大会时，遭田岫山部枪击，陈洪当即牺牲。陈洪是中共部队在浙东抗战四年中牺牲的最高级干部。这一事件激化了中共与田岫山之间的矛盾。12月1日，当田岫山部从峙岭回许岙时，中共决定在蜻蜓岗打伏击。因战士们带着为陈书记报仇的满腔热血，作战勇敢，毙伤田岫山部支队长、大队长以下百余人。田岫山逃回许岙。这是中共与田岫山部之间军事上的第一次大冲突。[46]顾祝同向蒋介石汇报了这场战斗，并夸大了国民党军的战果，称已将中共部队击溃[47]。事实上，中共是有备而来、主动出击，战斗进行得较为顺利，但田岫山部也获得突围机会，中共部队则并未跟踪追击[48]。12月6日，谭启龙、何克希上报新四军军部：贺钺芳部退守晦溪，构筑工事固守；田岫山部经痛击后退回许岙、前岗、太平山一线；张俊升部退回章家埠[49]。历经十余日的战斗基本告一段落。 虽然经过第一阶段的较量，贺钺芳、田岫山、张俊升三方面部队都暂时向后撤退，形势似乎对中共较为有利。但事实上，中共部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危险：一方面，陈洪被田岫山部杀害、中共伏击田岫山部后，田岫山部由中共的松散盟友变为敌人，张俊升部也随之疏远中共，更加靠拢贺钺芳部。可以说，中共的对立面从贺钺芳一部变为贺钺芳、田岫山、张俊升三部。另一方面，第一阶段军事上主要打阵地战，虽然打跑了国民党军，但没有消灭其有生力量，特别是没有按照原计划消灭贺钺芳部主力。[50]对于力量相对弱小的中共势力而言，战斗拖得越久，越对自身不利。 经过第一阶段的兵戎相见，浙东国民党与中共的矛盾已经十分明显和突出。1943年12月22日，根据形势的需要，新四军军部电令浙东抗日武装，将三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51]。1944年1月8日，庆祝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成立大会在梁弄召开，正式公开了新四军的番号。 此时，国民党部队又调来罗觉元[52]率领的突击总队[53]，下辖三个营，共2000人，加上贺钺芳、田岫山、张俊升、俞济民部，兵力达到6000人。1943年12月20日，第32集团军天台前进指挥部向突击总队和挺进第3、4、5纵队下达了第二次作战命令，要求务必一举消灭中共浙东部队[54]。突击总队三个营是第32集团军的精锐部队，曾在西南干训班训练，装备精良，作战技术远超一般国民党军。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筑垒深入、逐步推进”的战术，只要突击营不分散，浙东游击纵队就无法与它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浙东游击纵队调整战术，作出“避强打弱、先打田张”的决定。一方面，浙东游击纵队加强宣传与政治攻势，对田岫山和张俊升忘恩负义、被国民党利用的行为进行控诉，提高群众反对田岫山、张俊升的斗争情绪。同时，加强对田岫山、张俊升部中下层官兵的宣传工作，造成田岫山、张俊升属下不愿打浙东游击纵队第3、5支队的情绪，以达到分化、动摇、瓦解和争取的目的。[55]另一方面，浙东游击纵队开始主动寻找作战机会。12月下旬，浙东游击纵队两次在梁弄、横坎头一带与田岫山、张俊升两部发生战斗。[56]但在这两次战斗中，浙东游击纵队并未真正集中全力，没能给两部以沉重打击。1944年1月20日，浙东游击纵队又长途奔袭，攻占张俊升的挺进第5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章镇，缴获大量弹药。2月10日，获悉田岫山的挺进第4纵队就驻在梁弄以北的前方村，决定与之进行决战。11日凌晨，第5支队和警卫大队从北往南攻，很快占领前方村的外围阵地，第3支队和金萧支队占领了铁帽山，准备从南向北形成夹击之势，眼看田岫山部将落入包围圈，就在这时，形势发生逆转，驻在田岫山部附近的国民党军突击营赶来支援，这是浙东游击纵队始料未及的。这次战斗开始时虽然给田岫山部以很大杀伤，但突击营加入作战后，作战的“惨烈前所未有”，浙东游击纵队伤亡100多人，超过中共浙东部队组建以来的历次战斗。[57]为吸取教训、应对强敌，浙东游击纵队决定“以分散的游击战争坚持斗争”，果断离开经营了一年多的四明山区，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后来的事实证明：浙东游击纵队主力避开强敌，北渡姚江，回到三北地区，是带有战略意义的行动，使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共与田岫山、张俊升的关系可以用“从争取合作到兵戎相见”来形容。在战斗爆发前和刚爆发时，正如新四军军部指示的那样，争取田岫山和张俊升，是坚持浙东斗争的重要问题。浙东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工作，总的方向是对的，但有时方法不太正确。1944年9月，何克希在一份总结中列举了政策运用中的缺点。例如，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一视同仁，没有区别对待。又如，没有注意扩大田岫山、张俊升两部与国民党方面的矛盾，对于他们之间的结合听之任之。另外，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开展具体工作时也不够努力、到位，关键时刻应该登门劝说，而不是写信沟通。[58]以上总结可谓中肯，但大多属于实践层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宏观上统战政策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开展具体工作时各个环节的艰难程度，毕竟田岫山、张俊升两部的实力加起来是超过中共部队的。即便中共在政策运用上更为慎重，面对国民党集中力量、下定决心的“清剿”，其实也很难应对。这在根本上是由当时浙东方面国共双方的实力所决定的。 中共在浙东形势的好转，开始于1944年春。这时，日军为策应豫湘桂战役两湖战场上的作战，在浙江的丽水、衢州发动进攻。国民党军本来用于“围剿”中共的军队不得不转用于应对日军。根据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的报告，“敌陷丽水，周副指挥官（指周淘漉）率暂三十三师第三团及保一团调赴缙云，袭击丽敌，剿匪兵力骤减，奸匪乘我部队后调，卷土重来”[59]。可见，通盘而言，整个浙东战场形势的变化取决于日伪军、国民党军和中共三方面的角力。1944年秋，中共得以从三北地区重新回师四明山区，并取得了快速发展。 三、分而化之：消灭田岫山部，争取张俊升部 1945年3月，上虞日伪军与挺进第4、5纵队发生较为激烈的战斗[60]。迫于压力，当年5月，田岫山部第三次公开投敌。5月27日，田岫山部300余人在参谋长郭玉鑫率领下，出现在余姚第泗门据点的街头。他们一律穿戴伪军服装，佩戴“特遣部队”臂章。此时，他们已被日军改编为“中央税警团第3特遣队”。日军命令他们据守上虞丰惠、许岙、丁宅街和第泗门等地。一夜之间，由于田岫山部的投敌，这些地方变成了敌占区。为何在日军江河日下的情况下仍要投敌呢？田岫山在对部下训话时声称：“中警的黄衣裳暂时穿一穿，中警的臂章也暂且缀着，等到机会一到，就可以把他们拉过来。”[61]这番话的中心意思是，自己搞的是“假投降”，目的是要“曲线救国”。田岫山是国民党挺进第4纵队的司令，但对于他的这次投敌，国民党天台方面竟未有所表示，而是采取默许态度。这与田岫山所说的到时把伪军争取过来，或许是互为表里的。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田岫山“假投降”的可能，但我们更找不到他“曲线救国”的有力证据。然而，田岫山部再次成了伪军，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浙东游击纵队决定对田岫山部进行讨伐。此时，浙东游击纵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军事实力。1945年夏，整个纵队已有4500多人，武器装备有所提高[62]；而且在军事实力之外，政治力量和群众基础也在不断提升，1945年初，中共控制地区的人口达到220多万[63]。中共在政治、军事、财经等方面的一系列建设使国民政府倍感忧虑[64]。同年4月，蒋介石致电黄绍竑，指出：“浙东宁绍两属及三北奸匪益行猖獗，虞东姚南鄞西慈北竟成赤化，二月中旬奸匪在梁弄召开参议会，选举省参议员，设立鲁迅学院，并创设各种训练机关……发行金库兑换券。宁绍各县地方部队及挺进军第四纵队械弹通讯器材悉数被劫。”[65]可见，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开创的局面已颇具规模，今非昔比。 更重要的是，从1945年初开始，新四军军部派部分军队渡过长江，南进苏浙地区，在浙西天目山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战斗。讨伐田岫山，正好可以配合浙西地区的战斗，新四军有望将浙东浙西连成一片。当年1月13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粟裕担任司令员。浙东游击纵队改编为第2纵队（因中共来往文件仍称浙东游击纵队，所以下文沿用旧称），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下属部队番号不变。2月至6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在浙西天目山地区与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军第62师、第192师、第52师、第79师、忠义救国军等作战，获得较大胜利。5月19日，苏浙军区第4纵队第11支队在富阳西南汤家埠附近东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一部会师[66]，打通了与浙东的联系。[67]在这一背景下讨伐田岫山部，是对浙西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天目山第三次作战的战略配合。 田岫山部出现在第泗门的第二天，即5月28日，浙东游击纵队领导决定由刘亨云参谋长带领第3支队（缺第2大队）、第5支队和余上特务营执行讨伐田岫山的任务。当晚，部队从梁弄出发，包围了田岫山部泗门镇的驻地。29日拂晓，战斗打响。当日下午，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与此同时，来自周巷、庵东、余姚方向的400多名增援伪军被一一击退。这次战斗毙伤田岫山部特务大队100余人，俘其谍报参谋、副中队长以下官兵14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电台1部及军用物品一批，为整个讨田战役揭开了序幕。[68] 第泗门战斗胜利后，浙东游击纵队又先后取得鲍村、杜村、下管、老坝头、上沙岭等战斗的胜利。6月4日，浙东游击纵队攻占田岫山部占据的丁宅街，基本上完成了扫清田岫山部外围据点的任务，使田岫山部的两个主要据点许岙、上虞陷于孤立。这样，这两个据点什么时候打、怎么打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浙东游击纵队手上了。[69]浙东游击纵队与田岫山合作过，也发生过冲突。为何1942年田岫山投敌后没有去攻打，而当他再次投敌时却要马上将其消灭？针对这种意见和想法，浙东游击纵队领导层在彻底剿灭田岫山之前，作了广泛的思想动员和政治宣传。 一方面，浙东游击纵队公布了何克希与田岫山1943年至1945年5月的来往信件——《从信札里看田岫山》。这些信件表明，浙东游击纵队为了团结田岫山抗战，曾经作过很多努力，而田岫山却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浙东游击纵队还发表了题为《如此国民党军队》的专论。文章列举了田岫山三次叛国投敌的事实，公布了其与日伪军秘密往来的电文，揭露了其国民党军、伪军“一身二任”的事实。[70] 另一方面，浙东游击纵队发布了针对内部的《告全军同志书》和针对田岫山部官兵的《告田部官兵书》。《告全军同志书》指出：“我们为争取他抗战，曾再三再四的劝告他，挽救他，希望他悬崖勒马，改变反动的错误政策，为此，我们并对人民作了无数的苦心说服。现在，已经是仁至义尽，忍无可忍了！”“为了进一步巩固我浙东抗日根据地，为了打通和军区兄弟部队的联系，迎接盟军登陆配合反攻，驱逐日寇”，全军同志要“用一切力量来为浙东人民除害，来为自卫战争中惨遭田匪杀害的同志同胞讨还血债”。《告田部官兵书》回顾了与田岫山部三年来的关系：“以前，你们大家都明白，我们花了多少力量帮助田岫山，无非是希望争取他真正的抗战，不要再残害老百姓。因此，我们帮助你们周巷反正，掩护你们突出敌人的包围渡江南来，帮助你们的物资钱粮，今年二月间又打垮伪三十六师解救你们被困上虞。弟兄们！天下有哪个部队能像新四军八路军这样的真心实意的对待你们？”[71]以上两文表明，中共在对内和对敌的宣传工作上都非常注意策略与方法，作了极大的努力。 6月7日，浙东游击纵队进抵许岙前沿阵地，决定先攻打许岙，再攻打田岫山亲自坐镇的上虞城。许岙位于上虞城南20公里，是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子，村内有大大小小的碉堡28个。田岫山模仿日军据点的办法，一个碉堡安排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在地势上互为犄角，在火力配置上互相交叉、互相呼应。浙东游击纵队确定了攻打许岙的具体战斗部署：先打掉“太平碉”，突破敌前沿阵地；再打“蒋山碉”和“武德碉”，控制制高点；尔后向敌纵深阵地发展，攻占田家山，消灭“锦锋碉”。直至6月20日，经过14个昼夜的艰苦奋战，许岙战斗以浙东游击纵队的胜利宣告结束。[72] 这时，国民党军从天台北上，向浙东游击纵队进攻，具体部署为：北路暂编第33师（师长为周淘漉）两个团，西路保安第3纵队（包括保安第5团）两个团，南路浙江保安第1、2团，东路俞济民两个团，突击队一部两个团，共计十个团。不过，北上的国民党军并未先打中共部队，而是首先向张俊升部开刀。国民党军提出，张俊升有两大罪状：其一，近半年来与浙东游击纵队关系密切，反共不力；其二，坐视田岫山被打而不救。6月21日，国民党军分头袭击张俊升部驻地章镇、南堡和汤埠，张俊升部的一个支队被消灭，其后方机关被迫转移至中共浙东抗日根据地，在梁弄附近休息。国民党军则转向北上，与田岫山取得联系，并猛攻丁宅街。6月27日，国民党军占领丁宅街和官山村一线。晚7时，浙东游击纵队主力分两路出击，国民党军后退。28日，浙东游击纵队继续发动攻击，将国民党军击溃。当晚，国民党军全部撤至曹娥江西岸。29日，浙东游击纵队进占章镇、南堡。接着，副司令张翼翔率主力一部西渡曹娥江。30日，在嵊东之西谢、下岙一带追上国民党军暂编第33师和浙江保安第5团，激战五小时，俘获300余人，剩余国民党军向南逃窜。[73] 田岫山眼看国民党军增援已无希望，于6月30日凌晨率部弃城西窜，浙东游击纵队占领上虞城。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讨田战役的消息，宣告浙东游击纵队解放了浙东的第一座县城。新四军军部来电嘉奖参战部队，指出：“此次第泗门战斗，赖我指战员奋勇顽强，歼灭顽特务大队大部，获得胜利，证明我浙东部队已在历年战斗锻炼中生长壮大，不仅会打游击，而攻坚技术亦日益提高，能歼灭敌人，尤以此次许岙攻坚战斗摧毁顽田坚固碉堡大小二十八座，深堪嘉勉。”[74]这一评价，恰当地反映了浙东游击纵队的成长和战斗力的提升。上虞解放，使中共控制的三北、四明、会稽地区连成一片。 讨田战役的胜利和国民党军攻打张俊升部，促使张俊升加速脱离国民党军体系。张俊升193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洛阳分校，1939年成为国民党军新编第30师第89团团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洛阳分校镀过金的人”，却依旧没能改变国民党军非嫡系军官的境遇。国民党军以抗日为名，行消灭异己之实，曾使张俊升部在1942年的浙赣战役中差点全军覆没。1945年7月2日，张俊升在函复新华社记者时说：“在我挺五纵队遭受国民党顽固派大军袭击后”，“痛定思痛，深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军队，才有光明的前途；才是真正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的力量”。7月11日，张俊升声明脱离国民党军队，接受中共和新四军的领导与指挥。7月13日，奉新四军军部命令，张俊升所部挺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2旅，张俊升不仅兼任该旅旅长，还被任命为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员。[75]而浙东游击纵队的第1旅则是中共在四明山区的主力第3、4、5支队。可见，中共给予张俊升及其部队的待遇非常高，也说明将张俊升部统战过来，对于浙东游击纵队而言十分重要。 结 语 1941年春中共武装力量到达三北地区时，兵力不到1000人，在三北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工作基础。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浙东新四军已发展到1万多人，四明山根据地颇成规模，各项政治、经济工作有序展开。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四面环伺、政治经济上控制较强的浙东地区，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中，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的统战工作是实现这一“奇迹”的关键一环。当然，这项从结果看较为成功的工作，在具体进行过程中也是曲折复杂、有失误、有漏洞的。但我们不能孤立地探讨具体统战工作的成败得失，而是应该着力观察抗战中后期浙东地区中共部队、日伪军与国民党军各方力量的生存状态及其之间的关系变化。对此，尚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地理上看，浙东地区的山川地形是需要强调的重要因素。三北地区紧邻钱塘江，是钱塘江南岸泥沙积淀而成的相对封闭的新陆地。对于中共在浙东的发展来说，三北地区是一块非常理想的跳板。该地区往南，越过日军控制的杭甬线，即是四明山区，再往南是国民党控制的天台—永康一线。三北地区属于“敌后地区”，四明山区位于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属于“敌顽结合地区”。四明山区海拔较高的主要山峰在500米至1000米之间[76]，气候适宜、雨量丰沛，盛产茶、毛竹和药材，地势低处可种水稻杂粮。这样的地形便于隐蔽和开战游击战，也能在遇到封锁时生存下来。三北、会稽和四明三块地区呈现“品”字形布局，四明山区的中共部队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进攻时，往北可退到三北地区，往西可退到会稽山区。1944年初，浙东游击纵队被国民党军压迫得最严重的时候，正是跳出四明山区、回到三北地区的正确决策，使部队获得了喘息之机，进而于当年秋季重回四明山区后，获得进一步发展。 其次，从中共浙东部队的对手看，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部分兵力逐渐转移出中国战场，对于宁绍一带采取守势，虽然在1942年和1944年曾发起较为积极的进攻，但方向主要在浙赣路沿线，而非针对四明山区。所以，中共在四明山区发展遇到的最大阻力，实际上来自国民党军。中共向国民党军非嫡系部队田岫山部、张俊升部开展统战工作，正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在浙东地区，国民党军的实力虽大大强于中共部队，但其对中共势力的“清剿”受到诸多局限。浙江的国民党军政首脑——黄绍竑和顾祝同之间关系并不协调，在浙东中共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顾祝同才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着手“清剿”。而且，第三战区并没有使用驻守浙东与浙南的第32集团军第88军主力（包括第79师和新编第21师），而是用挺进第3、4、5纵队，以及部分突击营、暂编第33师和保安团的力量。其中原因，一是国民党对于中共力量有所轻视。二是1944年1月至6月，日军发起永康战役、永（康）武（义）战役、龙（游）衢（州）战役，国民党军需要应对日军的进攻[77]。三是用非嫡系部队去打中共，是国民党军经常实行的战略。国民党军的初衷是一箭双雕——削弱非嫡系部队，又“剿灭”中共力量，结果却有可能是这些部队被中共成功统战。1945年夏受命前去攻打中共的张俊升挺进第5纵队转而被中共成功统战，便是生动一例。 再次，从中共方面看，从中共中央到华中局，再到浙东地方领导能够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宁绍战役和浙赣战役发生后，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十分敏锐，指示华中局向浙东发展，抓住了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良好时机。华中局积极贯彻相关指示，先后派军队和领导力量来到浙东地区。此后，华中局领导层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等与浙东军政领导谭启龙、何克希保持了密切的电报往来。大多数时候，华中局的指示明确而细致，如1943年12月下旬，鉴于中共部队和国民党军矛盾加剧，华中局决定，浙东军队改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944年1月8日，又叮嘱道：“浙东部队用新四军名义，不必对外作特殊铺张的宣传，只在部队内部加紧阶级教育与时事教育，因为此宣传无特殊好的收获。”[78]需要使用新四军的名义，但不作过度宣传，这种安排体现出华中局的审慎与用心。在特殊时刻，华中局又给了浙东充分的信任和自主权。在1944年2月反顽战斗最为紧张时，华中局指示浙东方面：“我们因为情况变化不十分明白，无法作更具体指示。请你们自己根据当前具体情况与变化，迅速正确处理之。不必等我们指示，以免延误时机。”[79]这一电示，可谓及时灵活。在战斗失利时，华中局的来电充满鼓励，例如2月25日的电报指出：“浙东我军主力在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的进攻下离开四明山区，这对于人数不多、历史不长、经验不多的浙东我军来说是难免的……浙东、浙西敌后地区极大，你们仍有发展的可能”[80]。当然，华中局的指示也有不切实际或者使浙东方面难以执行的时候，例如希望在浙东沿海岛屿有所发展，等等。但一般而言，从可见的华中局与浙东方面的往来电文看，双方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前提下，保持了密切、良好、积极、坦诚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对于浙东中共力量从弱到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抗战中后期，日伪军、国民党军、中共部队各种势力之间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与客观看待。这一点，可以从田岫山部数易其主中得到充分体现。在1942年至1945年短短三年时间里，田岫山部从脱离国民党军，到投日、反正、与中共互通款曲，再到被国民党军收编、参与“剿共”，继而再次投日，反复无常已达极致。除了很多回忆材料所提出的，田岫山是生性残暴、道德败坏的小人，浙东复杂的斗争局势也是其朝三暮四的重要原因。1944年7月，张俊升第89团（即挺进第5纵队）魏显庭部哗变，时任中共金萧地委书记的杨思一在日记中写道：该部“此后究竟投敌、投伪、投顽、投我或独树一帜自成局面，尚不得而知”[81]。杨思一分析出五种可能的取向，正说明当时浙东地区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极为复杂。在斗争中，何为主要矛盾，何为牵制力量，何为突破点，可谓扑朔迷离、变幻无常。 总之，中共进入浙东地区时间较晚、力量较弱，相对而言，此时浙江省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力量均较为强大。中共武装在“隐蔽发展”的方针政策下，经历了1942年至1943年的快速发展，随后不可避免地遭遇国民党军“围剿”。在1943年冬至1944年春的艰苦战斗中，中共果断撤退、转移，最终生存下来，不断壮大，并再度发力，开展统战工作。在与浙东各方面力量博弈、竞争的过程中，中共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化敌对力量为中性力量，甚至为友好力量，尤其对于国民党军田岫山、张俊升两部，长期开展主动细致的说服联络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自身的力量大小，在“打”与“拉”之间不断变化策略，至抗战胜利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与行之有效的统战政策息息相关。消灭田岫山部，成功统战张俊升部，不仅让中共力量快速壮大，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浙东的势力版图，极大地有利于中共革命的发展。 注释： [①]有关抗战时期浙东根据地的研究，代表性论著有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浙东抗日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楼子芳主编《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第七章和第九章、杨福茂《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讨田战役”》（《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胡新苗《浙东抗日根据地上层统战工作》（《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2期）、龙元平《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统战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2年）。这些研究都涉及中共浙东部队对田岫山部、张俊升部的统战工作，但在深入探讨统战工作的艰难性与复杂性、宏观把握时代环境与区域特征，以及系统利用海峡两岸档案资料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②]电报具体内容为：“1941年4月23日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区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参见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③]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④]《暂编第九军在浙江四明山及曹娥江畔战斗详报》（1941年12月—1942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787-12289。 [⑤]《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4卷，第7页。 [⑥]《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4卷，第11页。 [⑦]杭州大学历史系、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页。 [⑧]《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下），第8、9页。 [⑨]《报告浙东敌伪情形》（1942年6月24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1-058100-0005。 [⑩]《报告四明山一带敌匪情况并请辞职》（1942年10月14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1-058100-0005。 [11]《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4卷，第42页。 [12]这是蒋介石在张恺报告下所作的批示。事实上，早在1941年春宁绍失陷后，蒋介石已经致电顾祝同，认为四明山地形、位置易守难攻，是国民党军返攻宁绍的良好根据地。参见《蒋介石电顾祝同》（1942年10月18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1-058100-0005；《蒋介石电顾祝同》（1941年5月17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106-00015-207。 [13]《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4卷，第43页。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嘉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86年，第170页。 [15]关于1938年至1939年独立第45旅（后改为新编第30师）下属各部开展游击战的具体情况，参见《独立第四十五旅所属各部沪锡公路附近游击战斗详报》（1938年5月—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787-12310；《独立第四十五旅所属各部沪杭路沿线平湖洙泾一带战斗详报》（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787-12116；《新编第三十师于浙北嘉兴平湖一带阵中日记》（1939年7月—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787-15769。 [16]报告指出：“独立四十五旅张銮基部进入地区已久，而行动迟缓，今尚达成初步任务，殊属不合，拟请严予申饬等语，经查尚无不合。”此外，1939年底，负责浙江军事的第10集团军司令刘建绪在向蒋介石的汇报中，也谈到了张銮基部军风、军纪差的问题。参见《顾祝同电蒋中正》（1939年5月1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200-00060-184；《刘建绪电蒋中正》（1939年12月25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200-00053-249。 [17]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18]1942年9月，顾祝同向蒋介石汇报第三战区的部队整编情况：新30师素质低劣，纪律废弛，拟将该师番号撤销，编并于暂编34师，以资整饬。参见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1册，“国史馆”（台北），2011年，第258页。 [19]1942年8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致浙东方面的电报中指出：“同意以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四人组织军政委员会，何任书记，统一领导浙东部队。”参见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0]参见《何克希将军》，内部资料，1993年，第362—364页。 [21]《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33—134页。 [22]《何克希将军》，第3—4页。 [23]《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6页。 [24]《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55、18页。 [25]1943年3月，张恺向蒋介石报告，第88团和第89团“颇有归正之意，请饬顾长官再派人收抚”。据张俊升回忆，田岫山曾写信给顾祝同，表示自己脱离国民党军是事出无奈。顾祝同派自己的亲信——时任浙江丽水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朱楚藩到浙东，向田岫山表示笼络之意。参见《张恺电蒋中正》（1943年3月9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7-119；《浙江文史集粹》第2辑，第206页。 [26]《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29页。 [27]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编：《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27页。 [28]张俊升也因“附逆有据”，被褫夺陆海空军甲种二等奖章。参见《褫夺勋奖章》（1943年2月12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1-035100-0035。 [29]1942年冬，浙东纵队有1455人，武器情况为：重机枪7挺，轻机枪41挺，手提式机枪2挺，步马枪1332枝，驳壳枪5枝。参见《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2卷，第39页。 [30]1943年9月，中共浙东区委在一份指示中指出：“要注意不要去得罪一般的中间分子、抗日友军及地方人士，即使不能争取其与我合作，对顽亦应争取其中立；即使他有与顽合作共同对我之可能，我争取其多中立一分钟也是对我有利的；就是他已经与顽合作对我，我亦应取得其中下层干部与士兵对我同情……一切过左的行为，只有自己造成自己的孤立，而实际上帮助了顽固派。”参见《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下），第116—117页。 [31]此时，浦东部队刚刚来到三北地区时挂靠的薛天白部，番号也已经被撤销。1942年9月，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淞沪游击指挥薛天白部，擅自扩编部队，骚扰地方，拟予剿办。”参见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1册，第259页。 [32] 《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2卷，第5页。 [33]1943年冬，三北游击队共有3632人，其中直属队1121人，第3支队386人，第4支队296人，第5支队735人，金萧支队354人，四明地区370人，会稽地区370人；武器情况为：各种炮4门，重机枪10挺，轻机枪74挺，马短枪2032枝。参见《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2卷，第39页。 [34]《黄绍竑电蒋中正》（1943年3月2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4-330。 [35]《蒋中正电顾祝同》（1943年4月14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23-075。 [36]《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上饶、铅山与军委会来往军事文电（内有进攻新四军文电）》（1943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787-4185。 [3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闽浙赣抗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318页。 [38]贺钺芳，江苏丹阳人，1908年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35年任浙江保安团第3团团长。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前率部起义。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183—191页；张仲田等编著：《起义风云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3页。 [39]《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0页。 [40] 1943年10月28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本部已拟具宁绍地区剿匪计划，指定突击第一队挺进第三四五三个纵队及地方团队，克日开始进剿，并预定半年完成。”参见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5册，“国史馆”（台北），2011年，第233—234页。 [41]《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44页。 [42]《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45页。 [43]《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45、46页。 [44]《何克希将军》，第279—281页。 [45]《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84页。 [46]《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73—174页。 [47]顾祝同称：“张田两纵队各一部，东辰在青亭岗附近，将奸匪击溃。是役生擒奸军中队长一、分队长二、士兵廿余，虏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卅余枝、短枪七枝，手榴弹百余，地图一捆，步弹千余发，我亦伤亡重大。”此处的“青亭岗”即为“蜻蜓岗”，“东”日即为12月1日。在这份档案中，顾祝同还报告了新嵊敌伪军七八百人与张俊升部、余姚敌伪军600人与田岫山部的战斗，说明了12月初几方混战的复杂情形。参见《顾祝同致蒋中正》（1943年12月20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23-041。 [48]中共方面将这场战斗称之为大岚山战斗。参见《何克希将军》，第281页。 [49]《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48页。 [50]《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74页。 [51]《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52页。 [52]罗觉元，1906年生，陆军大学第14期毕业，抗战时期任突击第1总队总队长、第32集团军参谋长。1947年在山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参见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562页。 [53]1943年，国民党军在第1突击队和第2突击队之上成立突击总队司令部，由李默庵兼任司令，1944年扩编成立了第3突击队。参见《闽浙赣抗战亲历记》，第318页。 [54]《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70、175-176页。 [55]《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54页。 [56]1943年12月25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汇报浙东地区的作战情形：“（一）亥哿匪首何静率教导大队、特务大队及第三支队共二千余窜扰横堪头、梁弄一带，我田纵队附挺五支队向该敌分击。马寅，奸匪增加二千余，向田纵队进逼，刻正与匪鏖战中。（二）梗日张田两纵队已先会攻梁弄为消灭后进有利之据点。”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同时与敌伪军开展战斗。18日，“新嵊敌四百窜扰晋溪等处，与贺纵队开展激战。”参见《顾祝同电蒋中正》（1943年12月25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200-00081-110。 [57]《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76—178页。 [58]《何克希将军》，第272—273页。 [59]《竺鸣涛电林蔚》（1944年10月17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23-334。 [60]《顾祝同电蒋中正》（1945年3月4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200-00088-108。 [61]《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09、312页。 [62]《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2卷，第39页。 [63]《张云逸年谱》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编：《张云逸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 [64]1945年1月，顾祝同在给蒋介石的两封电报里汇报了中共在三北地区、四明山区、会稽山区等地的发展情形。参见《顾祝同电蒋中正》（1945年1月25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200-00213-137；《顾祝同电蒋中正》（1945年1月22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3-155。 [65]《蒋中正电黄绍竑》（1945年4月20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13-140。 [66] 1945年5月26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了中共浙东部队试图越过富春江、与浙西部队会合的情况：“浙东三北奸匪谭启龙率警卫队及一个大队于灰日由余姚梁弄出发，至诸暨江藻，与伪萧支队蔡正谊部会合，欲越过富春江，现仍被我滞阻于东南岸之大章村。”参见《顾祝同电蒋中正》（1945年5月26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3-164。 [67]《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313—314、315—348、334页。 [68]《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09—310页。 [69]《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12页。 [70]《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13页。 [71]《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00、103页。 [72]《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16、317—319页。 [73]《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06、320页。 [74]《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07页。 [75]《浙江文史集粹》第2辑，第199页；《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21-322页。 [76]宁波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宁波市志》（上），中华书局，1995年，第147—148页。 [77]《李默庵拟呈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幕僚长作战回忆录》（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787-6788。 [78]《张云逸年谱》，第126页。 [79]《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67页。 [80]《张云逸年谱》，第130页。 [81]《杨思一日记》上册，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编印，1997年，第106页。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admin) |